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央视一群疯子干了件大事，如今，它与我们不告而别（一）

长啸_cx 2024-01-25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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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92年，央视时任台长杨伟光国外访问归来，找到了采访部的孙玉胜，要他创办一档早间节目。杨台长看人家BBC啥的，早间都有新闻，我们一个国家电视台，居然8点才开播，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孙玉胜接到任务，找到另外三人。

分别是：童宁、梁晓涛和时间。

台里的意见，是把旧节目包装一下，随便播播。反正那时，全国老百姓都没养成看早间节目的习惯。孙玉胜四个说，那多没意思，好不容易有块处女地，为什么不尝试点新东西？四人策划了一下，想做一本“电视新闻杂志”，分人物、新闻、生活服务三大块。后来觉得只播新闻太枯燥，童宁就让每天在办公室唱齐秦的王坚平入伙，做第四版块：音乐。

「孙玉胜，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给节目取名时，孙想起此前去广州拍专题片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话，叫“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就将其命名为《新太阳60分》。四个子栏目，分别为《太阳之子》《太阳扫描》《太阳家庭热线》《新太阳金曲榜》。结果一报上去，就被杨台长打了回来。

说你这个“新太阳”太敏感了：

“难不成还有个旧太阳？”

孙被“太阳”一词迷得不行，又拟了《太阳城》之类的，加上几个糊弄事的报上去。万万没想到，上面大领导，圈中了他凑数写的一个。

那个名字，叫做《东方时空》。

节目名一改，四个子栏目也跟着改。《太阳之子》变《东方之子》，《太阳家庭热线》改《生活空间》，《新太阳金曲榜》变《金曲榜》，《太阳扫描》成了《焦点时刻》。负责人分别是时间、梁晓涛、王坚平、童宁。

不久，童宁要帮孙玉胜做总统筹，《焦点》便交给了另一个人：张海潮。

张海潮本来要去文艺部，去食堂吃饭，看到孙玉胜和童宁在密谋，就上去打听。一听说有新节目，兴奋得不行，非要加入。当时他朋友罗京还劝呢，早间新闻，风控怎么做？还是日更，压力有多大？你可想清楚。

张海潮没管那么多，创造一档全新栏目的诱惑，实在太大。他加入后，孙玉胜又找来孙克文，做四个版块的串联工作。

「东方时空七君子」

如此一来，栏目有了七个联合创始人。

台里将他们称作“东方时空七君子”：

孙玉胜、童宁、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孙克文。

七人没想到，就是这档完全未知的节目，将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将聚集一帮满怀热望的年轻人，留下一段多么激情燃烧的岁月。以至于多年后，年轻人纷纷老去，一提起那些日子，还会热泪盈眶…

02.

节目名字定了，差三个关键拼图：

队伍、资金和节目形态。

当时搞《东方时空》有两个大背景，一是提倡抓热点，二是要改“新华体”为“中新体”。前者好理解。后者是说，以往的新闻，太强调权威、大气，有种居高临下的指令感。新闻稿过分端着，播音员念稿，没人味儿。应该用一种接近群众的口吻来做新闻。

借着改革的势头，孙玉胜先给四个子栏目的负责人，下放了“用人权”。

在电视台内部，子栏目的负责人，应该叫组长。孙玉胜觉得打在电视上别扭，借了电视剧组的概念，管他们叫“制片人”。时间、梁晓涛、王坚平、张海潮，四个制片人，可以随便选人，看中哪个，无论有无北京户口，是不是央视的，甚至有无稳定工作单位，只要才华够他们的标准，直接请到栏目组。

很快，制片人手上各揽五六个兼职，合成一支20多人的队伍。在这支队伍里，有的来自国家话剧院，有的来自首都师大，有的来自天津电视台，有的来自《工人日报》，有的来自《中国青年报》。有刚回国的访问学者，有在社会上瞎转悠的北漂导演。特别还有两个来自《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年轻人。

一个叫白岩松，一个叫崔永元。

「早期白岩松，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孙玉胜盘了下人头，算完账，问上面要1000万。那可是1992年，杨伟光一看，说你们这是要干嘛啊？迟迟不批。离开播还有一个月，孙玉胜只好说，先借20万启动资金吧。不久，杨台签了20万财务拨款，告诉他，钱是借给你们的，要还。

