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味人间 东坡肉 曾颖 楼上的邻居在屋顶修了个花园，栽上各色花树，放上阳伞桌椅，我常常在天色将明之时，上去看朝阳，读书写东西。因为是借人家的地方，故将其命名为借园。以我粗陋的价值观来判定，东西可以借，但欢乐却是自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自己在物质方面不高的创造能力的一种精神胜利式的安慰吧。 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借园主人朱女士给我讲的。她某天上楼浇花，与我偶遇，知道我就是小区邻居们传说中的那个作家，她的小园子不仅给花儿和鸟儿们提供了栖所，还产出了许多文字，自然十分高兴，就给我讲了她爸爸的故事。 她的父亲是个老军人，抗美援朝下来，已是正团职，娶了她的生母，一个能够用俄文念普希金诗歌的文艺兵，生下她们兄妹。郎才女貌，儿女成双，幸福得羡煞旁人。而这个时候，六十年代中期，那场众所周知的劫难铺天盖地而来，官职和功勋比父亲高得多的人都靠边站甚至进了班房，父亲这个县团级，自然也少不得被批。父亲军人脾气，受不了横空而来的污蔑，拔拳奋起反击，被打成抗拒运动的典型。 生母果断而决绝地和父亲划清了界限，斩断了包括两个儿女在内的所有联系，以保全她在省歌舞团的工作。她和父亲相差15岁，惟一能填补这段差距的，是父亲的官职，而一旦这填充物消失了，平衡自然就崩塌了。 在历经了几乎脱了一层皮的“挽救教育”之后 ，父亲被发回原籍监督改造，惟一的行李便是一双儿女，儿子5岁，女儿3岁。老屋早已不在，生产队腾出一间保管室，保管室除了一个扣起的拌桶，什么都没有。但比起有人监视一不小心就可能挨皮带的土监狱，这间晒坝上空空如也的小房子，也就没那么恐怖了。 父亲早年当过蔑匠，求得队长允许，从后坡拖回几根竹子，剃枝砍丫，不出半日就拼出一张竹床，一张小桌，三根小凳，把随身带的军被饭盒水壶往上一放，勉强就算得是一个家了。三个石头支上当年缴日本鬼子的一个长条饭盒，烧上开水兑灰面，他们那天吃的第一顿饭，是浆糊。 晒坝西边还有一户人家，住着母女俩，与保管室相距三四百米，此外周边半里，再无人家。那两母女，据说是地主，与村里人没什么来往。地主婆六十多岁，膝盖有病，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女儿三十好几了，一直没有出嫁。 地主家小姐，通常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但这个小姐，却和想象不一样。她没有白净的皮肤，也没有光亮柔顺的头发和纤细柔美的腰姿，更没有不沾阳春水的纤纤玉指。她的面色青黄，头发发黄而且开叉。小眼睛，大脸盘，一对鲍牙破口而出，很不安分地顶在外面，而且还发黄。她年过三十没有出嫁的原因，大致是因为长相。而地主小姐的身份，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晒坝两头，一东一西两家就成了邻居，灯火呼应，炊烟融聚，一个地主，一个劳改分子，彼此倒也没什么嫌弃，虽不敢像正常邻居那样，你端着碗来我家摆龙门阵，我拎壶酒去你家打牙祭。但偶尔派娃娃搭个火借个盐什么的，倒也并不算什么忌讳的事。久去久来，两家彼此也有了些小小的照应。小姐最怕看到父亲给娃娃喂浆糊，经常偷偷把他家的面拿去加点黄豆面炒熟，再下锅时，满屋生香；父亲编竹虾筢到竹林背后的小溪里捞到小鱼，总是用草穿成两串，一串挂西屋门口，一串带回家中，煮得一锅腥气。 每当这个时候，地主家那位小姐，现在他们知道她叫芦花，就会摇头皱眉，觉得糟践了东西。父亲就自我解嘲，说要是有一碗油，把它们炸得喷香酥脆，再撒上一撮辣椒面和花椒，就美了。 但现实是，这些东西一样都没有。 下一次，父亲再捞鱼的时候，芦花跑来，把两串都接了，也不言语，一路小跑就进了竹林子，过小半天后，就端回一碗金黄酥脆的小鱼，放到竹桌上，香气四逸，两个小孩吃得嘎嘣乱响，父亲吃得满眼泪光。 