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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二月，正是文革开展地如火如荼的时候。党中央为了稳定形势，恢复社会上的正常秩序，由周总理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负责人碰头会。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三老四帅和文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
三老是指谭震林，李富春和李先念。四帅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文革方面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等人。不知何故，江青没参加。
会议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叶帅一上来就辟头盖脸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他们把党政军搞乱了，把工厂和农村搞乱了……谭震林和陈毅也一齐把矛头指向文革领导小组。
整个会议，双方剑拔弩张，斗争十分激烈，会议一度陷入失控状态。
会后，张春桥把情况通报给江青，江青又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惹得毛主席对三老四帅发了脾气。批评他们说，你们反对文革，无非就是想让xxx重新上台。主席的讲话，一下子就给这个事件定了调子，于是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被称为“二月逆流”。
鉴于谭震林在会上情绪有所激动，说了句“不该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话，周总理担心他会遭遇不测，便做了谭震林的工作，要他向主席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但谭震林还是没能逃脱受到严厉地批判和揪斗的命运。他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和文革的帽子，並被免职关押。
陈毅也因心直口快，参与了内部斗争而受到批斗。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他，不让造反派对他动手动脚。陈毅也很注意自我保护，用手杖在身体周围划了个圆圈，不让红卫兵小将靠近。他还当众宣读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询问总理是否确有此亊，总理毫不犹豫地为他作了证实。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就等于有了护身符，造反派对他奈何不得。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发现了四人帮的问题。他对江青说，老帅们受压抑，心中有气，会议上讲几句话，闹一闹是正常的，以后不要再提“二月逆流”了。
1979年党中央给谭震林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工作和名誉。这个事件也就划上了句号。
前边讲了文革中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经历，下面再谈谈某县政协开会期间发生的一椿事例。 1991年春节过后，某县召开全体政协委员会议。会议进入到委员写提案的程序。入会委员带着广大群众赋予的使命和嘱托，纷纷献计献策，递交议案。某委员一人就提交了三份。 第一项提案，是有关乡村教师买煤球难的问题，提请县领导予以解决。当时家住县城的工作人员和教师都发证，供应煤球，唯独农村教师没有，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项提案引起了县领导的极大关注，问题迎刃而解。以后农村教师都发了证，解决了燃“煤”之急，再也不为生火做饭发愁。自然得到了广大乡村教师的称赞。
第二项提案，是照顾援教五莲的外地教师，请求把他们调到县城。这项提案也被顺利通过和采纳。这些教师逐步调入县城中小学，使他们安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为五莲培养优秀人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项提案，由于某些原因不便实施，而导致搁浅。
另有三位委员也联名写了一份提案，並签上了这位委员的名字，该委员一看提案涉及多项内容，不符合一份提案只有一项内容的规定，于是要求划掉自己的名字，执笔人照做了。
可是是第二年政协开会时，在分发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公开点名批评了那份提案人员，其中包括拒签的那位委员。
他一看，顿时火上心头，立即找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提出异议。责怪他们胡乱点名批评。更加令他不能容忍的是，报告中竟然有他的名字。他要求纠正错误，另印文件。 这位副主席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文件明天就要用，另印已经来不及了。那位委员见状，提出即使不能重印，也得在大会上公开纠正过错。副主席说不行，只能让撰稿人给他道歉。 这位委员发现和他谈不拢，接着找了政协主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政协主席当即表态，有错必究。但他诚恳地说，重印文件确实来不及了，只好把文件错处涂掉。这位委员觉得事已至此，不再固执已见。
果然工作人员来到委员们的住所，找出文件作了处理。文件执笔人也找那位委员登门道歉。第二天会议正常举行，只是总结报告的文件中多了一道十分醒目的黑杠，很是刺眼。
1993年政协换届，新委员名单中，未出现那位委员的名字。他收到了一件精美的卸任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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