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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邓稼先的爱人许鹿希曾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花的钱要比别的国家少得多。杨先生默默地摇了摇头，轻声说道，若搭上科学家的性命来看，就不能这样计算了。他们的工作要求不能出任何一点纰漏。 邓稼先常常对人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情。小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有一次午夜后，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只穿着拖鞋就出门上了吉普车。这是他的脾气和习惯。要紧的事情一发生，便忘掉一切。 那是一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瓢泼大雨的黑夜，当时雨依然很大，这种时候汽车跑在山路上是十分危险的。山顶上的雨水带着泥沙和石头冲下来，路段上时有塌方，安全毫无保证。他乘坐的汽车强行沿着山路盘旋，忽而向上，忽而向下，车到河边时，大水已经漫过了桥面，这里是曾经出过车毁人亡事故的地方，司机心里很紧张，车速一点点减缓下来，不敢开了。 邓稼先使劲摇着司机的肩膀喊着：“冲，往前冲！”司机也有些心急地说：“老邓，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毫不犹豫，严肃地但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核武器的重要性，也明白邓稼先的心情，他加大了油门，冲向桥面。车子行进在漫着河水的桥上，浑浊的河水立刻灌到了汽车里。一路颠簸好几个小时才到车间。司机累倒了，可邓稼先却立即投入工作，又干了一天一夜，终于排除了故障。 这样抢时间去排除故障解决问题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已经很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事后他心里并未产生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自豪感，或是获得某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安慰。是事业心和工作环境这两样东西久而久之的结合，使他获得了这样的品质，这种品质一经形成便永远伴随着他。这是一种他自己也未能觉察到的伴随物。 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紧张工作，像一块磨石一样，一分一厘地损毁着邓稼先强壮的身体。通宵达旦的工作所带来的疲劳，在他年轻时，几个小时的熟睡就可以消除。50岁以后，稼先的体格虽仍很魁梧，但精力开始出现衰老迹象。1982年的一天，核试验临近之前，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人们十分焦急。面对四面八方来的询问，邓稼先十分明确地说：“一个小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自1981年以来，他已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院长，他稳得住神，军心就不会乱。其实他心里也是十分着急的。他和大家一起来到井口，这里的气温是零下三十多摄氏度，茫茫的戈壁滩上风沙呼啸。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能走。”理由是不言自明的，这样简练的语言，最能使人们明白他的心意。事故终于排除了，核试验成功了。 顿时搬去了心里的石头，邓稼先想喝酒，就从食堂里买来几个普通的菜，但找不到好酒，一直跟随他身边的李医生神秘地轻声说：“我那里还有一瓶剑南春。”邓稼先立刻大声催他：“快！快去拿来。”两人在帐篷里正准备开怀畅饮。这时另一个帐篷有人过来请老邓，说那里有些领导人在聚会庆功。 邓稼先找不到任何理由不去，他真的不愿意去，这并不是他和那些领导人相处得不好，而是他不愿在排场的地方喝酒，就像他不愿在宴会上吃饭一样。 宴会是被礼节所捆绑的聚会，是应酬，使恬淡的本性受拘束的场合。对邓稼先来说，吃饭、玩耍，尤其是喝酒的时候，第一需要就是自在。情趣盎然的自由抒发，这才是喝酒的环境。也只是在这种时候喝着酒，才能尝到酒兴的真谛。每次他自己回到北京，只有在北大朗润园和年迈的父亲一起喝酒时才有真正的酒兴。他们拿着装有茅台酒的瓷瓶摇晃着轮番放在耳边来听，以判断两个人究竟喝了多少。 他们都劝对方不要再喝了，但自己却还要喝。他们谈心，谈音乐，谈外国小说，谈京剧，也谈国画，无拘无束。自在，始终是邓稼先在生活方式上的主导追求。直到他当了院长，还有时和大家买一块烤白薯在马路上边走边吃，他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贫民化，他为的就是自在。但是现在的场合不同，他被叫到那边多少带有些仪式性的会餐桌上去了。试验成功使他兴奋，但同时使他精神松弛。 忽然，李医生听到那边在喊：“李大夫，快过来！”这里邓稼先已经昏倒了，脉搏摸不到，血压是零。他只喝了一口酒，就突然倒下。而在平时，他是颇有酒量的。李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一个钟头过去了，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抢救了一整夜，他才醒过来。 这次昏倒，并不是试验成功的狂喜所带来的，他已经历过许多次激动心弦的狂喜了，但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种病情。昏厥，是他长期以来疲劳过度后骤然松弛的结果。 一个一生如牛负重的人，突然环境改善、松弛下来后，常常会诸病缠身。这是因陡然失去支撑困境的精神力量而垮下来的，不过，邓稼先这次昏倒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这里。他在此前几年，受到放射性物质严重的伤害。那次伤害，对邓稼先是致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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