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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霸权：东亚地区的联盟动态  作者：Matteo Dian，博洛尼亚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研究重点为东亚安全、日本和中国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Hugo Meij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安全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 来源：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131-149. 导读 从英国学派的角度来看，本文旨在表明东亚地区联盟动态的变化，不仅仅是美国及其盟伴为应对中国而采取外部制衡战略的结果——正如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分析所言。通过发展网络化安全架构，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和伙伴寻求扩大地区霸权秩序的构成，以便通过抵抗（resistance）和适应（accommodation）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崛起纳入该秩序，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领导的东亚霸权秩序。因此本文认为，在解释东亚联盟动态变化方面，英国学派比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具有更大的分析价值，因为它可以克服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误解。 首先，通过揭示国际秩序的规范性和物质性支柱，作者认为中国不是一个试图推翻和取代现有地区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相反，中国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首要制度以及相关的次要制度进行了有选择的竞争。 其次，该地区联盟和防务安排的重新排序，并不是像结构现实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全地区范围内针对中国的制衡联盟的结果。鉴于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对基于规则的秩序进行选择性的竞争，而不是全面的修正主义，东亚地区大国推动了网络安全架构的发展，目的是通过抵抗和适应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中国在美国领导的地区霸权秩序中的崛起。 最后，尽管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因其只关注制衡战略，而无法解释将中国纳入网络化安全架构的意义，但本文表明正是这种抵抗与适应的混合解释了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合作渠道的多样性，一方面加强了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另一方面将中国交织在网络安全架构中。网络霸权是地区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回应。 东亚的网络化安全架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双边联盟体系（或轴辐体系）得到了四种方式的补充与重新审视。首先，不仅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盟国之间已经建立了新形式的防务合作。事实上不仅美国与其在该地区的五个条约盟国加强了双边联盟，而且联盟体系中不同“辐条”之间的双边和/或“小多边”防务合作也有加强趋势。其次，防务安排网络已经扩大，包括与印尼、新加坡和越南等多个非盟友的合作。第三，更加强调该地区多边安全机构的合作。最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通过发展双边伙伴关系、小多边与多边安排，拓宽了与中国的合作途径。因此，东亚地区秩序正朝着美国与更广泛的盟友和伙伴以及与中国之间更密集的合作网络发展，这四种动态的混合导致了从轴辐体系到东亚网络安全架构的过渡。现有学术文献往往只关注美国，而忽视其他区域大国在东亚的作用。本文首次从地理和理论上，全面分析美国领导的东亚网络架构出现的跨区域驱动因素和模式。 国际关系理论与网络化安全架构 本文认为在阐明东亚网络安全架构的出现上，英国学派的视角比主流的结构现实主义方法具有更大的分析价值。大多数关于东亚国防政策和联盟关系的现有研究往往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假定，侧重军事能力和相对实力考量等物质因素，不同派别的学者尽管在对中国意图的评估上存在分歧，但在两个核心命题上意见一致。 首先，中国被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其崛起必将改变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其次，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正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东亚联盟体系和防务安排，对外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最终，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通过巩固现有的双边联盟和东亚双边、小多边和多边防务关系的多样化，发展网络化安全架构被认为是一种针对中国的外部制衡形式。 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主要有三个原因：夸大了中国对现有东亚秩序的挑战程度；错误地描述了地区大国对这种挑战的反应；无法解释中国被纳入网络安全架构的意义。第一，中国没有成为修正主义大国，而是对现有地区秩序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竞争”。其次，有关东亚联盟的文献表明，除日本外大多数地区国家并没有表现出针对中国的制衡行为，而是采取某种形式的对冲，即旨在保持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某种形式的等距离战略。鉴于大多数地区大国都在采取对冲（而非制衡）战略，网络安全架构很难被视为一个覆盖整个地区、针对中国的制衡联盟的结果。第三，考虑到他们认为东亚联盟和防务伙伴关系的重新排序是针对中国的集体制衡的结果，结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通过各种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将中国纳入网络安全架构的现象。鉴于这三大误解，将网络化安全架构视为地区国家针对中国的外部制衡形式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选择性竞争、霸权秩序与联盟: 英国学派视角 基于上述叙述的局限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借鉴英国学派的替代解释。英国学派提供了丰富的概念工具，用于理解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规范支柱和物质支柱的竞争如何推动联盟和防务安排的调整进程。一个核心假定是，国际政治领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其特征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碎片化逻辑和国际社会的整合逻辑之间进行辩证。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然单薄和脆弱的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国际秩序”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之间受规则支配的互动，在这种互动中“共同的规范、规则和期望构成、管理和创造可预测的国际生活”。秩序是指“确保满足社会群体基本需求的规范、实践和过程”。