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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烈士已牺牲70多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已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可是，他的这些著作是怎样从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的呢？对此，目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讹误颇多。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是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首先可以从事情的源头做一些仔细的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哪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很显然，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笔者认为，有可能为之的应该是这三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以及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骏。 胡逸民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下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说服，变为同情革命的人。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他，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1898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在浙江桐庐县任“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 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工作，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这位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私自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镣，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到拘押收审。另外，即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他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 以上3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骏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方志敏在委托高、程的同时，也委托于胡，而他们彼此对此都浑然不知，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 这四次传送文稿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 高家骏与程全昭：传送文稿的一对恋人 一 1935年7月初，18岁的程全昭应男友高家骏之邀，瞒着家人，从杭州匆匆赶到南昌。两人相见后，程全昭顾不得寒暄，直奔主题：“我这次出来，全按照你的意见，瞒着父母，私奔而来，下一步我们打算如何？” “别急，让我慢慢告诉你……” 高家骏此时在南昌缓靖公署行营看守所任文书。他说：“我这次要你火速赶来，是有一件紧急事情需要你帮我办。不，是要我俩共同去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帮狱中的共产党人送密信！” “啊！为共产党办事，弄不好要被杀头……” 程全昭大吃一惊，高家骏急忙捂住她的嘴，示意她轻声一些。 原来，高家骏和程全昭两家人同住杭州市劳动路，两人青梅竹马。后来高家骏进了大学，程全昭在女子职业学校就读。他俩偷偷相约，私订终身。可是，两人的恋情却遭到程家的竭力反对，这对恋人于是决心通过抗争来获取自由和幸福。 可程全昭万万没想到，当她私奔到南昌，恋人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冒着生命危险替狱中的共产党送信！ 高家骏告诉程全昭说：军法处看守所今年2月初进来一名“共党要犯”，此人就是国军出价8万大洋悬赏的方志敏。方虽蒙难下狱，可他的革命气节十分感人。他跟我们讲了不少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们军法处的中下级人员都愿意接近他。老蒋为了诱降他，一个月后把他移进了优待号。这样，他的囚室正好在我卧房对面，我们各自在房中站立，可隔窗相望。遇有机会，他会示意要我过去谈谈。 在军法处供职的凌凤梧，也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人。他在担任代理看守所所长时，曾帮助方志敏把脚上的重镣换成轻镣。 方志敏在狱中做好了慷慨赴死的思想准备。他以答应为国民党当局写点交待文字为幌子，实际上，正抓紧时间为共产党组织以及后人留下自己的文稿。如何将这些文稿及有关信件从控制森严的牢狱传送出去？方志敏很着急，要我和凤梧一起帮他想办法…… 说到这里，高家骏激动地抓住程全昭的手说：“这时，我们都想到你！请你去一趟上海。上海不是还有个你的好同学吗，你去落脚也方便。” “怎么，你们想到我？我有点怕……” “我们俩的事，他们都知道了，全昭，鼓起勇气！我们尽快把方志敏的文稿和信件送出去。争取早一点与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也许方志敏就多一分被营救的希望，日后我们就投奔共产党！” 第三天，程全昭随高家骏去了一趟看守所。 她进了高家骏的房间刚坐下，高家骏就拉着她的胳膊，又用手指向窗户对面。程全昭站起来，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见对面囚室临窗正站着一人，他个高挺拔，脸庞瘦削，微笑的目光里透出几分冷峻。