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气质文弱、思想保守、天生妥协、猜疑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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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京都帝国大学（拓展阅读：东瀛志：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如何建设“现代化”大学的？）任教的桑原骘藏，一直被视为与狩野直喜（1868—1947）和内藤湖南（1866—1934）齐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拓展阅读：内藤湖南的“中国药方”：放弃边疆、解散国防和“接受外国管理”）。

京都学派的大多数学者们，不仅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持肯定和赞许态度，而且与中国学者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

桑原骘藏（1870—1931）

不过话说回来，桑原骘藏一直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尽管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一直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中国学没有什么关系。

尽管他一再强调历史研究需要“无思想性”，但自己却撰写了大量存在主观偏见的与中国文化、习俗和国民性相关的文章。

他不仅对古代中国的文献史籍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持强烈怀疑的态度，还以“中国学者们的脑子普遍很糟糕”为由，几乎从不主动与之来往，甚至经常在课堂上肆无忌惮地挖苦和讽刺中国人。

一言概之，他似乎更热衷于挖掘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阴暗面，进而论证“中国的野蛮性与落后性”。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中国民众的“国民性”，桑原骘藏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价？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聊聊。

京都大学校园

1）谁是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1870—1931），生于福井县敦贺，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后直接考取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师从那珂通世（1851—1908），专门研究东洋史（拓展阅读：身为“蒙古圣祖”的成吉思汗，为什么会在近代日本备受尊崇？）。

那珂通世与《中国通史》

189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于第三高等学校，教授东洋史课程。同年，在研究生期间完成的首部著作《中等东洋史》上下卷正式出版发行。1899年，就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今筑波大学的前身）教授一职。

1901年5月，桑原骘藏当选为史学会评议员。1907年4月，前往中国开启了为期两年的官费留学和研究，先后撰写了《长安之旅》《山东河南游记》《东蒙古旅行报告》等颇具含金量的考察报告。

1909年4月，就任京都帝大文科大学教授，担任东洋史第二讲座，主讲东西交通史和风俗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10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后一直在京都帝国大学工作，直到1930年退休。

京都大学校园

在桑原骘藏的众多著述中，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当属《中等东洋史》和《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

《中等东洋史》问世之后，很多日本学校将该书选用为东洋史学科的教材。1899年，上海东文学社发行了该书的中文译本，取名《东洋史要》，王国维亲自为其作序。

在这之后，国内出现了多种《中等东洋史》的中文译本（拓展阅读：晚清与民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评价“五胡乱华”的？）。

至于《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更是被学界誉为“研究中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海上交通史”的经典著作。1926年，他也以这部作品荣获日本学士院奖。

《中等东洋史》内页

除此之外，桑原骘藏还在中国文化史论和东西交通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中国文化史论领域，他发表的论著主要有发表于1913年的《秦始皇帝》《中国人发辫的历史》，1916年的《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1919年的《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1923年的《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1925年的《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等。

在东西交通史研究领域，他发表的论著主要有发表于1900年的《明清时期在中国的耶稣教士》、1916年的《关于大宛国的贵山城》《张骞远征》《波斯湾的东洋贸易港》《隋唐时往来于中国的西域人》等。

1929年8月，桑原骘藏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讲习会上突然昏倒，之后便一病不起。退休以后，他一度以不能再进行学习为由要求安乐死。1931年5月24日，他在京都塔段的家中去世，享年61岁。1968年，岩波书店将他的著作整理成册，以六卷本的形式出版发行。

桑原骘藏书法作品

2）桑原骘藏的“中国印象”

近代中日两国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当时的大部分日本人普遍瞧不起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各界对于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展开了言辞激烈的污蔑和丑化。

毫不夸张地说，人性中的一切丑恶的要素，都被他们强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拓展阅读：近代日本人的“中国印象”：良知泯灭、文明停滞和“亡国结局”）。

可以预见，素来以“蔑华”著称的桑原骘藏的“中国印象”，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结合《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与《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等著述看，他认为中国人的身上普遍存在着文弱、保守、妥协和爱猜疑等负面气质。

晚清时局图

1） 中国人的文弱气质

对于中国人的文弱气质，他在《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文中，首先提到了中国人“爱争吵但轻易不动手”的特质：

总的来说，中国人很少通过暴力来处理事情，整体也不热衷于战争；至于所谓的吵架，也只是口头的争吵。

从这种口头的吵架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爱吵架的民族。比如在中国的学堂和官府等地，人群密集的地方，一定会有禁止喧哗的告示。

