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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志脆弱迷途知返的刘仁静、包惠僧 刘仁静是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当年只有19岁，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一大”代表。 刘仁静1902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自幼聪明伶俐。他不仅是“一大”代表中的最小年龄，而且在学业上一直是“学霸”，各个阶段都占了“最小”：三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成为私塾中年龄最小的学生：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是新生年龄中最小的。 早在考入北大之前武汉读书时，刘仁静就认识了恽代英，开始由一个闭门读书的书呆子，成为了一名新思想的追随者；进入北大后，积极参加各类活动，成为班级的佼佼者；“五四”运动爆发后，刘仁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在一次街头演讲时，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刘仁静是首批党员。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刘仁静又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举为“一大”代表。推举刘仁静为代表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当时被誉为党内“北大三杰”之一。 1926年9月，刘仁静远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是他蜕变的开始。在这里，他成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1929年，他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意见，而且还鼓吹托派理论。因为他的顽固不听劝，后来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成为游离于各派组织的孤家寡人，而且没有工作，只能靠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此后，他辗转来到北平、上海各地 ，当过教官，判过刑。抗战胜利后，又在国民党出版的报纸上当主笔，完全投向国民党，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刘仁静如梦方醒。 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认识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并求组织给他安排一份工作，让他能养家糊口。1951年后，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晨练时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他是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包惠僧，原名包德芬，1895年1月15日生，湖北黄冈人。6岁入读私塾，1912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在武昌教书。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记者。 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0年秋在武昌参与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任支部书记。1921年7月在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期间，作为陈独秀的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 “一大”会议之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参加编辑《劳动周刊》，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与中共组织脱离关系。历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党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0月1日，收音机里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之后，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 后来，包惠僧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 六、背弃信仰叛党投敌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陈公博参加“一大”会议，占了三个“唯一”：唯一一个带夫人赴会的，唯一一个住旅馆的，唯一一个提前离会的。 中共“一大”之后，他又是第一个脱党的。 陈公博，广东广州人，1892年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陈志美曾任广西提督（广西全省最高军事长官，从一品），而且是60岁晚来得子，为此陈公博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官二代”。 陈公博从小酷爱学习，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与陈独秀相识，也因此接触到了主义马克思。毕业后回到母校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当教授，并于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组建共产党组织之时加入了共产党。 中共“一大”之后，陈公博回到广州。此时是国共合作的前期阶段，中共的方针是联合孙中山，反对广东军阀陈烔明。但陈公博却在陈炯明1922年6月炮轰总统府之后，反而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在遭到中央批评后，竟公开声明与中央决裂，并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成为最早脱党的中共“一大”成员。 1925年留学归国后，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重返政治舞台。在国民党内，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并经其屡屡提拔任中央农民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 陈公博一直认为汪精卫对其有知遇之恩，到后来也屡屡因此而下错人生之棋。1938年，汪精卫潜逃越南，并发表电报，公开投降日本。陈公博虽然一开始划清了界限，但后来还是追随了他的“恩公”，从此由原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了一个为人所不齿的“汉奸”。 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946年，日本战败后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54岁可耻的一生。 周佛海的出身与陈公博不同，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凉水井镇窝溪村，从小家庭条件较为穷困，后来念书经常需要同乡的资助。虽然家贫，但周佛海从小就表露出了要出人头地的野心。 1917年，20岁的周佛海在好友的推荐下，到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进行勤工俭学。正是在日本学习期间，周佛海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认为找到了一种可以在中国有一番大作为的理论武器和道路选择。在学校暑假回国期间，他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并由此接触到了刚好在上海重新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1920年，周佛海协助陈独秀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在日本组织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周佛海作为唯一海外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此后，考入东京京都帝国大学继续深造。 回国后，周佛海看到共产党险恶的生存条件，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寻求生官发财之路。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为此，周恩来还专门做了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其去意已定，最终未能挽留。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 “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随汪精卫一起叛逃到越南，并利于自己会讲日语的优势，全程参与了与日方的谈判，成为伪政权的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核心要职，可谓春风得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像老鼠一般敏锐地意识到日本这艘大船终要沉没，于是又再次暗通重庆政府，成为戴笠的间谍，继续“效命中央”，并协助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 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立即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介石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情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这个一生钻营求荣的可耻汉奸在51岁划上了句号。 这里有一段周佛海对参加中共的“忏悔讲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变脸虎”的肮脏贼脸：“……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 张国焘，198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的官绅家庭，父亲曾任浙江象山县知事（类似如今县长），并经营钱庄，家庭富足，不缺钱花。 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在此期间，陈独秀在北大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彻底叩开了他的心扉，受新思潮的启蒙和北大开明教授的熏陶，年轻的张国焘开始积极思考和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中，张国焘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因为在北大法科礼堂进行慷慨演讲所表现出的才能，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成为“学生领袖”。 正是因为对新思潮的认可和积极参与，张国焘作为学生代表与李大钊、陈独秀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并开始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在陈独秀、李大钊缺席的情况下，张国焘成了会议的主角，被推选主持会议的主席。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应当说，张国焘在创建卾豫皖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的政治煽动性很强，队伍逐渐扩大，到后来开辟的川陕根据地时，队伍己到达八万余人，几乎与井冈山根据地长征前的队伍人数相当。但是，张国焘把这支序列为“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打击迫害不同政见者，杀害了诸如徐继慎、曾中生等四方面军的创始人，手段残忍。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夺取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直至最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跪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并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帮军统培训反共培训班，还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在此期间，他曾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求经济援助。毛泽东提出，只要他不与美国敌对势力勾结，可考虑给他经济支持。但张国焘死不悔改，坚持错误道路。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冻死在多伦多养老院，在饥寒中结束了他不齿的人生。 这里值得介绍的是，强国焘有个弟弟张国庶，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张国庶在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捕，国民党对这个“大官”高官厚禄、软硬兼施，张国庶毫不动摇、坚贞不屈，被时任南昌卫戍司令、后被井冈山红军俘虏处决的张辉瓒，装入麻袋沉入了江西赣江，壮烈牺牲。张国庶英勇坚强的精神与哥哥张国焘屈膝投敌的丑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弟兄两人也分别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发布于 2021-06-12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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