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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生基坪遗址为重庆武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文物保护工程考古发掘项目。遗址位于武隆区凤山街道城东村十七社，坐落于一处名为棉花坝的乌江一级台地上，东临乌江，西靠低矮山丘和龙湖路，北隔自然冲沟与武隆中学相望，南部为雷家院子居民居住区，分布面积近10000平方米。该遗址与大农场遗址、小农场遗址、大元坝遗址和田坝遗址隔江相望。（图一、图二）。  图一 武隆区生基坪遗址位置图  图二 武隆区生基坪大环境图 根据考古发掘项目规划，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之考古工作队对武隆生基坪遗址开展重点勘探和考古发掘，其中重点勘探4000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探方布设依据调查勘探情况，可划分为两片区域：临江一侧划为东部发掘区（简称东区），临西部低矮山丘的一侧划为西部发掘区（简称西区）。遗址清理了东周至近现代时期的房址、陶窑、灶、石灰窑、墓葬、灰坑、灰沟和柱洞等遗迹共计367个（图五），其中东周时期遗迹共计154个，出土有一批石、陶、瓷、铜等质地的文物标本。  图三 2022年度东部发掘区完工正射影像图  图四 2023年度生基坪遗址完工航拍图  图五 生基坪遗址各时期遗迹数量柱状图 二、发掘收获 1.地层 东周地层主要分布于西区，西区地层依据年代大致可分为现代、明清、宋代、不晚于汉代、东周地层，其中⑤～㉖层为东周地层。（图六）。本区地层以坡状堆积为主，推测该地曾是一处整体呈东高西低、南北向中部凹陷的坡地，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下被逐步填平，形成今天的台地风貌。  2.遗迹 东区发现的东周遗迹53处，主要有房址1座、灰坑23个、灰沟4条和柱洞25个。西区有东周遗迹101处，其中灰坑64个、柱洞28个、灰沟9条。现选取重要的代表性遗迹简要介绍如下。 （1）灰坑 H14位于东区TN39E23探方东北部，跨越四个探方（图八、图九）。叠压于②层下，打破生土，距地表0.35米。平面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北部稍窄，长5.2、宽3.58～4.24米。灰坑上部被破坏，由西向东倾斜，斜壁内收，圜底，深0.4米左右，灰坑可分为三层。出土大量陶器小件、陶片、石块、零星几粒青铜器小碎渣以及少量小块的骨骼。其中，陶器包括陶罐、陶豆、尖底盏、花边口沿罐、纺轮、网坠等。另外坑内出土大量的石块，多为河卵石，仅零星几块为石灰石。H17与H14相邻较近（图十），情况与H14类似，为一处丰富陶器等遗物堆积的椭圆形灰坑，不再赘述。  图八 H14开口图 
H191位于西区TN30E16西北部（图十一）。开口④层下，南北分别被G28、G13打破。开口被破坏，原平面形状可能近椭圆形，斜弧壁，平底。暴露部分长径0.44、短径0.22、深0.68米。填土可分为2层：①层厚0.14～0.18米，浅灰褐色沙土，土质结构较为致密，包含零星红烧土颗粒、炭屑，出土有部分红陶、灰褐陶，均为夹砂陶，部分陶片施粗纹，可以辨认的器型有罐等，出土圜底罐5件；②层厚0.60～0.72米，浅黄灰褐色沙土，土质结构较为疏松，包含零星红烧土颗粒、炭屑，出土以灰褐陶为主、部分红陶，均为夹砂陶，部分陶片施粗绳纹，无可辨器型，出土铜箭镞1件。
（2）灰沟 G3位于东区探方TN42E23东部和N41E23东北部，北部延伸入TN43E23方内，东部延伸入TN41E24方内。G3开口②于下，被H1、G2、D9打破，同时打破生土。距地表约0.35米左右。G3堆积土色呈浅灰褐色土，土质结构较疏松，包含有少量草木灰，烧土颗粒等，出土陶片、石块较多（图十二）。陶片以夹砂灰褐为主，少许红陶、灰陶。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弦纹等，其中绳纹较多。可辨器型有陶豆、高领罐、花边口沿罐等。出土石球、石斧、陶纺轮、陶豆和陶器盖等器物标本。
