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它的大时代；正如每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都曾甩过自己帅气的中分。
浙江，曾经是野百合。一江山岛，至今还是禁区；大陈岛上，奉化人最后回望故乡。那个年代，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写梅岭三章的外长说自己头发都等白了，还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其打烂，还不如不建。全国一盘棋的年代，浙江，就成了国家投资最少的地方。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浙江经济的增长幅度一直在全国平均水平之后，那时的浙江，和西部欠发达地区是难兄难弟。市场，激活了“上八府、下三府”。扩展的秩序，扩展到了之江流域。汪小姐说，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跑。恩赐的东西来得轻松，收回去更容易。后面这句话是我说的。浙江人，靠自己。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温州同学告诉我，他爸爸一年到头在外面跑印刷业务，过年才能回家几天。
兰溪一剂药，东阳一把斧，永康一只炉，义务一面鼓。这是最早的“一地一品”。没有大树遮阳，万物承接雨露阳光，竟能长成葱郁丛林。著名记者章敬平在《浙江发生了什么》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乏天赋的自然资源、缺乏良好的工业基础、缺乏政府直接的投资推动、缺乏外商投资的强力推动和缺乏特殊的优惠政策支持下的浙江，通过“小商品、大市场”，一跃成为全国的市场大省、经济大省。学者余潇枫等人将“浙江模式”概括为“五个动”：“个体发动，（家族）家庭联动，民间互动，市场拉动，政府推动。”他们说，也可以用“五个化”来概括：“人力资本个体化，资本积累民间化，市场主体多元化，制度创新普遍化，政府推动适时化。”2024年1月12日，一个名叫薛驹的102岁老人去世。朋友圈、微信群很多师长在转发此一新闻。《钱江晚报》的报道中这样写：“据报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薛驹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1983年11月16日,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一文。此后，步鑫生的改革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84年2月，省委办公会议听取调查汇报后，肯定和总结了海盐衬衫总厂改革的经验，在全省发动了一场怎样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讨论。这位老人叫沈祖伦。沈祖伦在绍兴担任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人们都亲切地称他“生产大队长”：农民能干的活他能干，农民不会干的活他也会干，譬如为母牛接生。1988年上级决定让他高升一步，他说，“我宁可不服从分配，也不当……”。居高位者，行为谦卑，晓得什么时候不用权力，难能可贵！
再说一位，吕祖善，他的名言是“市场经济管效率，人民政府管公平”。2011年，65岁的吕祖善退休之后，还去浙江省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向人们宣传浙江。官员明白自己的本分，权力也“谦卑地站在市场之外”。只有大胆地鼓励基层去探索，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行为方式。浙江高层的做法是：允许各级政府依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遵守政治原则、不违法不违纪的前提下，大胆尝试一切可能的新的行政方式。1988年，企业实行党政分开和党组织属地领导试点。章敬平在书中提到：1989年的时候，要不要让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争论很激烈，私营企业的社会压力特别大。徐冠巨的母亲担心得睡不着觉。就在徐冠巨把企业的应收账款收回来准备关门大吉的时候，当时思想很解放的乡党委和政府，找到徐冠巨和他父亲，鼓励他们继续把企业办好。为了表示支持，乡政府还把徐冠巨的父亲评成了乡里的劳动模范，带上了大红花。1999年，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管理监督的意见》。1999 年，上虞市成立便民服务中心, “ 超市式”政府服务模式。“（浙江）它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为它耀眼的GDP，超越资源局限的发展速度，使得那片狭小的土地过早地呈现出开放社会的态势，给民主的发展，供应了适宜的温度和政治气候。”章敬平在书中写道。张雪峰说文科是服务业，完全正确；但说是“舔”，偏激了，以偏概全。服务业是社会刚需。存在公共空间、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就需要服务业；不是所有的服务都需要跪着。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则不需要任何政府。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政府的存在，就是人类堕落的明证。
我们管不好自己，所以才有政府。政府，是受托掌握了权力的服务生。
樊纲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市市场化进程报告（2000）》的资料表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浙江省的各级政府逐渐放弃对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不再直接组织、参与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规模逐渐缩小。用世界银行标准衡量，1978年——2000年9月，浙江省政府的相对规模缩小了二分之一。1999年，浙江政府工作人员占人口比例为0.77%（不包括教育、卫生、科技），列全国第7位，大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浙江的其他省份。1997年，南存辉在美国参加会议，从四个方面，证明他的企业的成长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第一，中国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地位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第二，私营企业享有银行贷款优惠计划，利息只有4厘，最低的1厘，而普通利率是6厘。第四，中国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并准许新的私营企业进入行业。在2007出版的书里，社科院的房宁他们这样总结浙江经验：二、广大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是浙江省基层民主创新的内因；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为基层民主政治创新提出了必然要求；五、独特性的“创造性”思维是浙江基层民主政治创新不可忽略的内因；市场扩展，民主意识，直面问题，服务本位，再加上地方基因，多因素叠加，就攒成了浙江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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