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研究（URI）——新世纪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分异

题目：新世纪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测度及其空间分异

通讯作者：Yuanyuan Yang；Yansui Liu（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期刊：Habitat International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融合；测度；乡村振兴；中国

时间：2021年

DOI：https:///10.1016/j.habitatint.2021.102420

全名缩写：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URI；城乡融合指数URII；基础-驱动力-目标BDG

研究背景：

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构建协调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平衡城乡发展和实现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所有国家要应对的共同挑战。虽然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但也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全球可持续方面）

近几十年来，我国城乡互动不协调等多种问题困扰，正处于实现城乡一体化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的关键阶段。（中国层面）

在此背景下，城乡关系和城乡一体化研究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实际意义）

研究空白：

以往一些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单一指标，如收入，不能完全代表新环境中的URI水平。针对这一因素，部分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城乡人口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和功能一体化构建URI多维评价指标体系，以弥补单一指标测量的局限性；

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角度根据URI系统的分类或构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充分考虑URI内涵的三个新特征。（评估URI水平方面）

三个新特征:

(1)从空间角度看，URI将城乡实体整合成一个连续的、网络化的、多节点的、可渗透的区域综合体;

(2)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二元制度壁垒的消除推动城乡要素由单向向双向流动。二元制度壁垒的消除，使城乡二元结构向同质一元结构转变，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3)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城乡系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URI不仅是经济的一体化，而且是人口、空间、社会和环境的多元一体化，这是URI的具体体现。

1.指标选取及研究方法

1.1理论框架

城乡联系是促进城市和农村社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城乡联系”指的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个人、商品、货币、资源的空间流动和部门流动，如农业和非农就业。在现有城乡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城乡一体化以资本、劳动力、物质等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为特征，构成了一个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交换、相互关联的巨大城乡体系。URI是将城乡有机结合，促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这也是改变过去偏向城市的战略，走上城乡共同发展、协调发展道路的关键。

在城乡转型背景下，城乡关系的区域系统逐渐演化为生产要素流动、集聚、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空间结构系统。城乡生产要素是否自由流动对URI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要素流动看，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本收益性和技术扩散导致城乡资源配置差距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距。因此，URI的实现是基于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和产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三种经典的生产资料。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一方面，农村人口和土地资源向城市的净流入;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城市要素被分配到农业和农村，实现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的净流入。

要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需要依靠城乡间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建设，而流动的程度取决于环境承载能力。因此，交通信息网络和环境承载能力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城乡交通信息网络的建设，为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互动提供了渠道，形成了保障人口、资金、产业有序流动的必要流动载体。通过改善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促进城乡地区之间的技术和商品交流。同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人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环境承载力。

URI是缩小城乡差距的过程，是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等空间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URI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实现城乡生活质量基本平等。实现城乡生活质量无差异、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理想目标。虽然城乡对等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实现，但URI可以缩小城乡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因此，URI就是实现城乡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城乡收入一体化可以体现为缩小农业生产部门与工业生产部门的收益率差异，消费一体化旨在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差距。公共服务一体化缩小了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综上所述，城乡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产业的相互作用是URI的基础和前提，交通信息网络和环境承载能力是URI的内外驱动力，而URI的目标是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该方案，我们构建了面向过程的城乡一体化BDG (base -driver-goal)框架(图1)，并基于该框架构建了以下URI指标体系:

图1.城乡一体化发展框架。

1.2指标体系构建

城乡一体化指数(URII)是衡量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指标。URII的值定量地描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一体化程度。城乡关系的演变是由二元异质性结构向一元同质结构的转变，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从这个方面来看，URI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目标，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状态，更重要的是，一个进程。因此，有必要考虑多维评价指标，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反映城乡社区差异与比较的比较性指标，识别特定时期城乡一体化体系及其要素流动状况的状态性指标，推动城乡流动的动态指标。