但是，中国人只是在口头上说，绝不会动手。我在中国各地尤其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人打在一起的情况，即使吵得很厉害也没有动手，哪怕偶尔有打在一起的，但从我们日本人的角度看，也是极为冷静的，令旁观者看着非常着急。

上世纪20年代的伤害农村

桑原骘藏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动手打架，本质上是因为缺乏“尚武精神”。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存在尚武的成分，更多的是诸如《兵车行》《新丰折臂翁》等表达苦于征战的文学作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对此，桑原骘藏将之归结于“古代中国军人的低下地位”所激发的弊病：

在中国，军人自古以来都没有什么地位，人们非常讨厌当兵。比如在唐朝，很多人希望考取文官，反观报考武举的人很少。

在中国，倘若一家之中有人从军，那么他的父兄长都会被人看不起。我们可以推测，在兵役身份低下的中国人当中，应该很少存在勇士。

1910年代的军阀部队：左为北洋军军官，中间为手持毛瑟步枪的滇军下士，右为手持“汉阳造”的张勋辫子军

除了缺乏“尚武精神”之外，桑原骘藏还认为，中原王朝在与外族的交往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文弱性”（拓展阅读：面对来势汹汹的倭寇，为什么明军一度丢盔卸甲、不战自溃？）。

为了证明观点的准确性，他在文中借用了马可波罗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汉人是一个侵略的民族，那么他们的人口多到足以征服全世界。但是不用担心，这些汉人尽管适合做完美的商人或者伶倒的手工业者，但完全不具备成为士兵的条件。

马可波罗雕像

对于中国人的文弱气质，桑原骘藏最后如是总结道：

当然，我们不应该完全看不起中国人的文弱。毕竟，比起轻率的好战，文弱更有利于世界和平。

但是，现在是民族竞争的时代，是武力的时代。受到列强压迫的中国人，依然没有改掉文弱气质的话，我只会深深为他们的前途感到痛心。

像这种含有怯弱特质的文弱特质，对于中国的将来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祸根。

1919年巴黎和会场景

2）中国人的保守气质

在《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一文中，桑原骘藏引用了很多古代中国的案例来证明这种保守气质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中国人普遍缺少创新思维。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以中国人“只知道遵循古人的先例，从不敢轻易打破先例”为切入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说，中国人是尊师尚古的典范，他们只相信古圣贤的言行。不仅如此，如果谁做了圣贤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会以不遵古训为由加以排斥。

秦始皇、王安石等人实行的改革之所以屡遭批判，主要原因也是与中国人的保守思想相抵触而造成的。可以说，在中国人看来，遵循先例比创新更为重要。

程颐，程颢雕像

桑原骘藏进一步指出，这种与生俱来的保守特质，给古代中国的学术交流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对于自己对中文文献资料长期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他在文中如是写道：

只要引出古人和先例，中国人就完全理解和相信。所以，在中国，借古人之名的伪书非常多。《神农本草经》《黄帝素问》《子夏易传》《子贡诗传》或者《关尹子》《鬻子》等借古人之名的伪书无法一一列举。

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伪书。中国的大学者中，被怀疑为伪作家的并不在少数。伪作古书的动机各种各样，总之这与中国人信奉古书不无关系。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的情况出现了

用发展的眼光看，桑原骘藏之对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存在的不信任感，并不能单纯地视为是“蔑华心态”作祟。正因如此，他在中国学的研究进程中，不仅会大力搜集和审阅中国的文献资料，同时也会参照外国资料加以相互印证。

最后，桑原骘藏如是总结道，“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与做法，不仅不利于创新和进步，也会严重地阻碍国家的发展。”

清末上海的商业街

其次，不仅喜欢遵循先例，还特别容易被规矩束缚。

在他看来，“中国人总是按照已有的规矩来书写文章或做其他事情”的特质，在外人看来非常滑稽。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

宋仁宗时期，某年发了洪水，皇帝派遣官员赴实地视察。这个官员在向朝廷汇报情况时，居然引用了形容上古尧时代大洪水的“荡荡怀山襄陵”一句，并以此受到了奖赏。

清军入关以后，某位前明巡抚向清军投降时，居然按照《左传》中的礼仪和辞令“肉袒牵羊”而来，引发了清朝军队的嘲笑。

电影《柳如是》中的清军入南京

最后，桑原骘藏如是总结道（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以失败收场？）：

中国人一般都很会模仿，但应用方面却不擅长。他们总是以古人为榜样照着样子画葫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先天的性格，后天因素也很多。与注重先例一样，中国人存在着容易被规矩束缚的气质。