东区发现的汉代遗迹37个，主要有墓葬、砖窑、灰坑、灰沟和柱洞五种类型。砖窑1座、墓葬4座、灰坑19个、灰沟2条、柱洞11个。西区汉代遗迹10处，其中灰坑7个、柱洞3个；东汉晚期至西晋前后时期遗迹2处，为2座石灰窑。现选取重要的代表性遗迹简要介绍如下。 （1）汉墓M3位于东区，分布在TN37E25、TN38E25中（图十三～图十五）。M3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墓向为356°。墓口长4.4、宽1.88～2.5、残深1.75～2.13米。北部墓口较直，南部略弧，直壁，平底。双重二层台，第一层深1.68、宽0.2～0.4、厚0.22～0.25米；第二层深1.9、宽0.1～0.35、厚0.24～0.28米。M3开口于TN38E25第3层下，墓口距地表0.2～0.35米，北部被M2打破，南部墓底为生土。墓内填土共三层，第①层为深褐色黏土，第②层为浅褐色黏土，第③层为灰褐色黏土，土质结构均较疏松。发现少量棺痕、漆痕。人骨腐朽，仅残留数颗牙齿和股骨、胫骨。葬式应为仰身直肢。年龄、性别均不详。随葬器物均分布在墓底北部，共34件。陶器16件，包括陶罐8件、陶纺轮6件、陶盂1件、陶釜1件。铜器10件，包括铜鍪2件、铜钵1件、铜环1件、铜泡钉3枚、铜钱（秦半两）1枚、铜钱（汉半两）若干枚。铁器3件。漆木器4件、漆盉1件。 遗址发掘的4座汉墓，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简要介绍如下图（图十六）。  图十三 M3完工航拍图 图十四 M3随葬品近景图 图十五 出土铜镜图 图十六 汉墓出土器物组合图 （2）东汉砖窑Y1位于东区探方T1东北部，西南部为D1（图十七）。开口于①层下，打破生土。窑室距地表约0.05-0.15米左右。Y1开口平面呈瓶胆状，窑呈东西方向，82°。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窑内排水沟等6部分组成，通长6米左右，宽3.1-3.3米左右。窑址破坏较为严重，火膛、窑壁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窑门和顶部已不存。 图十七 Y1完工图 （3）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石灰窑 Y2位于西区TN32E15东南角，横亘该方东隔梁，延伸进TN32E16西部，一角置于TN31E15北隔梁内（图十八、图十九）。Y2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方向245°，四壁为辐射状红烧土，不见操作间、火门、烟道，顶部被毁无存，残存窑室，窑室底部有十字形沟槽，推测为火膛。根据窑室内出土大量烧制石灰的石灰石碎块和少量石灰成品片块，推测Y2为石灰窑。根据火膛内西端残留的木炭痕迹推测燃料为木材或烧制的木炭。 图十八 Y2完工图 图十九 Y2第①层剖面 东区的宋代遗迹有102处，包括灶、灰坑、灰沟和柱洞。其中，灶1座、灰坑65个、灰沟12条、柱洞24个。西区的宋代遗迹30处，其中灰坑11个、柱洞13个、灰沟4条、墙址2处。现选取重要的代表性遗迹简要介绍如下。 （1）灰沟 G25位于东区探方TN30E24中部，部分位于TN29E24西北部，部分位于TN30E24西扩区域，北部为H114，南部为G6（图二十）。开口于②层下，被G6打破，打破H114，打破生土，距地表约0.3～04米左右。开口平面呈长条形，往西有分叉，G25分为两条沟，另一条编号为G35，仅残存部分，G35属于G25的分支沟，G35的底部无筒瓦铺设，位于TN30E24西扩方区域，呈西南东北走向，开口最大边长9.2米，最大宽0.8米（图二十一）。沟壁倾斜内收，底部呈“U”状，深0.3～0.36米。G25堆积为灰褐色黏土，略偏黄，土质结构较致密，包含物有零星的木炭屑和零星的红烧土颗粒、红烧土块，出土有大量的灰陶瓦片，可辨有筒瓦，夹砂红褐陶、夹砂红陶，少量的夹砂灰陶，白瓷片、缸胎片和石块等。G25底部发现用筒瓦前后相连铺设而成的排水沟，筒瓦位于灰沟中间位置，还使用有4块板瓦，筒瓦通长30厘米左右，瓦舌长3.5～4厘米，瓦厚约1厘米左右，腹深约6厘米，板瓦长约22～30厘米左右。推测早期用途应为排水沟，废弃后被填埋。 图二十 G25完工图 图二十一 G25完工图（西扩部分） G28位于西区探方TN30E15、TN30E16内并延伸TN30E15北部隔梁及西部和TN30E16东隔梁内下，开口于TN30E15④层下打破⑥层。呈东南—西北走向（图二十二）。TN30E15西壁外为断坎，从断面上可以看到G28伸至断坎处被扰无存。