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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里挖掘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论语》宪问篇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意思是：国家君明政清，为人臣不仅要守身持正还要敢于进谏；国家君暗政浊，为人臣则要守身持正同时谦虚谨慎。 裴矩的行为则完美的诠释了孔子这段话的意思。 翻开史书，如果裴矩死于江都政变。那么他便是不折不扣的隋朝奸臣，隋炀帝时期导致亡国的三征高句丽之战就有裴矩的功劳。作为近臣对皇帝阿谀奉承，掩饰其过，使百姓水深火热，山河破碎也和裴矩脱不开关系。 但历史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作为个人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生就永远充满未知的可能。 裴矩出身河东裴氏，原名裴世矩，后世修史为避李世民的讳就拿掉了他名字中的世字。 他刚出生时父亲裴讷之因受杜弼的牵连被免官在家，不久便去世了。年幼的裴矩便由其伯父裴让之抚养。长大后，他学问渊博颇有心计，伯父裴让之对他说：我看你的器宇识见，一定能成为栋梁之材，但要想仕途亨通，必须具备处理世事的能力。裴矩因此开始在世事这方面倍加留意。 所谓处理世事通俗讲就是人情世故，再具体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让自己在复杂的环境中独善其身。而裴矩的一生恰恰是这一套行为准则的最佳注解。 隋文帝时期裴矩深得帝心，不仅参与灭陈之役，还在巡抚岭南时以3000兵卒击败王仲宣斩杀周师举，收复岭南二十余州。隋文帝因此对高颎杨素等人叹道：韦洸率2万兵马都不能踏入岭南一步，我总是担心他兵马太少，裴矩却以3000弱卒直捣南海，有这样的大臣，朕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裴矩因此被封闻喜县公。 当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的妻子大义公主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隋文帝又是夺得宇文家的江山，因此大义公主屡屡怂恿突厥寇边打劫。这令杨坚坐卧难安总想找个什么机会除去这一祸患。 大业十三年，超级大忽悠长孙晟向朝廷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大义公主与随从私通。
后来裴矩还和史万岁一起将达头可汗胖揍了一顿。独孤皇后去世时，太常没有合适的丧葬礼仪作为参考，裴矩又抽空和李百药牛弘等人根据齐礼编纂了隋朝的丧葬制度。 这样一个多面型人才，如果一直是杨坚主政，根据当时的周边形势裴矩大概率会像长孙晟那样在外交领域青史留名。甚至在军事上也能略施拳脚。 可惜他遇到了好大喜功干什么都讲排场的隋炀帝。  杨广即位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营造东都洛阳城。这位爷和他老爹不同，当初杨素奉命修建仁寿宫时因为稍微过于奢华被隋文帝一顿痛骂。如今杨素再次参与营建东都，史书记载：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为何会如此？是因为设计师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 这么大一件工程仅用了9个月就完工了，能如此神速是因为隋炀帝每个月征调的役丁达200万人之巨。2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整个长安城鼎盛时期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00万人，就按现代城市规模，一个1000万常住人口的大市，它的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大约300万人左右。上班族都经历过早高峰和晚高峰，那种到处都是人堵车堵到崩溃的场面想必会刻骨铭心。如果你穿越回大业元年登上洛阳北邙山看着如火如荼地营建工地恐怕会情不自禁蹦出一句话：卧槽，全是人啊！ 裴矩大概是被这样的帝王惊呆了，和宇文恺一样内心揣摩这位爷不光要住世界上最大的房子，还要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土地。早早晚晚有一天周边的这些个没有开化的异族将纳入我大隋帝国的统治体系内。于是裴矩趁着掌管与周边民族互市的便利，在与胡人拉家常时诱使对方讲自己的家乡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山，有什么风俗，有怎样的习惯。根据这些琐碎的对话和现有书籍裴矩硬是整理出了一本专门介绍西域35国的地理专著《西域图记》。内容涉及山川、姓氏、风土、物产、服章、和这些国家的兴衰更替。甚至还详细介绍了从敦煌到地中海的三条路线。 隋炀帝大喜，每天都召见裴矩询问西域之事。裴矩则一一介绍了西域的宝物，还说吐谷浑很容易吞并。写到这里总感觉裴矩是在故意迎合。作为大臣一味诱导堂堂一国之君去觊觎边远国家的宝物，总是少了些大格局多了点小家子气。还怂恿皇帝对外用兵却丝毫不顾忌百姓的死活就是其心可诛。要知道在营建东都每月要征调200万丁役的同时，隋炀帝又同步开凿了大运河。 作为传统士大夫，不可能对百姓的生死视而不见，何况裴矩又并非大奸大恶之徒。所以说他是在迎合皇帝的喜好。也是他圆滑世故的体现。只是这种圆滑似乎让他丢掉了底线。 在裴矩的怂恿和鼓励下，隋炀帝下定决心要经营西域。裴矩被再次派往张掖说服十几个国家前来归附。隋炀帝巡视河右时又派裴矩前往敦煌以厚利换取高昌王麹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等入朝朝拜，以满足隋炀帝的虚荣心。后来隋炀帝达到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二十七国国王列道欢迎。这花钱买来的荣耀当然让皇帝龙心大悦。之后又破了吐谷浑，扩地数千里，虽然诸蕃惧摄，朝贡相续，但派兵驻守维持战果每年所需花费也高达亿万之巨。 不仅如此，为了向四夷列国展现中国的强大实力，裴矩还建议在四夷朝贡时广搜四方艺妓十万人让她们穿着华丽服饰献艺于端门街。