国际（和地区）秩序包括多个“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即“持久和公认的共同做法模式”，如外交、大国管理、战争和贸易。首要制度正在持续不断地形成规范和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准则。“次要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指的是这种深层次规则的组织表现形式，包括联盟条约、防务安排和多边区域安全机构。英国学派认为，霸权秩序既是物质优势，也是塑造地区（或国际）秩序规范基础的能力，它不仅仅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一系列物质条件，不是霸权国家单方面拥有的，而是其他国家赋予的一种地位，并依赖于它们的承认。 基于这些概念，本文认为，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东亚霸权秩序的首要制度的选择性竞争，以及随后地区大国之间对于这种秩序的重新谈判，引发了基础次要制度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 中国对地区秩序的选择性争论 选择性竞争是指，一个国家对地区（或国际）秩序的不同首要制度及其衍生的次要制度，表现出接受和竞争的组合过程。在东亚，中国既没有完全拒绝也没有完全接受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首要制度。对于这些制度（如外交、贸易、主权、法律和战争），中国对其相关的次要制度表现出了接受和反对的混合态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许多问题领域，坚持甚至帮助巩固了现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一些首要制度（以及相关的次要制度）。另一方面，中国对东亚秩序的其他首要制度以及相关的次要制度内容提出了质疑。（详见表1） 表1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东亚霸权秩序的选择性竞争  选择性竞争的概念有助于理解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秩序的竞争模式，以及地区大国通过重组防务关系对此类竞争的反应。它有助于避免在现有文献中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与维持现状”的二分法，正在崛起的大国既不是完全修正主义者，也不是完全的维持现状者。“选择性竞争”抓住了一个国家如何表现出对区域（或国际）秩序的各种首要制度及其相关次要制度的接受和反对。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现有秩序的选择性竞争有助于解释东亚联盟动态的具体重组，即网络化安全架构的出现。 重新谈判地区秩序和次要制度的演变 本文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有选择性地对东亚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首要制度提出异议，才引发了地区大国之间重新协商这种秩序的进程，从而导致基础的次要制度重组为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具体而言，地区大国一直在寻求扩大以美国为首的东亚霸权秩序的构成，通过使美国盟友和伙伴之间的防务关系范围多样化，也通过寻求将中国纳入其中——作为一种维护秩序的方式，同时对中国采取遏制和适应的态度。 一方面，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更广泛的盟友和伙伴已经联合起来保护以美国为首的霸权秩序。在冷战时期的双边联盟中，美国的盟友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防务合作关系。相比之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几个变化。首先，作为现任霸主，美国通过促进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发展更大的防务关系，在维护地区秩序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次，美国的一些条约盟友积极寻求在维护地区秩序的深层规则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创造了新的双边、多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渠道。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它们还投资于新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倡议。第三，不是美国条约盟友的东南亚地区大国，如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了网络安全架构的发展，以此作为维护这种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规范和物质支柱的手段。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三国通过新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安排，加强了与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大国（如日本、澳大利亚或印度）的防务联系。从本质上讲，通过巩固现有的联盟，并通过区域大国之间多样化的防务安排，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交织在一个政治—军事网络中，增强了它们制衡中国对地区秩序进行选择性竞争的能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东亚并未被视为一个成熟的修正主义大国，而是在进行有选择性的竞争，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和伙伴一直试图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中容纳中国的崛起。具体而言，它们旨在引导中国在现有秩序的稳定中发展既得利益，并坚持其规范性基础。为此，它们通过各种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将其纳入这一架构。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已日益成为网络安全架构内大量双边、小多边和多边合作途径的一部分。中国与多个地区大国发展了广泛的双边关系（包括战略伙伴关系）。它还参加了中国/韩国/日本三边等小国集团及其常任三国合作秘书处、多个多边地区安全制度及多国军事演习等。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目标是尽可能容纳中国在基于规则的东亚秩序中的崛起。就其本身而言，通过参与网络化安全架构，中国寻求发出“安抚信号和对区域合作安全规范的承诺”。 总而言之，本文揭示了每个区域大国在改变东亚霸权秩序的构成，以及支撑这种秩序的联盟动态变化中的作用与能动性。地区秩序构成的不断扩大，并不意味着要过渡到权力均势的协调一致，因为美国仍牢牢占据着地区权力结构的最高位置。然而，与冷战时期相比，东亚霸权秩序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华盛顿的鼓励下，地区强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扩大了它们在该地区的安全角色。同时，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不同的合作渠道将中国纳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秩序。这种对地区秩序的重新谈判，已经转化为对基本的次要制度（即地区联盟和防务伙伴关系）的重新排序。现在出现的是一个重叠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防务安排网络，不仅包括美国及其盟国与伙伴，也包括中国。 译者：聂涵琳，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 校对 | 谭皓宇 李源 审核 | 李源 排版 | 韩欣洁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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