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 《东方时空》1000期时，在北展做过一个见面会。那天来了近万人，黄牛票被炒到20元。可见观众喜爱之深。当年，长春甚至有“东方时空购物中心”西安有“东方时空夜总会”，由于商标只有文化保护，你还告不了。 90年代中后期，《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看电视的习惯，也改变了电视新闻的形态。1000期后，《东方时空》第一次改版，把子栏目里比较突兀的《音乐电视》取消了。 那天，制片人王坚平带队到央视旁一家豆花饭庄吃散伙饭。喝着酒，大家掩面而泣。 对此，孙玉胜心头充满愧疚。  「华仔给《金曲榜》的祝福」 《音乐电视》第一期播的是杨钰莹，还有刘德华送祝福。播了一阵流行歌，杨台觉得不太好，拨款200万，拍100个民歌MTV。所以《音乐电视》是最有钱的。拿到这笔钱，王坚平找张黎做了总导演，拍完100个民歌，又请黄小茂做音乐总监，拍了50个流行金曲。1995年，还搞过一个《95新歌》，开始挖新人。高枫的《大中国》满文军的《懂你》戴军的《阿莲》，都是通过它走红。 陈琳的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播出后，光磁带就卖了150万张。 由于《东方时空》越来越新闻化，《音乐电视》跟整体不搭，就撤了。 随后，王坚平去了一档新栏目，那也是《东方时空》下的蛋。栏目名叫《新闻调查》，本来想纳入早间《东方时空》，终因太长，做单独播出。而45分钟的《新闻调查》之所以诞生，又是因为另一档节目。 那就是前面说的《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曾创下中国电视收视率奇迹，一开播，就高15%，仅次于《新闻联播》。1998年“黄金时期”年均收视率，高达27.48%，被近三分之一的中国电视观众关注。一代观众都很熟悉它那句口号： “用事实说话。” 《访谈》是从《焦点时刻》衍生来的。定位清晰，紧扣热点，第一期讲的就是当天的国库券问题。第三期就开出第一个监督节目，叫《北京郊区：耕地上建起一座坟茔》，报道北京占地修坟。这本是观众提供给《观察思考》的线索，最后放在了《访谈》的黄金时段。 沿着这条路，《焦点访谈》开始揭各种“暗面”，涉及议题包括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公路三乱、地方保护、药品造假、贪污腐败、环境破坏…这些议题担起了社会责任，引起了改造现实的作用，同时也颇具风险。  「敬一丹是一代人的记忆」 2001年，在《河道里建起商品楼》，他们调查违章建筑，涉及《防洪法》，关系到某省政府的批示。孙玉胜看到那栋楼时，惊呆了，播还是不播，考虑了很久。最后，节目播出，引起领导重视，上级批示“就算是金子做的也要炸掉！”。随后《访谈》做了两次跟踪报道，让它拿下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3年，《追踪矿难隐瞒真相》一期，被誉为《访谈》历史上最有深度的调查。节目组不断接到电话，说山西临汾阳泉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发后未向社会公布，不让新闻单位介入，死者家属也不发声。记者四处奔走，无功而返，最后在事发现场找到的死者身份证，并不在死亡名单上，这才撕开黑幕。 节目最后，全部死难者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那种尊重每个生命的态度，震撼人心。 做这些报道时，台里压力很大。 就说《河道》那期，因为涉及某省，孙玉胜彻夜未眠。还有一期《罚要依法》，涉及交警乱收费，十分敏感。顶着压力签字。 特别有一次，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希望工程的老师到北京吃饭，节目组关注到老师们的心理落差，拍下的画面是，一位老师哭着说，这一顿饭吃了2000块，是我两年的工资，我们学生吃玉米饼和白薯，这让我很心痛。 播还是不播，会不会得罪人？ 副台长沈纪抽了两根烟，才拿定主意。 因为涉及“揭黑”“曝光”，很多节目做了，老有地方的人前来求情。为了切割利益，保证节目播出，《焦点访谈》制定的外出流程是，找宾馆、租车，与线人对接，尽量不惊动地方台。曾经有地方台打电话，要求取消节目，因为用了他们的摄影机，被领导斥为引狼入室，央视只好放弃播出。甚至有的地方，连拍摄素材都敢扣。最后孙玉胜定了一条规则，凡是批评、监督报道，不得与地方台合作：一是不让采访受阻，二是不把同行置于风险中。  「《焦点访谈》曝光违法乱罚」 那时，《访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国务院办公厅甚至开设《焦点访谈》督查情况反馈机制，要求对被监督事件、人员跟踪查处。一年中，就有41起被纳入该机制。 像什么商品房虚假广告《没准的承诺》，兜售假药的《洗不掉的罪恶》，这都曾引起了社会和调查部门的高度重视。 所以，后来，央视门口常有两条队伍。 一条是来告状的，一条是来求情。 方宏进作为主持之一，从来不走正门： “不然有人直接'砰’给你跪地上，递状子。” 《访谈》把“锋利”做到了极致，以至于敬一丹刚调去时还不习惯。当时她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某厂印错地图，一个是调查假种子，做出来都文质彬彬，过于宽和。 