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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今天，温州人已走在全国前头推行习俗观念的改革了。而推行这一习俗观念改革的先行者陈虬先生，于1903年1月1日在他一手创办的瓯文学堂溘然长世。创造表记温州话的文字说明，温州人已是“大”中国中的“小”社会主体了，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伦理情操。而温州这个小社会只是浙江十一个府中的一个，今天，浙江的走向引领着全国开放改革的去向，而浙江的改革又以温州为先。 浙江的近代改革始于鸦片战争，是龚自珍发出了第一个号声。而真正在乡村社会实行近代改革的则是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瑞安县。孙氏兄弟以翰林身份回乡办学兴教，他们着眼处并非是“以夷制夷”的洋务思路，而是重建文化资源。他们在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思想中发现了建设近代中国的思想养料，以此为号召，培养了一代新型人材，温州社会从此开始成为推动全国改革的思想策源地。 近代温州的“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既效力于乡邦，又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变法改革志士。洪振宁先生说，温州人在传播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又转化了传统的文化理念。这是非常妥当的见识。西方人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然而温州的文化传统非独是“小传统”，转化实是创新的过程，转化后的文化理念又形成了一个“大传统”。 宋恕的变法思想立足于乡村，他的“更西服”主张是宣告了中国文明向全球文明的转轨，经谭嗣同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功”事”与“民主”相结合的近代中国的精神源流，到梁漱溟的“乡治”思想又一次显示了中国社会内在更新的活力。 新文化的观念先在一时一地形成，然后从近到远扩散传播，最终改换了中国的面貌，为什么是温州，而不是中国其他的地方？刘练军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说明，但从温州人想要自己的语言形式这点来看，在近代温州，已有了把指头握成一个拳头的社群意识，温州人很早就领悟了一种近代的生存方式-社群合作。温州人是通过近代观念的传播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这实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资本。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距离很近，官僚与社群也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可以得到合理满足，知识分子不以激进相标榜。我们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反现代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反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前排兵。这就出现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双向共进的当今课题。当今温州社会的新貌是近代温州发展的结果。 作者：杨际开 摘自《内蒙古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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