表1.URI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BDG框架，结合已有文献，本文从URI的基础、驱动和目标三个维度选取39个指标，构建衡量URI的指标体系(表1)。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互动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本研究选取人口、土地、资金、技术、产业互动等15个指标(X1-X15)代表城乡要素流动。信息运输网络和环境承载能力是城乡要素流动的驱动力和载体。已有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是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渠道和空间载体。本研究选择X16-X20代表交通信息网络，X21-X27衡量环境汽车通行能力。此外，URI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和协调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实现城乡均等化。其中，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为城乡居民提供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基于此方案，本研究选取12个指标(X28-X39)衡量城乡收入消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代表URI结果。在本研究中，URI的基础指标、驱动指标和目标指标分别为状态指标、动态指标和比较指标。

1.3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1.3.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指标体系涵盖了广泛的指标。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两者吻合较好。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1949-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省(市、区)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进行补全，由于数据严重缺失，忽略了西藏自治区、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数据。

1.3.2数据处理与方法

基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框架，首先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本研究采用最大差异归一化方法进行标准化。

广义主成分分析（GPCA）作为常用的客观赋值方法之一，可以实现面板数据的测量，与传统主成分分析方法相比，克服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测量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图2.计算流程

2.结果

2.1URII的测量

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8年，中国的URI从0.23上升到0.38，增幅为65.21%，但中国的URI总体水平较低。总体来看，GI最大，DI次之，BI最低，说明URI基的差异是导致URI差异的最关键因素。研究期间BI、DI、GI分别由0.05 ~ 0.24、0.14 ~ 0.42、0.46 ~ 0.61升高。显然，BI增长最快，GI增长较慢。GI先降低后升高;与之相对应，URII呈现U形变化，以2006年为拐点，表明URI指数在2006年之前有所下降，然后继续增长，直到2018年达到峰值，其中2000-2012年的增幅最大。

图3.2000-2018年URII及其三个决定性指数的演变曲线。

URII及其组分BI、DI和GI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图4)，区域间差异逐渐减小，表现为区域分化程度(RDD)(图5)。结果表明:(1) URII的RDD呈先增后减的趋势，区域差异在2006年达到峰值;其中，东部地区的URII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广东、浙江和福建的URII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安徽、新疆、山西和云南的URII水平较低(图4(a))。从各时间节点的URI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是URI的主导区域，重庆和山西是URI的滞后区域。(2) BI的RDD最高。东部地区BI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BI较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山西、吉林、宁夏、新疆和甘肃BI较低(图4(b))。(3) DI的区域差异程度为中等。DI在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山东、内蒙古、广东、江苏和河北在东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区较高，海南、黑龙江、重庆、吉林和天津在西部和东北地区较低(图4(c))。(4) GI的RDD最低。东部地区的GI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较高，东部地区福建、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的GI较高，中西部地区重庆、安徽、陕西、湖北和青海的GI较低(图4(d))。

图4.2000 - 2018年各省的URI(a)、BI (b)、DI (c)和GI (d)。

图5.2000-2018年各指标的区域差异程度。

2.2URII的空间模式

中国按照经济管理体制可以划分为东部、东北、西部和中部四个区域。 四区URII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异质性。 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呈现出一个U型曲线，先下降后上升（图6）。具体来看，URII的排序为东部>东北>全国>西部>中部地区，东部和东北部URII高于全国平均URII，西部和中部地区URII低于全国平均URII。在BI方面，四大区域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在2000年最初落后于东北地区，但随后保持领先，中西部地区改善速度快于东北，2018年东北在四大区域中最低。四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呈持续增长趋势，东北地区自2006年以来一直低于东、西、中部地区，且差距不断扩大。GI的变化与URII的变化相似，也表现为东部>东北>全国>西部>中部。 