另外给5分钟广告，就不管你们了：

“以后的节目，靠广告费自行运作。”

就这样，在灵活的用人制度后，《东方时空》开辟了一个新的专属财务制度，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上报审批。孙玉胜呢，更进一步，把财务签字权下放，每个子栏目费用，无需他过目，全部由制片人负责：

“因为我充分信任你们。”

时间不多，只有一个月。节目组每天花460元巨款，在梅地亚中心开房，专门收看境外节目，探索新形式。四个制片人各带兼职队伍，匆匆奔赴战场。大家每天三点睡，早上六点起，连轴转了一个月。

当时，童宁做中控，整天抱着两个电话远程指导，教那些没做过电视的编导提问，没睡过一个整觉。梁晓涛、张海潮，嘴唇、鼻子起泡。时间胃病犯了，直接跪倒。孙克文高烧39度，还在坚持。一帮人像疯子一样，硬是做出了近一个月的储备节目。

「节目筹备期，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顺利播出。当晚就有观众打电话到台里，说看到你们新节目了，有点意思。

但要说反响热烈，还谈不上。

尤其让七君子头痛的，是广告问题。开播前，孙克文找城乡贸易中心的老板谈服装赞助，人家说你们7点的节目，谁看啊？还谈过一个老板，只需200万，包这一年剩下8个月的广告。对方答应了，后来拿不出钱，又黄了。

没几个月，这老板肠子都悔青了。

因为到年底一算，《东方时空》总共卖出的广告费，是2000多万。

最初30秒1500元的广告，涨到了5000。

第一期播出时，5分钟广告，只卖出3分钟，拿节目硬顶了2分钟。但就在随后几个月里，在制片人的带领下，《东方时空》的四个子栏目迅速找到自身定位，拓展出了新的话语空间，甚至颠覆了以往的新闻语态，把中国的电视新闻，变得亲切、热乎、平易近人，让广大老百姓看得如痴如醉。

从此，大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视机，在《东方晨曲》BGM下梳洗。

后来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是：

“看完《东方时空》就像从市场上拎回一条扑腾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但当时，鲜有观众知道，为了这份鲜活，《东方时空》栏目组那群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的年轻人，付出了多么巨大、艰辛的努力。

他们熬夜、挨骂、被歧视，背井离乡，放弃铁饭碗，一次次崩溃，为它奉献了自己最美的青春。无数个日夜，他们累瘫在岗位上，无数次绝望，他们默默承受。

之所以这么做，就为两个字：理想。

03.

《东方之子》筹备时，制片人时间是有私心的。他拍纪录片出身，觉得节目要接地气，什么叫东方之子？只要有生存智慧的，都可以叫东方之子。不光是名人，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该有被采访的机会。

栏目最早在亚运村租公寓办公，聚集了七八个编导。白天在客厅布景采访，晚上改成编辑室。为了压低人工，一个人每天补贴20块。摄影、技术、编导，多是没户口、没宿舍、没编制的“三无人员”。也有一个他的同学，叫崔永元。小崔主要帮他找资料。当时有个编导，怎么都找不到好的采访对象，崔永元总能在报纸的犄角旮旯里找到，并告诉时间：

“别老找那些整版报导过的，要找就找那些只有一两句话的，才有料。”

时间说，你干脆来我这里吧。当时，崔永元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的《午间半小时》，没敢下决心一走了之，说我有个学弟在《电视报》做编辑，这人不错，我把他介绍给你。这个学弟，就是白岩松。

「制片人时间，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白岩松毕业后，被送去乡下待了一年，然后分到《电视报》。那报的主要任务是节目预告，搞得小白很伤心。业务熟悉后，一个周的工作一下午就干完了，于是花很多时间撰文投稿。当时狂迷音乐的他做人物，已经很有经验，写beyond的故事，被《音像世界》转载了一年。

他还接了一个约稿，十万字《动荡节拍》，讲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

时间看了他的稿子，知道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当即决定拉他做策划，将其带到亚运村办公。《东方之子》有个兼职主持人，《工人日报》的作家胡健，心直口快，看到20出头又干又瘦的白岩松就说：

“我以为你找了个经验丰富的老头呢，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屁孩儿？”