让百官和百姓坐在阁楼上观看，这场大型演出足足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看了演出总得吃饭吧，裴矩又让三市店肆设置帷帐，对蕃民盛情款待。这种种支出最后当然会摊派到百姓头上。而隋炀帝换来的是蕃人谓：中国为神仙之地的盛赞。至于裴矩更是得到隋炀帝忠心奉国，深肖朕躬的高度赞扬。 如果说以上种种只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前奏，那么三征高句丽便是这一行为的高潮。 大业七年隋炀帝巡视塞北，驾临启民可汗的属地。当时高句丽还不是隋的藩属国，却率先与突厥通使。而恰巧高句丽的使者此时也在突厥，启民可汗觉得事关重大，为了不引火上身便向隋炀帝如实禀告。 这无疑严重伤害了隋炀帝的自尊心，裴矩察觉了皇帝的不快一顿输出：高句丽本来叫孤竹国，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在周朝时是萁子的封地。到了汉是下属的三个郡，到了晋也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如今却不俯首称臣列于外域，况且先帝也曾让杨谅前去讨伐，但他师出无功，如今陛下在位，岂能让这固有领土仍处蛮貊之乡？今天他遣使于突厥，看到突厥举国从化，必然摄于皇家威严，害怕最后归附会招致灾难，现在命令他们入朝，一定可以达成目的。 于是在召见高句丽使者时，隋炀帝表达了他的需求，但高句丽国王高元并不买账，就此拉开了导致隋朝亡国的三征高句丽之战。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的那样：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将隋的亡国归罪于裴矩。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去看，裴矩对促进多民族中国的大一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中古时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中国，能保证中原王朝家给人足，百姓能吃口饱饭都极为不易。盲目扩张付出的代价只能是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  况且中原王朝的扩张不只是对外用兵这么简单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决。我们今天知道以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将中国大地分割成两部分，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方只适合放牧，而那些所谓的四方蛮夷恰好就是这些游牧民族。如果战败将遭到对方报复性洗劫，如果战胜对于所占领土的处置又成了一个大问题。耕种吧，会颗粒无收，放牧吧，时间久了中原人就又变成了游牧民族。为了不丧失战果只有一种办法，派军驻守。这样又衍生出后勤供应的致命问题，周边国家离中原动辄几千里，并且只能走陆路，运输过程中人吃马喂到达目的地能十存其一就不错了。所以司马光说“糜费以万万计”。史书记载：仅占领吐谷浑的维持成本就高达亿万之巨。  也因此唐太宗贞观四年灭东突厥后，面对如何安置突厥的问题时，朝堂之上以温彦博为首的河套派和以魏征为首的河北派相争数年。最后太宗听从了温彦博的意见，但在贞观14年突厥问题日益严重之时又强制阿史那思摩率众迁回故土。 从这一角度出发，司马光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裴矩在隋炀帝时期的表现确实只为迎合圣意，不顾百姓死活。 之后裴矩随驾巡幸江都，天下大乱，各地的告急文书纷至沓来。裴矩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报皇帝，杨广震怒，还以此想将裴矩遣送回长安。裴矩于是称病不行，李渊入主关中，炀帝派虞世基向裴矩问计。裴矩趁机劝皇帝回驾长安，但却传来了屈突通战败的消息。裴矩知道想回长安已经不可能了，为了不祸及自身，一边一味对炀帝悦媚取容，无所谏诤，一边将他精于人情世故的本事发挥的淋漓尽致。 当时皇帝的近卫骁果军两年没有回家，全部思乡心切，裴矩为了稳定人心建议将江都的寡妇和未出嫁的女子嫁给他们。因此骁果军全都对裴矩感恩戴德，这也救了他自己一条命。宇文化及利用骁果发动政变时，裴矩正在上朝的路上，被骁果抓获后为了报恩，便没有杀他。裴矩因此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等到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所败，裴矩又跟了窦建德，依然是宰辅之臣还帮窦建德制定了朝章礼仪。 李世民一战擒双王后裴矩这才降了大唐，次年拜太子左庶子，不久升为太子詹事，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大管家。可玄武门之变后两宫兵卒力战正酣，李世民派去晓喻的人却正是裴矩。他到底是谁的人？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了吧！ 等到李世民即位，裴矩已经80岁了，依然受到推重。太宗为了打击贪污腐败搞了次钓鱼执法，他故意派人行贿，一个门令史恰好撞到了枪口上受贿一匹绢，太宗震怒要杀了他。白发苍苍的裴矩据理力争道：此人受贿，确实应该诛杀，但是陛下拿财物试探的结果。如果处以极刑，便是所谓的陷人以罪。要是因此而上行下效，恐怕不符合引导德行遵守礼法的大义。 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还号召百官以裴矩为榜样。 这便是司马光所说的佞于隋而忠于唐。裴矩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与他的圆滑世故有莫大关系，也与统治者的好恶秉性有直接因果。 正如司马光所言：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 抛开一切立场不谈，仅以个人能力而言裴矩不失为一代人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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