西方绘作中的光绪皇帝

第三，过于注重形式，缺乏精神内核。

桑原骘藏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的情况，即使先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在意义，中国人仍然要坚守着形式。这种名与实相隔离的习惯，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感到十分奇怪。”

在他看来，中国的丧葬礼仪，就是过于注重形式但缺乏精神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丧礼非常的吵闹，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丧礼上没有实际的悲伤。但是，尽管表面上形式十分夸张，但丝毫没有对死者的哀情。

我们可以看到，葬礼上一边是职业的泣丧之人，但丧主却在一边吸烟谈笑。在我们日本人看来，这是非常令人气愤的。

实际上，不止是丧礼，所有中国古代的礼教，都只留下了形式，至于其精神意义却早已失去，实在令人感慨至极。

1909年慈禧葬礼出殡期间，慈禧出殡时隆重的现场，沿途百姓围观

第四，缺乏改革精神，不愿淘汰旧制度。

桑原骘藏认为，古代中国的政府，尽管有时会出于某些需要，主动推行一些颇具力度的制度改革。

但是，“中国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全盘舍弃旧有的制度，他们只是选择在旧的制度上面添加新的制度。可以说，中国人的改革，不是旧制度的。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改革的中国，无法取得更大的进步。”

“戊戌六君子”主题绘作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在文中转述了梁启超（1873—1929）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1851—1931）会面的情形（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当时，梁启超就明治十四年（1881）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向矢野文雄问了有关日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后者回答说，《日本国志》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书了。日本十年的进步相当于中国的一百年；《日本国志》在今天的日本，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看待《明史》一样，距现今很远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发展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对此，桑原骘藏如是分析道：

中国从很早以前就接触了西方的新式文明，但这种西方的文明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先例并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而没有被中国釆用。

日清战役和日俄战役，使中国人从四千年来的长夜美梦中被惊醒，开始寻求变法图强，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明治维新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保守的中国人能否将这种革新的气运”的持久性（拓展阅读：白鸟库吉的中国观：“南北对立”招致的“戎狄病”和“文明停滞”），持有强烈的保留与怀疑的态度：

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自古以来保留了本国的文明，而吸收其他国家的文明来增强本国力量的经验不多。即使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但中国人却不懂得如何将西方的新式文明与本国旧有的文化相结合。

反观日本，就具备从古代三韩或隋唐等古代国家吸取先进的文明，并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的经验。

晚清“预备立宪”中的皇族内阁

3）中国人的妥协性

桑原骘藏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一文中指出，“在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十分具有天生的妥协性。对于中国人而言，小到争辩，大到战争，有几分危险、有多少利益，他们都计算得一清二楚。”

晚清时期的淮军

首先，桑原骘藏在文中提到了中国民众的妥协性。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将中国人在度量衡上的“随意与不较真”态度，视为妥协性的具体表现：

中国人买卖东西常常使用秤。无论是葱、白菜、大米、豆腐，他们都是按斤两做买卖。但是，中国的度量衡很含糊，因此，秤是十分靠不住的东西。先不说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量衡就不一致。即便同样一个北方，秤也是各不相同的。

根据这样不可靠的秤，卖方可以得出自己希望的分量，买方亦可得出自己占便宜的分量，最后把双方的秤折中一下来决定斤两。这样的妥协方法，我在北方逗留期间亲眼所见，而且屡见不鲜。

清末民初的济南市场

另外，他还以“中国百姓在反抗运动中的不坚定性”为案例，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妥协性。

五四运动爆发后，“卖国贼”的陆宗舆（1876—1941）被免职。与此同时，在他的老家浙江省海宁县，当地群众要在其老宅门前树立一块“卖国者”的牌子。陆宗舆得知此事后，并未做过多的求情，因为他只用两万元就将这些人成功收买了。

通过此事，桑原骘藏最终得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不够坚决，在利益之下可以轻易妥协”的结论。