白岩松很不服气，觉得你们瞧不上我，我还要看看你们是什么货色呢。时间找他来策划，是为了在自己和主持人之间，架一座桥梁。没想到不久，白岩松先跟胡健卯上了。有次采访王朔，胡健提问，白岩松在边上着急，批评“你这问的都是什么傻叉问题”。后来这种局面越发频繁，白岩松有自己的提问立场，胡健有另一个立场。双方经常就观念问题吵架。

一天，时间带着白岩松和一个摄像看纪录片，冷不丁来了一句，要不然你做主持人吧。白岩松都傻了，说我这模样还主持人？

那时主持人，讲究一个国字脸，发音要字正腔圆，小白瘦得皮包骨头，非常不符合主流审美。组里人听说他要做主持人，都觉得是开国际玩笑，连崔永元都觉得荒唐。

实际上，时间对此早有预谋。

不久，他把白岩松打发到济南，让他采访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连西服都提前借好了。毫无主持人经验的白岩松，就这么被逼上镜头。而《东方之子》开播第一期，正是五一劳动节，安排的就是马俊才。

「第一次上镜，白岩松看着镜头挺紧张」

头几次采访，给白岩松不少挫败。他心高气傲，平时话说滔滔不绝，采访却总表现不佳。觉得很没面子。屡次想撂挑子不干，都被组里人哄住。时间为了照顾他的面子，从不当面挑刺，偷偷打电话给他老婆，让她转告小白以后该注意点什么。如此，白岩松渐入佳境，最终没有辜负时间的期望。

时间看中他，在于他有“逼迫性”。再难问出口的问题，小白都能面色不改地问下去。这几乎是《东方之子》所有主持人的气质。

也是时间的另一个私心。

对于以前的新闻，时间相当看不惯。第一是播音员没特色，只会念稿，没有自己的思想，第二是很多人上电视，说话假大空。他要从人物访谈入手，把这个局面给拧过来：主持人，必须有思考，进而逼迫对方，说真话。

最早这么干的，是胡健。胡健耿直，适合尖锐问题。采访张贤亮时，把张贤亮问得一愣一愣的。白岩松加入后，时间又从湖南电视台借调来一个记者。这个记者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但每次采访，都是“粉碎式提问”。

再怎么冒犯对方、质疑对方的诛心之问，都能拉下脸，不断问下去。

他就是后来《面对面》的主持人，王志。

「《东方时空》时代的王志」

04.

《东方之子》播出后，受到两个质疑。

第一就是长相，老有群众打电话，说白岩松这种怎么能当主持人？还有王志，一口方言腔，发音都发不利索。时间没管那么多，说那是他们不习惯，等看习惯就好了。就因为时间的坚持，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改变了主持人的上镜标准。拿后来崔永元的话说就是：

“当初要不是因为时间的坚持，我们这帮人，根本不可能吃上这碗饭。”

第二就是提问方式。胡健、王志那种咄咄逼人的口吻，让观众觉得太冒犯人。时间还是坚持。过往社会风气，导致很多人不敢说真话，电视上只有光正伟。他就是要主持人步步紧逼，勾出被采访者真实的想法。

唯一没有坚持的，是采访对象。采访普通人，反响始终不行，导致采访标准模糊。杨伟光就给下死命令，被采的应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此后，采访对象聚焦在学者、科学家身上，至于企业家，除非有突出社会贡献或巨大新闻价值，否则一律不采，给钱也不行。

白岩松感谢聚焦。聚焦后，他才有机会采访季羡林、张岱年、启功等人。每次梳理人物背景，心灵和人生观，都遭受巨大冲击：

“我很幸运，那些采访塑造了我。”

但时间让他跳槽，他还是犹豫了。

「关于《东方之子》的颠覆，小崔的看法」

当时原单位正在策划一个《流行音乐世界》，由他全权负责。小白想扛起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旗，以报纸为基石，做节目、签歌星、发唱片。节目名片印了，试刊也做了。结果不久，节目黄了。他只好继续做兼职。直到《东方之子》100期，他去采访给高原牧民放电影的赵克清，被其精神感动，又拿下栏目最佳主持人，心里才开始松动。

那天，白岩松正跟电视报的人搓饭，突然呼机响，打电话去问，央视同事恭喜他拿奖。

回到饭桌上，白岩松一阵阵魂不守舍，望着眼前这帮同事，心想：

“对不住了哥儿几个，我要去另一个行当了。”