孙玉胜看了就说，你一定要“刚”一点。  「《焦点访谈》当年的影响力」 正是在这份锐利下，央视新闻评论部那些人，一步步探索出了更多新节目。 1996年，评论部推出《新闻调查》，比《焦点访谈》更深入、聚焦，第一期做了《宏志班》。为了这档节目，陈虻专门找来两个主持人，一个叫柴静，一个叫董倩。数年后，在《新闻调查》基础上，又做了期特别节目，名字叫《面对面》，由王志采访胡润。紧接着，李伦制片《社会记录》，节目的主编名叫王志安。为了跟其他时段的新闻区别开，李伦想找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主持人，一开始定了陶虹，最后找了个演小品的，叫阿丘。 2002年，台里想着做个年度评选，陈氓提出一个词，叫“找好人”，希望给老百姓看到崇高，让人们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念。 陈虻的原话是： “发现这一年曾有的感动，把它凝固下来，化为一种力量，在人们心里留下一点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记忆。” 这个节目，就是《感动中国》。 它和前面那些节目联系在一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那四个字：东方时空。 10. 当年《东方时空》那帮年轻人，虽然累、苦、没有正式身份，被视为二等公民，编片子要靠边儿站，甚至连学习观影会都一度被排斥在外，一年到头被当成“牲口”使唤，但每年有一天，他们可以扬眉吐气，当大爷。 在那天，孙玉胜要带着时间、陈虻这帮制片人，为他们端茶倒水，钱包里的钱被强行拿出来瓜分，有多少分多少，不许抱怨。 这就是评论部的年会。所有的整蛊、恶搞和“翻身农奴把歌唱”，都被允许。历史上，《访谈》的制片人孙杰，曾把发言写在卫生纸上讲话，时任副台长曾满场卖烟，卖不够数不准走，崔永元曾对着大屏幕上藏有人民币的图案问陈虻看到什么，然后调侃： “原来陈虻的眼里只有钱。”  「年会上的白岩松」 最早的年会，是1993年中秋节，公主坟新兴宾馆，大家放音乐、跳迪斯科。年底，人多了，在钓鱼台多功能厅搞联欢会。孙克文想了一个主意，让四个子栏目选男编导跳四小天鹅，从此成为保留竞赛。 因连续在这场竞赛中失利，陈虻较真了，给毕鉴锋下死命令，要搞一个很炸的东西。 这件事一直处于半保密状态，只有几个内部参与者时不时跑去机房串联。 随后年会上，陈虻拿出了那部调侃评论部的恶搞片《粮食》，当场引起狂欢。大家忍不住看了两遍。后来，崔永元又做了个《分家在十月》。在那部恶搞片里，白岩松·斯基壮烈牺牲，死前留下不明觉厉的金句： “理性的四环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小崔还把所有女同事给损了： “比敬一丹老那是寿星。” “比张泉玲单薄的那是她照片! ” “比董倩腿短的那是武大! ”  「《分家在十月》里的崔永元·斯基」 2002年，评论部又搞了个大型表演年会，各种风骚出格。具体内容，这里不方便叙述。而后来，又因为这里不便深聊的原因，充满嬉笑怒骂的年会，逐渐走向了严肃正经。一开始，是不能再调侃领导，紧接着是连恶搞同事也不够庄重。几年后，年会逐渐“正常”。 许多人开始躲着不去。 也正是在年会改变的过程中，《东方时空》栏目数次改版，新闻评论部经历了解散、重组。在那数次改版中，有节目形式的动荡，有队伍人心的离散，有话语空间的压缩，有一些身影和声音，永远消融在岁月里。 当初激情燃烧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老去… 继1996年后，2000年《东方时空》二次改版，单独运作，变成两个半小时，各子版块内容，都有更改。周末增设《世界》、《纪事》和《直播中国》，收视率不错，但观众反应，主持人太多、节目编排太乱。短短一年后，《东方时空》又变回45分钟，重回新闻评论部。陈虻成为了副主任。 那一次，时间没能回到新闻评论部。 他被调到了采访部工作。 2004年，央视一套改版，《东方时空》退出早新闻，去到18点。2008年，频道再次改变，《东方时空》调整，多个栏目被合并。一年后，在新闻频道去专题化中，它变成一个当日资讯栏目。节目更改了包装，与其他大部分新闻节目一致，原来的片头曲和片尾曲取消，改为新闻频道统一片头、片尾。 对此，时间的评价是： “如今的《东方时空》还在，但它只是保留了过去的名字和标志。” 2008年，于当初那群人，是最悲伤的一年。那一年，央视新闻评论部取消，李伦的《社会记录》被撤，《纪事》和《百姓故事》遭遇合并，当初小崔的《实话实说》早已物是人非。最严重的打击，是在年底。 12月底，因患胃癌，陈虻抢救无效去世。 悲伤弥漫在南院机房里，那里被布置成灵堂。当年一起战斗、努力过的人，一个个都痛苦哽咽。加之新闻评论部解散，历次改版动荡，所有人心里，有说不出的百感交集。 在悼念薄上，时间写道：我们是战友，你走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战友没了，战壕没了，冲锋也没了。 葬礼仪式结束，有二三十个人没走。 《东方时空》的编导陈真走上前说： “陈虻一生没拍什么片子，但我们都是他的作品…” 陈虻最后的时光，十分痛苦，每天需要吗啡止痛。他常做梦，梦见一个北海巨人把他抡在空中。甚至有过求死之心。为了电视，为了新闻，他常年不按时吃饭，奉献所有。