G28为先挖出宽0.20～0.55米的沟圹，然后在沟底仰铺一层筒瓦，筒瓦之间以瓦舌相扣（其中东段瓦舌朝西，西段瓦舌朝东）。再用筒瓦覆盖在仰铺筒瓦之上（上层筒瓦瓦舌全部朝西），筒瓦相扣，形成截面为圆形的排水管道。从G28内筒瓦构成的排水管道看，其东部可能曾经存在建筑。但经过TN30E18的发掘，发现G28以东台地早期地层破坏严重，部分区域明清层下即为生土，早期遗迹基本无存。 图二十二 G28排水管图 （2）墙址墙址Q1、Q2（图二十三）均位于西区TN30E15中部，Q1开口③下，Q2开口④下，二者皆呈南北走向，墙体呈北高南低的倾斜状，北部延伸至TN30E15北隔梁，南部被G13打破。墙址残存1层，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及鹅卵石堆砌而成。Q1填土为浅灰褐色黏土，土质结构较为紧密，包含有碎石块、白瓷片和少量硬陶片，可以辨认的器型有碗、罐等，出土琉璃饰件1件。Q2填土为浅灰褐色沙土，土质结构较为紧密，包含有碎石块，未见其他出土物。两处墙址虽开口层位不同，但从填土包含物和层位关系上看，二者均属宋代遗迹。墙址底部的地层面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坡状，推测为宋代居民在坡地上先后设置的两道挡土墙。
东区明清时期的遗迹有20处，包括灰坑11个、灰沟4条、柱洞5个。西区共有明清遗迹4处，包括灰坑2个、灰沟2条。 三、科技检测情况 为了进一步明确遗址重要遗迹的年代以及当时遗址区域的环境情况，我们经过分析研究，针对性地选取了东区H14、H17及西区Y2进行年代检测和木材检测，M3选取样品进行了木材检测。 H14和H17各选取1个木炭样本送检，Y2选取2个木炭样本送检，检测机构为美国贝塔实验室。结果显示，H14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2230 +/- 30 BP，H17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2260 +/- 30 BP，Y2的两个样本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1700 +/- 30 BP和1710 +/- 30 BP。从测年结果看，H14和H17的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晚期前后，Y2的时代大约在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前后。 H14、H17、Y2和M3中分别选取了9个、8个、6个、2个木炭样本进行木材检测。其中，无法鉴定的样品8个，包括H17的2个、Y2的4个样品、M3的2个样品。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我们可以看到H14楠属样本3个、安香息属样本2个，青冈属、槭属、青檀属、竹亚科样本各1个；H17青冈属样本3个，锥属、壳斗科、散孔材各1个样本；Y2竹亚科样本2个。 四、认识与意义 武隆生基坪遗址位于乌江左岸的一级台地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东周时期的遗迹主要分布在台地东北端及西缘。东北端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柱洞，地层堆积较薄，未见大面积东周地层，仅余部分东周时期的遗迹，遗迹多开口于明清时期的②层下，打破生土。西区地层堆积较厚且复杂，未见成规模的大面积东周时期遗迹，多为尺寸较小的灰坑、灰沟遗迹。从其地层走势来看，原生地势应为一条东西向的冲沟，地层的形成原因为倾倒垃圾所致。整体上看，两个区域的原生东周地层都遭到晚期一定程度的扰动、破坏。 生基坪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完善乌江流域的文化发展脉络有重要意义，对于构建乌江中下游地区文化序列，研究渝东南地区与云贵高原的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生基坪遗址出土的大量早期的器物，特别是H14、H17两灰坑内出土的陶器圜底罐、花边口沿罐、尖底盏在中坝遗址、麻柳沱遗址的周代遗存中能找到原型，与酉阳邹家坝商周时期遗存第三期也表现出继承发展的关系，据此我们初步可以把生基坪遗址的年代定在战国中晚期为宜，我们对重要遗迹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也进一步为我们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支撑（H14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2230 +/- 30 BP。