她看见那人冲着她微笑点头，忽然双手抱拳，挥动致意。片刻之后，程全昭带着一包从高家骏身上换下要洗的衣裤走了。 这天晚上，高家骏来到旅馆，帮着程全昭整理行囊。高拿出程全昭藏在脏衣物里带出来的那个纸包，严肃地说：“这就是方志敏的重托，你一定要把这些文稿送到上海指定的可靠人手中。” 高家骏还从口袋里取出几封信，告诉她，要分送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他们都是同情支持共产党的朋友。最后，高家骏取出准备好的名片以及20元钱路费交给她。 二 程全昭到了上海，按地址顺利地找到在宝隆医院当护士的同学，并在医院宿舍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程全昭稍事妆扮，便匆匆出门了。她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宋庆龄住宅。开门传话的是一位佣人模样的妇女。她告诉程全昭，宋庆龄不在家，说着就要关门。程全昭急忙说：“我是从江西专程赶来的，有一封密信想亲手交给她。”说着，程全昭赶紧送上一张联系名片。 下午，程全昭又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李以惊疑的目光打量她许久，声称自己不认识方志敏，但还是收下了信和联系名片。 次日，程全昭为送信给邹韬奋找到了生活书店。谁知邹先生流亡国外未归，程照样留下了信和名片。 接着，程全昭又找到位于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店内一位高个中年男子热情接待了她，并 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她只好无奈地走开了。 当晚，生活书店的人根据名片找到了宝隆医院，来人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章乃器夫妇均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 当时，胡子婴去宝隆医院，是一副阔太太的妆扮，因娘家姓宋，便自称姓宋。程全昭以为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或者是宋家的至亲，于是把一包文稿和未能送出去的信全交给了“宋夫人”。“宋夫人”告诉她：你东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会被人注意。并劝她尽快离开上海回杭州。“宋夫人”还要资助她100元做路费，被她谢绝了。 关于胡子婴这次接收烈士文稿，她曾于1979年6月10日回忆道： 记得是1935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该店的主要负责人是毕云程，因为韬奋可能是出国了。我去时，胡愈之也在生活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这封信我也看见的。内容主要是说他写了一本文件，要托上海的同志送到党中央去……同样的信有四封：一封是给宋庆龄的，一封是给李公朴的，一封是给韬奋的，还有一封是给鲁迅的。给李的已送去并收下了，给鲁迅的信还没送……当时书店的毕云程等接到这信后非常着急，因为无法证实这信的真伪。……正在为难时，我去到书店。他们把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并让我看了来信。那女孩子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 那天晚上，胡子婴根据白天的约定，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三 程全昭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决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风头，然后再与高家骏联系。没想到刚到杭州便被家人发现，被关在家中，不能再与外界接触。 20多天过去了，高家骏没等到任何消息，坐立不安，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他私下对凌凤梧说，我请长假，去后就不再回来了。 7月30日，高家骏带着方志敏再次给鲁迅、宋庆龄、李公朴、沈雁冰的四封信赶赴上海。 到沪的第二天，他带着方志敏密写的信，先到了内山书店找鲁迅，后又到学校找李公朴，均不顺利，还发现有人跟踪。第三天，高在旅馆等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你不要再送信了，也不能在旅馆久留，要赶快离开上海，可能有危险。 几天后，高回到杭州家中。由于程家防备很严，高家骏回来后未得到程全昭一点消息。 不久，高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凌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了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 而那晚，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 几个人将纸包打开一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1935年12月14日，刚刚创刊不久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等有关情况。 可是，已经天各一方、正在承受生活磨难的程全昭和高 家骏却浑然不知此事。 四 20年过去了，1955年的一天，程全昭像往常一样去倒垃圾。突然，她眼前出现了一个使她魂绕梦牵的身影——这不是高家骏吗？ 两人都不自主地立定在原地。 “高家骏，真的是你吗？” “全昭，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找得我好苦啊……”高家骏也激动得讲不出话来。 两人四目对视，悲喜交加。 原来，自从程全昭回杭州被父母严加看管起来以后，便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尽管如此，胆小的父母还是担心，于是决定趁早将女儿远嫁他乡。程全昭只好屈从父母之命，随夫君去了大西北。20年后，程全昭又随丈夫举家返回杭州。这时，她已成为5个孩子的母亲了。 而高家骏回到杭州之后，也因家境艰难无法在家久居，况且很不安全。于是，他向邻居借了点钱，去了安庆，考进了一个医训班。后来，他当过军医，开过诊所。