然而，他并不甘心，很多理想，还没实现。 据说离开那天，陈虻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最后对着李伦说了四个字： “话语空间。”  「陈虻象征着一个时代」 面对陈虻之死，水均益破口大骂，说老天不公，崔永元说万分感谢他，教会了自己有勇气去承受寂寞，去追求一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事。那一年，面对队伍崩离和节目调整以及陈虻之死，当初的年轻人们终于意识到： “《东方时空》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再后来的一切，来得更加迅疾。 水均益的《高端访问》，最终没能保住。崔永元做《小崔说事》提不起兴致，也不是他的理想。后来为跟方舟子撕逼，他选择离开央视。 白岩松做了许多栏目，依然可以对着镜头一个人喷十分钟，但他知道： “现在的《东方时空》，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不是说它不好，也很好，可是它不是原来那个了。我依然还在这儿，但这儿已经不是那儿了。” 离开前，老崔在微博上对老水说了一段很“反叛”的话，前面五个字是： “我们尽力了…” 11. 曾经那些来自五湖四海、怀揣理想从地下室走出来的年轻人，确实尽力了。 在那些还不知未来是什么样的日子里，他们为四个栏目，挥洒了自己全部青春。历经险阻的采访，没日没夜地鏖战，骄傲着，又破碎，狂喜着，又失落，在没有任何保障和承诺的岁月里，只想做出一档好节目。 这节目背后承载的，不止是收视率、影响力、话语权，更是一种广泛尊重，一种平视态度，一种把每一个生命当生命、把每一个人当人的关怀。这种关怀，它不光是一种新闻的语态，也应该从一档有影响力的节目出发，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的语态，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语态，最终成为生活的常态。 一个栏目的内部评论会上，工作人员问大家为什么不走。回答多种多样： “还没累死。” “还没过瘾，走什么走？” “还不是走的时候。” “在这里，总有达不到的目标。” “因为希望大于失望。” 其实，千言万语汇成四个字： “为了理想。”  「那些燃烧过自己的年轻人」 那时候，在六里桥的地下室里，在央视附近的廉价宾馆里，在北医三院附近的民房里，那群年轻人，历经艰苦，共同哭泣，共同欢笑，大家在家人般的友谊中，在战斗般的激情中，铸就了一段闪亮的日子。他们奔波采访、不休不眠，他们心怀信念、渴望颠覆，他们承受、坚持、硬扛，从没想过要放弃。 正因为有他们的疯魔，才有了《东方之子》里的大家风采，才有了《焦点时刻》的舆论监督，才有了《生活空间》对每个平凡者的讲述，有了每个愿意早起的中国人。 那段时光，虽已随风而逝，但它影响过千千万万的观众，影响过一个时代的叙事，它的遗产，也许还散布在某些角落，等待生根发芽。 陈虻死去两年后，深受他影响的柴静突然翻出一篇旧采访手记，然后写道： “我看不见他，独自向前，但有一些瞬间，他仍以世间万物的面目注视着我。” 某种程度上，白岩松口中“我熟悉的《东方时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东方时空》第一期」 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他们的那些梦想，曾经炫目遨游，他们的那些金句，曾经震荡九州，虽然摇旗呐喊的热情在岁月中离散、失落，但那些理想的光热，大概依然会在某些瞬间，以另一副面孔，注视这个世界。 那些温热的瞬间，就像某刊在上个世纪末最后一年的新年献词中写的：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 这种力量来自于你。 来自于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本文为《东方时空》节目往事的第二部分，全文重现了90年代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光辉岁月，关注本号，下期推出文章第三部分，欢迎继续阅读！」 前两个部分请戳：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点燃理想的日子》，梁碧波 [2]《点燃理想的日子》纪录片，张洁 [3]《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孙玉胜 [4]《陈虻：我们听你说》，徐泓 [5]《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 [6]《痛并快乐着》，白岩松 [7]《益往直前》，水均益 [8]《我遇到你》，敬一丹 [9]《“你就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南周 [10]《央视前制作人时间谈央视》，南周 [11]《逝者陈虻》，三联生活周刊 [12]《记“中国十大杰出制片人”陈虻》，余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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