不久，白岩松成了央视的正式职工。

可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王志是从湖南台借调的，地方台上星后，湖南要他回去。时间留他，说想办法给解决编制。王志一咬牙，把档案调出来，做了社会人。结果承诺没兑现，王志就很气。直到有一次，时间突然说，今天你去采访一个人，比你进台还重要。王志心说你就扯吧。

结果一去，发现对方是李嘉诚。

那次采访，他把李老板问哭了两次。

还有个叫周兵的编导，更“惨”。周兵本来在兰州，后半生都被父母安排好了，衣食无忧，待遇极好。《东方之子》到兰州做节目，跟他搭上线。他的好基友张朝夕在栏目组，撺掇他来。最后，周兵违抗父命，丢掉铁饭碗，孤身一人去往北京。为了辞职，他交了7000块钱，差不多他7年的工资。

临走前，他告诉父母：

“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之一。”

到了《东方之子》栏目组才知道，这里的竞争，完全是“地狱模式”。

《东方时空》创办时，四个制片人有绝对话语权。招来的都是没编制的临时工。这也就意味着，你干得不好，随时叫你走人。其实在内部，时间不会告诉你让你走，因为每个月要评奖，任何一个人，只要干三个月，一个奖都没评上，不用任何人开口，主动卷铺盖走人。许多编导，都是辞职来的，原单位回不去，一旦离开，从此只能在社会上自谋生路。

那时候，编导、摄影每天研究节目、采访、编素材。吃住工作都在办公室，人人24小时轮轴转。醒来工作，累了眯会儿。包括时间也是，忙起来脑子都迟钝了，有次上厕所，被一编导撞见，问他怎么蹲着撒尿。

时间说：“卧槽，老子都忙糊涂了！”

「节目大家庭，图自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不但工作强度大，还要被时间骂。

因为节目是日播，时间没那么多耐心照顾你的情绪，就靠“挫折教育”让你反弹。他是前辈，眼光贼准，片子哪儿编得不对一句话给你指出来，然后就骂。喷到你痛哭流涕。审片时，常有女孩儿受不了出去哭。周兵的基友张朝夕，受到打击最多。一次节目组外出开会，时间不让他去，说你们留着编片子吧。张朝夕发愤图强，一个月编了11个。

有五六年，周兵都活在恐惧里。公职他已经辞了，如果时间觉得他不行，他就得流落街头，举目无亲。只能每天逼自己进步：

“理想、激情、热爱，对品质的追求，不断创新，是时间教会了我这些。”

当年孙玉胜只给了时间30个正式用人名额，后来他一算，前后用过至少300个人。可见淘汰率之高。曾有沈阳来的某编导，在办公室里盘了三天素材，实在是没招，最后默默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走了…

但那段岁月，不光有压力，还有温暖。

最早大家睡亚运村公寓，后经费不足，住到了职工之家，最后直接搬进了六里桥的地下室。王志、周兵、张朝夕、张洁、徐欢等临时工，加上白岩松和他老婆，两人一间房。长长的走廊，一头是机房，一头是宿舍。

时间觉得太枯燥，就给他们搬来了唯一的娱乐项目，一张乒乓球桌。

大家每天在白岩松放的迪斯科中醒来，然后采访、做素材。回地下室就两件事，睡觉和编片子。经常半夜两三点编完，把正在睡觉或打乒乓的人叫去审片。宿舍里，就白岩松有家电、家具，大家每天去蹭饭。其他人房间，只有一张床垫。后来大家累得不想做饭，时间就请了个保姆。然而，就是这个保姆，还瞧不起这帮临时工，动不动拿出北京暂住证：

“我有这个，你们有什么？”

台里没给大家任何承诺。作为临时工，起初连保险没有，连去食堂吃饭都要被歧视。后来福利才逐渐完善，有了自制的采访证，有了对等的酬劳。但始终没有编制，随时可能走人。正式工白岩松为了照顾大家情绪，从不把台里福利带回地下室，在办公室就分了。

在地下室，白岩松算是老大哥，招呼大家娱乐、吃饭，介绍流行音乐。谁要是病了，他会负责接送、买药。有年春节，周兵采访一整天，没吃一口饱饭。回到六里桥，情绪崩了。一进门，白岩松和他老婆正等大家，小圆桌上是满满一桌子年夜饭。同事一个接一个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周兵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