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冰：江西一杰播火种
陈留弟
袁玉冰是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是江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的创始人，《新江西》杂志的主编，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之一，他同赵醒侬、方志敏一起被誉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
创办改造社吹响号角
1897年2月19日，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上沔村马齿坑，农民袁国瑞的土砖屋里，传出婴儿的啼哭。那响亮的声音，响彻小山村。他给第三个儿子取名光鉴，字玉冰，希望孩子长大后冰清玉洁、纯朴诚实。
袁玉冰长在大山中，从小过着艰苦的生活。长到11岁时，他被送进崇贤乡上沔村私塾启蒙读书，15岁时，又送到兴国高兴圩成德高小继续学习。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如饥似渴地吸收文化知识。
在成德小学时，他犹如小荷露出了尖尖角，表现出疾恶如仇、敢于斗争的优秀品德及组织才干。他在学校贴出了《劝告赌博者》的文章，文锋犀利，直指一些富家子弟所沾染的赌博恶习。他发起组织学生的自治会，开展禁止抽烟酗酒，赌博、打架的“三禁”活动。他邀集同学自筹资金办起阅书社，组织大家阅读健康有益书籍。
1918年秋，袁玉冰考入江西省南昌第二中学。次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南昌的学生开展了集会游行、请愿活动。袁玉冰被推举为南昌学生联合会代表，从课堂走向了政治舞台。在斗争中，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很快认识到学生运动仅限于游行请愿，抵制洋货，是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只有改造社会，改革政治制度中国才有出路。这就需要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提高民众觉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1919年秋，袁玉冰邀集志同道合的同学黄道、徐先兆、石廷俞、黄在旋、刘轶、黄家煌、江岩等七位同学组织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鄱阳湖社。他们常聚集于东湖之畔，赣江之滨，谈论国事，抨击时弊，探寻救国救民真理。随着时间推移，思想成熟，他们感到鄱阳湖社这个名称无法体现团体的宗旨和社员们的抱负，又于1920年12月更名为改造社，袁玉冰被推举为主要负责人兼《新江西》主编。
《新江西》自问世那天起，就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匕首、投枪。袁玉冰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项政治主张，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它象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空，象一个巨响的惊雷，呼喊着江西人民的觉醒。随后，《新江西》在思想界大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锐利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澄清了人们的思想，给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成为时代的号角。
改造社成立后，发起了纪念湖南工人运动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烈士大会，声援“二七”大罢工等活动。其影响日益扩大，向往者云集，一批先进青年先后入社。其中有日后成为著名革命家的方志敏。在改造社的影响下，南昌及全省各地进步学生，纷纷创办进步社团，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1922年秋，袁玉冰等到北京求学，又在北京大学成立总社，南昌、上海成立分社。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改造社成为培养江西革命骨干的摇篮，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喉舌，成为江西青年通向革命道路的桥梁。
结识李大钊传播马列
1922年9月袁玉冰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听李大钊演讲、讲课，并向他请教。李大钊很关心袁玉冰的进步和改造社的活动，并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1 月底，袁玉冰接受李大钊的指派，利用北大放寒假的机会回到南昌，发展革命组织。他抵昌后，立即与赵醒侬、方志敏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发展共青团员，紧接着又在南昌二中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心远中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当袁玉冰带着团组织和“两会”给党中央的报告，动身回北京时，在上火车前，被跟踪的密探逮捕。他关押在军法处的监狱中，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袁玉冰的被捕激起了江西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赵醒侬、方志敏、刘和珍等战友多方活动，积极营救。反动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在1923年11月8日将袁玉冰释放。
袁玉冰出狱后，党中央将他派到上海工作。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袁玉冰看到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更加奋勇当先，往返于上海、南京等地，进行革命联络。同时奋笔疾书，撰写文章，宣传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抨击反动势力，1924年2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二七给我们的教育》一文，以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3月6日，又在《中国青年》周刊第22期上发表《手枪和炸弹》一文，指出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革命，打倒军阀，夺取政权。
1924年5月，袁玉冰奉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参加军事训练。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他的讲话。这年8月，袁玉冰还见到了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李大钊，并听了他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运动问题的报告。1925年冬，国内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需要大批干部。袁玉冰奉党的指示，提前毕业回国。
袁玉冰回国后，出任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他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社会情况，为发展团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8月30日，赵醒侬残遭军阀杀害，袁玉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悼醒侬同志》，发表在向导周报上。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害怕绝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继续醒侬同志的精神努力奋斗！”1926年10月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进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袁玉冰发动和组织青年工人和群众，参加了这次斗争。
1926年冬，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节节胜利，为加强党在江西的领导，袁玉冰奉组织派遣回到南昌工作。一回到南昌，为迎接北伐军，他马不停蹄地投入筹备工作，发动群众支前参战。北阀军占领南昌后，江西区委正式成立，袁玉冰担任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调任共青团江西区委书记。
高举新《红灯》献身革命
蒋介石在南昌暴露出反革命面目，他指使心腹段锡朋在江西网罗党羽，组织反革命秘密组织，进行阴谋活动，排挤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破坏工农运动。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江西区委决定坚决反击。为此原南昌市委机关刊物《红灯》复刊，并由袁玉冰担任主编。袁玉冰雷厉风行，在1927年2月13日让《红灯》与读者见了面，刊物的封面由袁玉冰精心设计，画有两个灯筒，放出一片红光。他决心让《红灯》成为引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斗争的指路明灯。
《红灯》刊发出了一篇篇战斗徼文，文字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进步人士欢迎。当时，有些人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思想糊涂，认为北伐军取得了伟大胜利，革命成功了。袁玉冰在《红灯》中刊登《谁说革命成功了？》一文，提醒江西民众必须认识到：革命的道路还长，敌人的力量还强，而我们自己的势力还太小，我们更应积极地向前进。
当时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工农问题日益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焦点。有些人站在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一边，责难工农运动“过火了”“糟得很”。袁玉冰及时写了《过火》一文刊发在《红灯》周刊第三期上，他用大量的事实批驳所谓工农运动“太过火”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热情赞扬和肯定工农运动好得很！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反动派杀害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中共江西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决定组织一场大规模反击段锡朋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行动，袁玉冰和林修杰担任了这次斗争的总指挥。4月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市民涌上街头，向百花洲进发，捣毁了国民党省党部。袁玉冰指挥群众分头搜索AB团分子，抓获了程天放等90余人。5月20日在方志敏等人积极筹备下，重新举行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革命左派又重新掌握了政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反动派的屠刀并没有吓倒真正的革命者。5月初，袁玉冰在南昌钟鼓楼江西大舞台，主持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演讲大会。随后他又与汪群、丁健亚等人发起成立了江西列宁主义研究会。
七·一五蒋汪合流后，大革命局势变得更加危急，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中共九江市委在袁玉冰的领导下，乘汪精卫一伙往返活动于庐山、九江之际，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开展了一场揭露汪精卫伪装革命，反对宁汉合流的斗争，这场斗争轰动了全国。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江西后，袁玉冰被派到赣西特委兼任书记。他一到赣西立即组织工农武装暴动，他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中，奔波在农村集镇，串联积极分子，宣传八七会议精神，指导斗争。12月13日，袁玉冰赴南昌向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被叛徒兰仲和发觉告密，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袁玉冰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12月27日，袁玉冰在南昌下沙窝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英名留在了人民心中。 （计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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