图6.BI (a)、DI (b)、GI (c)和URII (d)四个区域在2000-2018年的演化曲线。

本研究根据2000-2018年城乡结合部的分布特征，将城乡结合部划分为低(0-0.2)、低(0.2-0.3)、中(0.3-0.4)和高(0.4-0.5)4个等级。如图7所示，研究期内URI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2000年和2006年全国范围内均未发现URII高的地区，中等水平的地区仅包括北京、天津和浙江。此外，2000年较低水平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区。2006年，除甘肃、黑龙江和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低水平。2012年，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的城市污染指数上升到较高水平，东南沿海和东北部分地区的城市污染指数上升到中等水平，其他地区的城市污染指数都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北京、天津和东南沿海省份一体化水平较高，其他地区均达到中等水平。这些发现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具体而言，Liu et al.(2013)发现城乡均衡发展水平高的空间单元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乡均衡发展水平低的空间单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图7.2000-2018年URII的空间格局。

利用Moran指数检测URI的空间聚类特征。结果表明: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群空间集聚指数分别为0.297、0.399、0.464和0.444 (p值< 0.01);然后，利用热点分析对其时空聚类进行检测(图8)。2000年，uri的热点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建，而冷点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陕西和湖北等中西部省份。2006年，与2000年相比，该地区的热点向3个地区缩小，冷点向河南和甘肃扩展。2012年，与2006年相比，城市群热点进一步向浙江、福建扩展，冷点保持稳定。2018年城市群热点与2012年高度一致，但冷点进一步向北扩展至内蒙古和宁夏。因此，从四个时间节点的冷热点空间分布来看，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陕西、甘肃等中西部过渡地带，是连接中西部地区的纽带和走廊，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正处于城乡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然而，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农村集体土地通过征地向城市国有土地转换为代价的，这两个过程分别被定义为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特殊形式。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城乡要素流动未形成良性流动，城乡矛盾激化，城乡资源利用率低。这些地区将是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地区。鉴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金融和技术条件都不如东部地区，应该努力优化产业结构，有序推进城镇化，同时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

图8.2000-2018年中国uri热点/冷点空间分布。

2.3URI的聚类分析

利用潜在轮廓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方法，对2018年中国URI进行聚类，探讨中国URI的分类。首先，基于构建的URI指标体系，利用GPCA计算出9个二级指标，并将其作为自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回归使用高斯函数来识别潜在的类，即URI类型的数量。我们可以用Akaike的信息准则(AIC)和Schwarz的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对上述模型进行比较，AIC和BIC值最小的模型被认为是最好的。从表3可以看出，AIC随着类别的增加而减小，BIC先减小后增大，且类别为3时BIC值最小。因此，基于这些信息准则，我们认为具有三个潜在类的模型是最优拟合的。以2018年的URII为检验变量，采用方差分析(ANOVA)对聚类结果进行检验。类型I、类型II、类型III的均值分别为0.3518、0.3690、0.4571,f值为26.805 (P = 0.000)，说明三类URII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聚类结果在统计上是合理的。

表3.LPA中不同类的参数。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第二级指标的平均得分，分析每种类型的特征(图9)。第一类的9个指标的值均高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9个指标的值，从而得出URI的基础、驱动因素和目标:因此，这种类型被命名为高级协调类型。对于Type II，其URI基中的5个指标大于Type III中的5个指标，但小于Type I中的5个指标;驱动指数落后于第一类，与第三类差异不大;两项目标指标均落后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因此，II型表现为中等基础-驱动-目标值，被称为中等水平失衡型。III型表现出相对滞后的基础和驱动，被称为低级滞后型。I型、II型和III型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阶梯式特征(图10)，I型主要沿东南沿海分布。III型主要在中国400 mm等效降水线以西和胡氏线以西，属于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第二类分布在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过渡带，属于广阔的中央腹地。相应地，这三种类型对应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后期、中期和早期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

图9.2018年三种类型的9个二级指标曲线。

图10.2018年URI类型的空间分布。

I类主要包括北京和东南沿海其他5个地区（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平均URII达到0.46，城乡一体化进入高水平协调阶段。这一阶段，平均城镇化率达到74.94%，城市高水平发展有效带动了农村社区同步发展，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具体表现为城镇化基础、驱动力和目标不断增强。达到了更好的水平，因此URII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可以看出，6个Ⅰ型地区在各项指标上普遍领先。