陆宗舆与“卖国贼”的碑刻

其次，桑原骘藏在文中提到了政府的妥协性。

他在文中指出，在中国境内，“不论流贼、马贼、山贼还是海贼，只要看上去稍微强大一些，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与之妥协。政府会向他们宣传，以前他们的同类现在做官了，如何享尽荣华富贵；劝说他们尽早弃暗投明，不做贼，来做官；用利禄、官职这些东西来诱惑他们。”

在他看来，无论是“招安”、“招抚”还是所谓的“归诚”与“归顺”，实际上是双方做出妥协的表现。一方面，政府隐藏了怯懦；另一方面，贼徒得到了利禄。

对于这种“欲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现象，他直言“实在是太粗暴了”。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形象

第三，桑原骘藏提到了中国军人的妥协性。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政府也不是没有强硬的时候，有时也会派遣大将或者命令地方官讨伐贼徒。但是，中国军人往往会先跟贼徒进行妥协，比如给贼徒钱粮进行收买，请他们暂时退出自己管辖的范围，以避免正面冲突。”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形象

对于军人阶层的这种妥协性，桑原骘藏持强烈的鄙夷与反对态度：

在大本营里主张强硬说，等到了前线便欢迎妥协说，此乃中国古今之常态。之所以如此，其原因种种。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为了一己之利益与他人苟合、不惜滥用妥助、—并对此毫无羞耻之心，这一点确实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将军饷弄到手，口无心地主张强硬说；一旦达到目的，便本心流露，主张妥协。

电影《茶馆》中的旧军阀形象

第四，桑原骘藏谈到了中国各界对入侵异族的妥协态度。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这种妥协性，即便对入侵的异族也有滥用之嫌（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两宋三百年，外交到底“烂不烂”？）：

须知，不仅中国百姓对异族表现出妥协和顺从，政府也是如此。对于北狄不断地掠夺边疆、侵略内陆，政府始终不敢以兵力相抵抗，而是通过通婚、赠之以金帛或割地以求得他们的欢心，来缓和他们掠夺的态势。

明朝“庚戌之变”主题绘作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提到了一个发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例子。

因为苦于北方蒙古的侵略，一位名叫瞿九思的学者向朝廷提议说：

因为朔北之地无美人，故而北虏经常来侵略掠夺。制御北虏的秘诀之一，就是使北方美人多一些，让男人终日沉溺于女色之中，让北地的女人亦开始缠足，并且把中国所有的化妆法都传到北方去。此后朔北妇人皆为柳腰莲步，北虏沉湎于女色之中，往日野蛮静貯自然会消失殆尽。

明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局势”

对此，桑原骘藏毫不留情地讽刺道（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十几万日本年轻妇女，主动选择“出海卖身”？）：

当黑船来我国之时，据说吉原—带亦曾有人向幕府有过类似的献策，但那只是北里龟奴的愚蠢之见。与中国一代才子或者学者认真的意见固不可同语。

不管怎样，在中国往往这类可笑的妥协之见容易被接受，如果提倡向塞外出兵征伐这类积极的意见，便被视为穷兵驗武而不受欢迎。

“黑船事件”

他最后总结认为，这种妥协性将是中国人的一大痼疾：

妥协也好、互让也好，主义与节操是不能忘记的。像中国人那样放弃主义与节操的妥协，那是苟合。

一时的苟合会播下百年不安的种子，还是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苟合还不如冲突。

孟子之所以否定枉尺直寻，亦是出于这个原因。《唐书》中有'两面’一语，《金史》中则有'诡随’一语。然而不管对谁都妥协，这便是'反复无常’。

中国人不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出于个人的保全之策， 欢并惯用两面诡随的手段，我以为这是应该必须唾弃的行为。

袁世凯

4）中国人的猜疑心

桑原骘藏在《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夫妻之间、同僚之间、君臣之间，常常带有强烈的猜疑与不信任感。”

首先，桑原骘藏提到了是君臣之间的猜疑。

在他看来，中国的君主要时时刻刻防范臣下，不停地保持猜疑警惕的眼光。这就意味着，君臣之间难以推心置腹，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共富贵。

汉高祖这样以宽仁大度而闻名于世的君主，杀害了韩信、彭越等功臣；温和一些的宋太祖，也会设巧言说服宿将退隐，让出权要之地。简言之，君主对于臣下的处理手段固然有严有宽，但猜疑臣下的心理却是如出一辙。

