 从价值链到供应链，从供应链到产业链，从产业链到生态圈，协同和集成，正在悄悄地成为产业发展的方向；“竞合”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态势。 协同，联合，恰恰是从搞清楚朋友和敌人开始的。 早在1925年12月1日，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问题还止于此，毛泽东接着说：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由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从一开始就面对着敌强我弱的严重态势，所以，围绕着战略目的，如何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力量，如何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如何通过战略协同发挥“1+1>2”的战略协同效应，就成为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协同”，又被成为“联合”、“统一战线”、“团结”、“合作”、“统一性”、“联盟”、“统筹协调”等等。 协同性战略思维，很早就在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中“萌芽”。 从青年时代的《民众的大联合》，到革命初期的由“工人运动”向“农民运动”转变；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和最广大的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注意它的两面性”，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阐明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协同”和“联合”在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初期，就已经为他所高度关注。 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协同”和“联合”战略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无论其内涵之丰富，还是其形式之多样，还是其方式之灵活，都成为我党以及我党军队和人民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武器。 所以，1939年7月7日，在华北联合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引用《封神演义》的故事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研究学习毛泽东战略协同和战略联合的思维，对我们有如下的启示和启发： 第一，区分敌友是战略协同和战略联合的前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只有分清了敌友，革命党才能认清楚，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应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才能搞清楚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 第二，把握中间阶级是区分敌友的核心问题。 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提醒道： 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曾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因此在区分敌友这个问题上，如何认识、把握和领导中间阶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毛泽东在《论反对如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正是这种“动摇性”，决定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性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第三，既联合又斗争，是战略协同和战略联合的原则。 毛泽东在长期处理联合战略问题中，形成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原则。 在处理工农联盟——这个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性联盟的原则方面，毛泽东采取的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个联盟的原则方面，毛泽东提出了联合又斗争的辩证法：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毛泽东指出，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为此，他提出了斗争的“三大”原则：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也叫做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利，即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有节，即休战原则，在打退进攻后，应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 第四，坚持联合中的独立性，才能既在联合中壮大，又能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认为，在这个联盟中，虽然各个阶级、集团，有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但阶级的斗争依然存在，只是这个阶级的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 在联合的总原则下，不能不坚持独立自主，不能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为此，毛泽东说，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力，而是相反，加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的合作。 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保持一定限度的独立性，必须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点，积极地发展进步势力。 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 只有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才随时可以对付事变。 第五，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 在系统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软弱性”、“欺骗性”后，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的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毛泽东由此提醒，即使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争取多数，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争取中间势力。 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战略，就是争取中间势力。 针对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将“中间势力”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批评道： 这种“左”倾政策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的政策。 第六，争取在联合和联盟的领导权。 争取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历来是毛泽东战略协同和战略联合思维的重要思想。 在“八七会议”发言中，毛泽东就深刻地指出，放弃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 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必须要自己努力去争取才能获得的。 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之所以要与我们争夺领导权，其原因是资产阶级总是想以自己的改良主义极力影响同盟者，实现对同盟者的政治领导。 针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从反面说明了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放弃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陈独秀的尾巴主义，它实质上是“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总之，开放、合作、协同已经是当下和未来经济、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在开放、合作、协同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战略协同思维，对于当下我们的工作和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毕竟，所谓的“竞合”是“竞争”与“合作”的集合体，而“竞争”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合作”是第二位的。 教员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将理论和实践完美集合于一身的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思想方法和战略战术，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面对一个个历史时代提出的历史难题，所给出的一个个解决方案。其后来历史的发展，无一不验证了教员解决方案的伟大。 学习教员的战略战术，之所以对很多人感到困难，原因在于对当时的历史场景不熟悉，在这里陈老师将带领大家还原教员提出解决方案的时代场景，将教员的思想方法与今天的现实活学活用地相结合，不是给大家喂鸡汤，也不是讲正确的废话，而是给大家梳理出一套符合时代、符合国情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策略和办法。 结合实际、系统地、更多地学习教员的战略战术，可以私信陈老师，看一看陈老师的著作《跟教员学战略》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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