II类包括13个地区，平均URII为0.37，处于URI中等不平衡阶段。现阶段，平均城镇化率为58.67%，城镇化发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尽管人口流动、产业互动、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和驱动力显著改善，但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推进农村资源共享的重要障碍。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省在URI的基础、动力和目标上呈现均衡发展。天津、湖北、湖南、辽宁、安徽、江西、重庆属于基础较好但动力和目标滞后的类型。四川、海南、山西、陕西、广西和贵州属于基础驱动目标滞后的类型。

Ⅲ型平均URII为0.35，处于URI平衡阶段的较低水平。这一阶段，平均城镇化率为55.01%，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二类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低，URI的基础和驱动力较弱。加之城乡发展均滞后，城乡差距尚未拉大，因此这一阶段的URI呈现出城乡水平较低但相对均衡的特点。在此类型中，8个地区的基础指标均显著偏低。此外，内蒙古交通信息网络、环境承载力等驱动指数，以及收入消费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URI目标指数均高于其他地区。黑龙江和吉林的URI驱动力相对滞后，但与URI目标的差距相对较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总体相对落后。

表 4.2018年URI二级指标得分及排序。

3.讨论

城乡关系中的URII变化：

2000年至2018年，URII呈U型曲线，以2006年为拐点，这与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2002年之前，在国家集中经济建设、快速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下，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镇化水平较低。2003年以后，城乡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中国出台了城乡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战略，为实现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2012年，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逐步进一步向好，城乡一体化战略开始实施，标志着城乡关系逐步由对立走向协调融合。2017年，中国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标志着城乡关系开始从协调发展转向融合发展，体现了重大理念转变。

不同 URI类型中的策略含义：

I类区域处于URI级别较高的开发模式。这些地区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互动、交通信息网络和环境承载能力、收入消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处于整合阶段。这些地区要充分发挥现有优势，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Ⅱ类地区要关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不一致，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和产品均等化，改善城乡资源供给差异(如医疗、卫生、教育等) 。

Ⅲ类地区在加强城乡交通信息网络建设，增强城乡互联互通能力的同时，积极促进区域人口、土地、资金、技术自由流动和产业互动。

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本研究的URI基础包括人口流动、土地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产业互动五个指标。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动水平最高，产业互动水平次之，技术流动和资本流动水平最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应将城乡市场要素统一起来，促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强化产业支撑。

(1)建议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素质，向农村引入优质劳动力要素，优化城乡劳动力配置。

(2)理顺城市资本向农村农业的流动，优化城乡资本配置。一方面，鼓励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提供农村普惠金融，充分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村，与农民建立合理、密切的利益联系机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积极投资农业。

(3)推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加快产权改革，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割”(即土地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同时，要盘活农村的闲置宅基地，盘活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加强对农村的技术支持。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迫切需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农业创新能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图11 ：城乡一体化路径。

4.结论

本文提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一体化进程导向的框架。从多维度角度，根据URI的基础、驱动因素和目标，筛选出39个指标，以URII为代理衡量中国省级城乡一体化水平。本研究将为深入认识新世纪省域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区域差异和演变，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1)URII三个分维度指标总体排名为：GI > DI > BI。但增速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

(2)我国URII较低，并以2006年为拐点呈现U型曲线，与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和乡村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3) URI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东、中、西、东北4个主要经济区的供需平衡指数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冷/热点分析表明，城市群的热点区域包括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北京和天津，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和福建，而冷点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北、浙江、福建等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地带。陕西和甘肃。

(4)中国URII可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中水平不平衡型和低水平滞后型3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从东南海岸到西北海岸呈渐变趋势。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一体化应通过统一城乡市场要素，促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自由流动，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强化URI基础。同时，要加强城乡要素流动的信息交通网络和环境承载能力建设，积极提高城乡收入消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