芦花做鱼，其实用的是“炕”，她把小鱼放置在一个瓦片上，瓦片下面烧小火，慢慢炕干，这原本是做猫食的办法，不同的是挤了内脏加了几颗盐和干辣面，芦花称它为猫猫鱼，父亲则称之为芦花鱼。 朱女士说，那时乡下没什么玩事，她和哥哥就当了芦花的小跟班，而芦花也乐得带着这两个孩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少有的几个还会对她笑并把她的话当一回事的人。她说喇叭花的屁股是甜的，两个小家伙摘下来就啜，她说蜘蛛在唱歌，两个小家伙就屏住呼吸竖起耳朵…… 作为家中惟一的劳力，芦花真正玩的时间并不多，只是两个孩子觉得她做的事好玩而已，比如抹玉米，她把两个玉米棒碰在一起揉搓，笸箩里顿时下起了金黄的雨；比如宰猪草，她把一捆捆苕藤放在刀痕累累的菜板上，一阵敦敦敦的轻响，苕藤叶青汁四溅，不一会就变成一锅热气腾腾的猪食，她常常变戏法一般，从锅中掏出一个鸡蛋或小红苕，犒劳犒劳身后的小跟班和忙活了半天的自己，烟气氤氲的灶房里，芦花总能从坛子里，炉灰里，蒸笼瓦罐里掏出一点土豆玉米胡豆花生什么的，让他们雀跃欢喜。 作为狗崽子的他们，童年所有的温暖都与芦花和她的厨房有关。她总能用最少的油盐，做出味道完全不同的饭菜，每个月初，她就把不多的菜油和盐一起，炒得喷香，装到一个罐子里，每次煮菜的时候，往里放上一勺。她会用泡菜坛子里的酸盐水加上几粒小米椒，调出味道极好的蘸水，用来蘸萝卜。她能在孩子们吃腻了红苕之后，把红苕晒干磨细兑水打入开水锅里做成粉，拌上蒜泥香葱，吃得人满身大汗。 后来，父亲因为自己做饭实在太难，向队长申请让孩子们在芦花家搭伙。队长打趣说：要搭干脆全家搭，免得你天天吃糨糊吃坏了我没法向上面交代。 再后来，某一天早晨，父亲让儿女不再叫芦花姐姐，而是改口叫妈妈。女儿毫不犹豫地改了口，儿子迟疑了半晌，也改了口。那天，爸爸和芦花都非常高兴，爸爸用乡里人非常稀罕的旧军用挎包，换了两斤猪肉，芦花不惜血本，拿出过年都舍不得用的几颗冰糖，一副日子不过了的大手大脚样，倒出瓶底的菜油，把肉皮炸得酥亮，然后切片垫上黄豆，上锅蒸了两个小时，开屉之时，整个晒坝都迷醉在一片香气之中。 父亲说，那是东坡肉，苏东坡在流放的时候发明的。感谢老天爷，能让我在最苦最倒楣的时候遇到你！ 他的筷子指着碗里的肉，而眼睛却瞟向芦花。 芦花的脸红得仿佛桌上仅有的二两酒是她一个人喝了一般。 朱女士说，时隔四十几年，她仍能记起妈妈眼含泪光微笑的那一瞬，她觉得那是这辈子最温暖的一刻。 几年之后，父亲平反并落实政策。她们的生母，以当初离开的速度，扔下已靠边站的后夫，冲到乡下，花枝招展地在父亲面前一亮相，用朗诵腔说要与他“重新找回失去的年华”。父亲说自己不懂表演艺术，也不想回省城，只想安安静静吃一顿东坡肉，你如果会做，就帮我做一份吧！ 这场景很像川剧《马前泼水》，负心的妻子想请重回荣华的丈夫原谅。丈夫在马前泼了一盆水，说：你将水收回盆中，我便原谅你！ 东坡肉就是父亲泼出的水。 父亲再没回成都，只是在当地政协谋了个闲职退休，与芦花一起，白天读书钓鱼，晚上看五集连播，吃吃猫猫鱼和东坡肉，至前几年无疾而终，享年76岁。死前，他无数次给儿女们说过：“你们一定要好好对待你们的妈妈。” 这里，他所说的妈妈，指的是芦花。 儿女们都回省城工作，并各自生儿育女。他们前些年也试着去看过亲妈，但每一次听到的，都是她怨念十足地咒骂父亲的品位和芦花的丑，于是就再不去了。 芦花不习惯城里生活，一个人在老家生活，她说这里每一片树叶上都结着以往的日子，令她很欣喜快活。儿孙们每月都会回去看她，一到家就嚷嚷着要吃猫猫鱼和东坡肉。 我在楼上花园，曾碰到过一个婆婆来浇水，头发雪白，衣着干净，两个牙齿鲍在外面，很有卡通感。 我深度怀疑，她就是偶尔来成都看女儿的芦花，想问问，但害怕太唐突，没好意思问。 发表于2023年12月号《龙门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