“杯酒释兵权”主题绘作

除了君臣之间互不信任之外，“中国特有的官僚组织体制，也极大程度地体现出了这种猜疑心”。对此，他在文中如是分析道：

中国的政治和教育，都是以儒家作为榜样，而其官场制度却有许多地方以法家之说为本。与儒家不同，法家预先设定人性恶，对之重加警戒。

法家的绝招在于让臣下之间相互牵制，消耗力量，使之无能力威胁到君权。继承法家思想的中国历代官制的组织，与其说信赖官吏，不如说怀疑官吏；与其说使用官吏，毋宁说提防官吏。

明朝胡惟庸案主题绘作

其次，桑原骘藏提到了中国官员之间的猜疑心。

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官员在君主的猜疑、同僚的妒忌之间以图一身之安全所花费的苦心，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明哲保身、图一己之安全，一直都是中国官员处于之第一要义”：

猜疑心重的中国人，对他人的有为之事，加以牵制；对于自己有为之事，则加以推诿。推诿与牵制，结果当然一事无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贝子载振（1876—1947）奏请中国官制改革，指出'推诿与牵制’实乃中国官制两大弊端。不得不承认这两大弊端之由来，毕竟还是在于中国人的猜疑心。

为了讨好商部尚书载振，信成银行将他的头像印刷在了发行的钞票上

第三，桑原骘藏提到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猜疑心。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猜疑心不仅局限于猜疑外人，在自己的家庭中也表现出猜疑心。特别是作为家庭表率的皇家，常有天子与太子之间发生不合的事情，很少有太子得以全终的。”

对于绝大部分太子“不得善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如是分析道：“是因为皇太子的位置，既遭受到其他皇子的嫉妒，又令天子猜忌。有鉴于此，清朝设立了天子生前不册立皇太子的制度。”

“玄武门之变”主题漫画

除了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之外，桑原骘藏还指出，中国的夫妻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猜疑心。

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喜欢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归根结底是因为男人的猜疑心和妒忌心太重招致的。

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以中国的太监制度为例，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拓展阅读：读书笔记：“疯狂”的太监，是如何“玩死”唐朝的？）：

公元835年，唐文宗联合李训等人意欲消灭宦官，但以失败告终，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

中国历代的后宫都使用宦官，其动机亦是出于同样原因。虽然宦官之祸害无穷，但在民国之前，中国一直都没有废止过这一现象。

历史上，虽然宋朝的司马光、明朝的丘濬、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论及过宦官之弊，但也大都是建议降低他们的地位，或是提出减少宦官的人数之类，却没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彻底废止宦官的要求，其中有受尚古思想的拘禁的原因，因为宦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圣人都认可的制度，不能废止。

电影《绣春刀》中的魏忠贤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人的猜疑心这么重？对此，他在文中如是总结道：

纵观上下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太平之日实在很少，这些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妥协与猜疑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本来可以通过征伐、镇压来解决的问题，却用妥协的办法来糊弄一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种一直存在的不安，又进一步造成君臣同僚之间的猜疑。

进入紫禁城的八国联军

3）尾声

五四运动爆发后，桑原骘藏一再敦促日本政府要对中国“以直报怨”，认为对中国的“亲善”是多余的；北伐战争期间，他埋怨“各国的对华外交只知施以慈母之爱，忘记运用严父之威”。

在得知日本于1927年出兵山东之后，他不仅表示“衷心欢迎”，还要求“在弄清南京事件真相的同时，马上出兵南方，追究国民政府的责任。”

济南惨案中被俘的北伐军

桑原骘之所以对华态度强硬，原因就像其自己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前途是不容易显出光明的，只能反复叹息长夜漫漫何时旦”。

比如他在发表于1928年8月的《应答中国论三则》一文中指出（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民国既没有出现伟人的迹象，官绅阶级也无望觉醒，国民党与革命党虽然宣言动听、招牌很新，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那些党员、官僚、旧军阀，在腐败与堕落的程度上没有什么差别。至于一般民众，都是地地道道的群氓。

要觉醒，认识新时代，理解新思潮，实现中国的更生，终究是不可期待的。

老照片中的关东都督府

同年10月，他在《关于日中共存共荣》一文中再度指出：

沉睡的狮子，过了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诚然，民国是成立了，南京政府也有统一南北的样子，但是从实质上看，中国的国际信用与地位毫无提升，多数国民生活上的不安毫无改善。

由此可见，当知识沦为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往往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更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拓展阅读：为了肢解中国，近代日本的学者们，都动了哪些“小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