H17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2260 +/- 30 BP）。渝东地区文化谱系为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晚期巴文化。生基坪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上述文化一脉相承。生基坪遗址生动地展示出晚期巴蜀文化互动交融以及扩散传播，促进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为推动国家文物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提供了助力，为川渝地区巴蜀文明互动与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巴文化的显著特征为大量圜底器的存在，特别是花边口圜底罐。而生基坪遗址东周遗存陶器以圜底器为大宗，主体文化属性为巴文化无疑。伴随着F1的发现，我们认为可能反映出生基坪遗址存在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柱洞式房屋。因此，综合来看，生基坪遗址在东周时期为一处巴人生产、生活的聚居点。而出土的数量不少的陶豆，包括浅盘矮柄豆、深腹豆等则并不是巴文化的传统，首先是浅腹矮柄豆，见于成都平原地区，如什邡城关墓地。深腹豆与小田溪M7出土豆形态一致。这一变化表明，该地区在战国中晚期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变化，是晚期巴蜀文化的深入融合和交流并在乌江流域传播的一个重要例证。值得注意的是，结合H14和H17的木材鉴定情况，我们发现H14和H17堆积中木炭所反映出的木材种类较为丰富，但仅有1个样本相同，即青冈属，反映出H14和H17内包含的木炭可能不是同一批次焚烧行为产生的。 另外，生基坪遗址此次发掘出土4座汉代墓葬、1座东汉砖窑窑址、2座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窑址（Y2的两个样本碳样常规放射性年龄为1700 +/- 30 BP和1710 +/- 30 BP）、2条宋代的筒瓦铺设的排水沟和出土有大量类似“匣钵”陶器的灰坑同样值得关注，砖窑窑址、石灰窑窑址以及类似“匣钵”的陶器应为手工业生产遗迹，遗憾是未发现更多的相关遗迹形成手工业生产产业链；筒瓦铺设的排水沟则可能与宋代的大型房屋等建筑有关。这些发现为认识和研究乌江流域的汉化过程以及手工业类型和发展水平等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另外，结合Y2木材鉴定结果，我们可以发现Y2使用了竹亚科植物作为燃料，H14也检测出1例竹亚科碳样样本，说明生基坪遗址周邻地区至少自东周时期开始就有竹亚科植物的分布和使用。 综上所述，生基坪遗址是乌江流域一处从东周时期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的聚落遗址，包含东周地层与遗迹、汉晋时期墓葬与窑址、宋代排水沟等与居址相关遗迹，对于我们构建和完善乌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为认识巴蜀文化在乌江流域的传播与互动以及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手工业等提供了重要的填补材料。 图文：卢林明 杨愫 郎莉 冯彦萌 陈东 责编：董永嘉 编辑：刘 微 审核：林必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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