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惧怕衰老，衰老意味着死亡。通常比死亡更早一步到达的是遗忘。 忘记这一生经历过的琐碎事，也会一次又一次记起那些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的事。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家老人经常念叨什么？还是认为这不过是老人的糊涂话，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姚一群比大部分人细心，暗中记住了父亲常说的数字和名字。 在一个偶然机会下，他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些数字和名字，立即上报给中央。 他没想到，由此揭开了父亲的真实身份。
为我党传递情报 自1934年下半年开始，在国民党中央陆测量总局制图科第五股工作的姚子健，每周六都要打扮一番，乘坐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玩一趟。 他总是提着一个皮箱子，里面装着衣服和书籍，身穿国军的服装，在周六晚上出发。 虽说那时候国民党在火车站等地方派军警盘查来来往往的行人，防止我党的地下成员想办法传递情报，趁此机会抓捕共产党员。 但他们一看姚子健的穿着打扮，知道他是“自己人”，便不会对他进行盘查。
通常，周末早上他就抵达上海，然后在上海“晃一圈”后又乘坐火车回南京，周一到单位工作。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 表面上看，姚子健似乎只是利用周末时间，到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玩乐。毕竟他每个月的工资可有28块大洋，生活条件很不错。 3年时间里，国民党从未怀疑过他到上海究竟是在干什么。
其实，姚子健不是到上海花天酒地，而是向我党传递情报，他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一名红色特工。 他提的箱子最里层，藏着国民党的军事地图。 他知道国民党军警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份，对其会放松警惕，便借此机会传递重要情报。 这些地图，跟国民党的军事地图密切相关。 为了获取情报，能接收、保管绝密级地图，姚子健特意从负责印刷的部门调到了第五股，理由是自己眼睛不好。 一旦有人来取地图，同时会告知他们是哪支部队的，他在一旁暗暗记下，寻找机会拿走相同的地图。 国民党内部腐败，根本不会发现地图“丢失了”。再加上他行事谨慎，一直没有被发现。
而他之所以会加入我党，跟一个人有关。 1933年8月，姚子健刚到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印刷地图部门工作不久，便知道了一个重要消息——同乡兼好友舒日信在上海，而且加入了我党，负责情报工作。 姚子健立即找到舒日信，表示想要加入我党，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九一八事变”时，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非常不满，想着加入我党。
1933年初，报纸上说国民党一测量学校在免费招学生，他看了后决定报考该学校，为加入我党打基础。 选班时，他清楚的认识到宣传工作在革命中占有重要位置，而它离不开印刷，所以选择了制图班的印刷专业。 现在有机会实现梦想，他当然不会错过。 当时，国民党大力打击我党，姚子健不顾危险愿意追随我党，舒日信非常感动，将他介绍给了相关负责人。 1934年春天，他成功入党，根据组织的指示潜伏在敌人内部。 多年来不知身份 姚子健为我党传递情报多年，可一直不知道曾为中央特科工作。年纪大了，他记忆不好，嘴里时常说一些家人听不懂的数字、名字，没想到因此解开了身份谜团。 中央特科是我党成立的第一个情报机构，由周总理亲自领导，负责搜集情报、打击敌人等工作。
谁知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供出了很多地下党员的身份。 若不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等同志冒险传出情报，同志们及时撤离，我党的损失难以估量，革命也会遭受巨大打击。 鉴于此，中央特科的各级同志相互联系时，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他们的代号。 传递情报时，他们也不会有过多交流。从而避免有人不幸被捕，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供出其他同志。
像姚子健这种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都是单线联系，知道的对方信息就更少了。 从1934年到1937年，同他在上海接头的是舒日信及其妻子沈伊娜。 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我党工作，不知道具体归属于哪个结构，也从不多问。 “七七事变”后，舒日信夫妇撤离，他想脱离国民党，回到抗日前线，便向上级递交了相关申请。 1938年4月，姚子健根据组织的安排，到香港情报站工作。 4个月后，他又拿着上级“小开”写的介绍信，前往延安，进入抗大等地方学习。 之后，组织需要姚子健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曾是中央特科的一员，更不知道“小开”是潘汉年。
建国后，姚子健曾担任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等职务，坚持投身祖国建设。 年轻时，他从不对家人提起自己的过去，向他们讲述曾在隐蔽战线奋战过。 随着年纪不断增长，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脑子也不再那么清醒。 儿子姚一群时不时能从他口中听到一些奇怪的数字、名字，包括“舒日信、沈伊娜”等等。 他念叨得多了，姚一群记下了这些信息。 父子俩不会想到，这成了解开他身份谜题的关键。 因一场演讲确认身份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保密性，姚一群多年来不知自己父亲是中央特科成员。 直到2001年因一场演讲，他才被确认身份。 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参加单位组织的座谈会。 演讲人是我国著名的红色特工沈安娜，曾以速记员的身份先后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
从1935年到1949年建国，她在潜伏了十四年。期间，她数次参与到蒋介石、白崇禧召开的重要会议中。 她和丈夫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搜集的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我党。 革命胜利多年，沈安娜终于有机会将红色特工的传奇经历讲给年轻一代听，让他们知道革命的不容易。 这样一位在隐蔽战线作战多年的特工的演讲，姚一群听得十分认真。
当沈安娜给大家讲述多年前如何工作，上下级同志间如何沟通传递情报时，姚一群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他听到了熟悉的数字以及“沈伊娜”等人的名字，顿时觉得父亲过去的经历不简单。 原本他以为父亲在雷达部门工作，这些数字是科学方面的重要数据，人名或许是父亲单位的同事，没想到这竟然是红色特工们传递情报的重要代号。 姚一群非常激动，在座谈会结束后，特意找到沈安娜革命老前辈，同她说起父亲常说的那些数字，也说起了沈伊娜等人。 沈安娜表示沈伊娜是自己的姐姐，舒日信是姐夫。 两人都非常重视此事，决定要弄清楚姚子健的具体身份。 姚一群向单位汇报了父亲常常念叨的数字、人名跟隐蔽战线工作有关，引起了中央部委的注意，当即对姚子健的身份、经历展开调查。 最终，有关部门确定姚子健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特工。
当沈安娜满怀着激动找到姚子健，他终于知晓了真相——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 两人都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抱着为国家、为党随时牺牲的信念而战斗。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他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将情报传送出来。 年轻时他们从未谋面，不料暮年有缘相见，不胜感慨唏嘘。 虽说姚子健当年不知道在什么部门工作，可他又最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国家和平，为了战争的胜利独自在黑暗中战斗。 姚子健与沈安娜没见面前，找不到人诉说过去的一切，也没人能解决他的一些疑问。 他并不是孤独的，知道有许多缘悭一面的战友。
尽管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姓名、甚至长相，可能只知道一个简单的代号，可都有同样高尚的心灵。 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地下工作者，以及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 这一点，就是到了垂垂老矣昏昏沉沉之际，姚子健也没忘却。他始终惦记着那些情报的送达，惦记着战友。 沈安娜亦如是。 2010年，这位我党最杰出的秘密情报员之一的同志已经九十五岁高龄。 她几乎忘却了身边的人和事，在弥留之际说的话依然和当年的潜伏工作有关。 她从没忘记自己的职责，十四年的危险潜伏在其生命里烙印下重重的痕迹。
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这位“最后的红色特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他代替战友们看到了如今的中国如何强大、不受压迫与欺负，群众生活如何幸福、安定，想必老人离开时是欣慰的。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群狼环伺的世界挺直腰板，靠的就是这些革命先辈们默默的付出。 我们要铭记、感谢他们，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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