他与程全昭相遇时，正在杭州一家医院工作。昔日的恋人此时相对无言。 不久，因解放前曾在南昌国民党绥靖公署看守所干过事，高家骏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而被解除公职，押回老家绍兴柯桥务农，施行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程全昭的丈夫病逝，由于子女多而且均未成年，生活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没有工作、家庭无经济来源的程全昭一个人身上。 此时，她得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当时在浙江东阳北麓中学任教的凌凤梧已被江西省公安厅邀请至南昌，协助法医分辨和鉴定方志敏烈士的遗骨。与此同时，方志敏的遗孀缪敏（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还热情地邀请凌到她家做客，并打听高、程两人情况。不久，程全昭果真收到了缪敏的信。在信中，缪敏对程、高二人当年出于正义为烈士传送文件的果敢行为表示赞扬，并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后来，当缪敏得知程全昭家境十分困难之后，还寄来了钱和粮票，给予资助。最使程全昭感到欣慰的是，当年他们完成了烈士的重托。 程全昭抑制不住激动，跑到绍兴柯桥找到高家骏，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在缪敏的多次过问下，高家骏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彻底平反。这时，程全昭积劳成疾，体弱多病，她治病和生活均得到地方民政部门的关照，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 这年冬季，两位老人相聚杭州，虽步履蹒跚，但也难免触景生情。 两个月后，高家骏在绍兴柯桥山水环抱的老家长眠辞世。不久后的1981年2月，程全昭也在杭州安详地合上双眼。 胡逸民：传递文稿的狱友 1981年秋，一位年逾九旬的老者，被人搀扶着从南昌市北郊的梅岭脚下，一步步地踏上长长的台阶，来到方志敏烈士的墓前。 “志敏啊，志敏！我的囚友，我的知己！我没忘记你的教诲，完成了你的重托……”老人操着浓重的浙南乡音，泣不成声。 这位老人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浙江永康人，1890年出生。他早年攻读法律，因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跑到孙中山的家乡香山，决心追随孙中山，为民主革命效力，颇受器重。孙中山病逝时，胡逸民与李大钊、林伯渠等被安排为第一组的守灵人。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声大震，成了国民政府的显要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这个昔日共产党的敌人，怎么会跪在共产党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墓前痛哭呢？ 一 胡逸民一生三番为国民党军队建造监狱，却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房。 1934年夏天，胡逸民第三次入狱，被押于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其囚室自然是狱中的上等号子，称优待号。军法处和看守所的大小狱吏都知道胡的身份和背景，对他很客气。胡逸民在这里清静寂寞 地度过了半年多。 1935年2月初的一天，看守所忽然一下子轰动起来了：“共产党的闽浙赣三省主席方志敏抓到了！” 看守所内戒备比往常森然肃杀。狱中各类犯人以及大小狱吏都在私下议论，他们都瞪大眼睛，想要看看这个被官方悬赏8万缉拿的“匪首”到底何等摸样？ “喔，来了！”胡逸民定睛聚神，只见走在前头的那个人面容黑瘦，脚拖重镣，一步一顿，举足艰难，神色却从容镇定，气宇轩昂。 他就是方志敏！后面还跟着三名共党要犯。 两天后，胡逸民由看守所长陪同来到方志敏的囚室。所长满脸陪笑，谨慎地介绍：“这位是永一（胡的狱中化名）先生，在本所优待号。他素来肯在狱中行善，想与你们谈谈话，交个狱中朋友，请方先生……” 胡逸民忙接过话来，“我失去自由半年多了。听到关于你们的传闻，我很同情。早年我在国民党里干过'清党’，曾设法开脱过你们的同志，那些人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谢谢你。”方志敏绷紧的脸庞露出一丝友善的微笑，但仍保持着警惕和戒备。 胡逸民的话不假，他在担任“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时，曾放走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及同乡友好中的“共党分子”，因此，他第一次被蒋介石打下监狱。 “那你这次入狱……”方志敏问。 “这次是被人诬告。也怪老蒋耍滑头……” 胡逸民讲着自己的委屈，指责蒋介石的权术，情绪渐渐激动起来。接着他说：“方先生，目前我们都失去了自由，我愿意与你交个朋友。你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我愿意效力。” “谢谢你！”第一次接触，方志敏话语不多，他说：“生活上我们苦惯了。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请拿来看看。” “好的，好的，书报有一些，等会儿我让所长给你们送过来。” 后来，胡逸民常以送书取报、传送用品杂物为由，到三等号子与方志敏闲聊解闷，双方改口以老胡老方相称。从个人的经历身世到对社会的看法，以及入狱观感，两人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二 一天，胡逸民又借故来到方志敏的狱室，只见他两眼直瞪，满脸愠怒。原来方志敏刚被提审过，他与军法处处长等人发生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当他们威胁利诱无济于事后，终于搬出一名叛徒。 “那是一个无耻的东西！”方志敏被激怒了。对方却说：“你说无耻，可我们说觉悟。他现在已是我们的少将参议，每月有500元薪金呀！” “人类和畜类是不同的，君子与小人也是有区别的。这个你不会不知道。我方志敏既不爱爵位，也不恋金钱，随你们处置吧！”这个旨在劝降的审讯十分尴尬地草草收场了。 胡逸民得知后很受感染，可他兴奋的神色旋即从脸上又消失 ，几次欲言又止。 “老胡，何事不便启齿？” “有句话早该对你说了，请别见怪……”胡逸民斟酌着言辞说，“我在看守所内行走方便，还可以随便出入你们的囚室，这固然与我原本的身份有关，另外上面还嘱我劝劝你……” “哦——”方志敏并未介意。胡接着说，“他们要我转告，说官厅想重用你。这些天我见你意坚志定，内心佩服，也就耻于启齿。请原谅，今日才挑明此事。”胡逸民讲完，如释重负。 “老胡，我也明确告诉你，要我投降？天大的笑话！”方志敏站起身，指着桌上一张纸，“你看看这个——”原来是方志敏的“言志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愿意的啊！ 这是方志敏写给那些劝降者看的。胡逸民看着看着，脱口而出：“你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国民党当局把方志敏看成特殊“猎物”，寄予厚望。不久，将 方志敏搬进了单人优待号。他是看守所内唯一享此“优厚待遇”的共产党人，同时也是在优待号里唯一戴上脚镣的囚犯。 方志敏和胡逸民的两间优待号相互斜对面，他们的来往就更密切了。 方志敏的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交代”所提供的条件，不停地写作。痛苦的思索与孜孜不倦的写作，使他日益消瘦，后来又肺病复发，常常咯血。胡逸民劝他注意休息，平日串门闲聊也有所节制。 3月初，方志敏写完了七八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下旬又写好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4月写完了《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 一次，胡逸民忍不住问：“你在狱中还写这么多东西，到底做何打算？” “近日来我在想，我们的国家为什么那样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多灾多难？于是就想把自己所见所闻做个回忆，整理记下来，寄托一点思想……” 胡逸民随手翻看方志敏摆在案头的文稿，眼睛一亮：“《可爱的中国》，好题目！” “你说好？可是，他们（指审讯官及劝降者）口头上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但指责我只顾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全民族的利益。说我缺乏中华民族感情。请问，工农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会相冲突吗？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怕要送出去，可就难了……” 胡逸民沉思片刻，说：“老方，你若信得过，这事就交给我办！” “好！老胡，你若真肯为此担险出力，那太感谢你了。这文稿日后就重托于你。” 三 一天，胡逸民得到一个好消息，连忙告诉方志敏：“军法处将你的案子向上呈送了公文，说你至今无降意，本拟枪毙，但上面批下来的却是'缓办’，看来你的案子会拖延一阵子。” 方志敏并未因获“缓办”的消息而心存侥幸，他的写作抓得更紧了。 5月，他结束了《可爱的中国》的写作，又写了《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等；6月，他又挥笔写了《狱中纪实》等几篇。 7月的一个夜晚，在方志敏的囚室，胡逸民与方志敏聊了起来。 “老胡 ，他们该出场的人都出来了，这场戏大概就要收场了。我们的交谈，很可能就是诀别……”方志敏低沉的话语在胡逸民听来句句如锤，字字似针，扎得他钻心疼痛。 “老方，你……”任何劝慰的话都显得多余。再说，他也实在找不出一句妥贴的话来。 方志敏掀开草席，在床板下面卸下一个纸包，郑重地放在胡逸民面前。 “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文稿了，他们随时都会将我拉出去……这些东西，只有拜托你了！” 胡逸民双手捧起方志敏交给的一包文稿，顿时感觉沉甸甸的。他激动地说：“我一定要把它送出去！怎么送，你吩咐吧！” “日后出狱，把它送到上海，设法找到鲁迅、宋庆龄，或其他真正同情共产党人的进步组织。这里面有我写给他们的信……” 这一夜，胡逸民在方志敏的囚室坐了很久。临别时，方志敏郑重地叮嘱：“我们近来的谈话，注意不能泄露。否则要坏事的，还会给你添麻烦。定要谨慎珍重。” 1935年8月6日凌晨，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铁镣声把胡逸民吵醒，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预感不妙。 果然，方志敏双手被反铐着由几个法警押出了囚室。胡逸民盯着这位与自己同狱相处180余天的囚友拖着脚镣从容挪步，当经过自己门边时，向他投来深情的目光…… 四 1935年深秋，胡逸民终于盼到了出狱的这一天。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不时取出方志敏留给他的绝笔信凝神观看：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 …… 胡逸民看着看着，泪水几次模糊了视线 。他十分激动，却又感到惶恐不安。出狱后，他便赴杭州，平时深居简出，在痛苦和彷徨中熬了一年，终于决定冒险赴上海，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36年11月，胡逸民一身生意人打扮到了上海。他先去找鲁迅，未能找着（鲁迅于10月19日病世）。十里洋场，人海茫茫。到那里去找共产党组织呢？正在焦虑踌躇中，他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救国会”几个字，萌生了一个念头：去找上海救国会的头面人物章乃器先生，传闻此公与“共党”颇为友善。 第二天，胡逸民费了一番周折，摸到了章家。关于这段经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写道： 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因章乃器外出，便由我接待。送稿人介绍说，他是与方志敏同牢的囚友，并介绍方志敏经受了种种威胁利诱，始终不屈，最后被杀害。他出于对方志敏的感情及对烈士的敬仰，便遵嘱把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交给党组织。此人还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还说，几天后（即11月23日），章乃器被捕，她怕敌人抄家，急忙与住在她家的吴大琨清理救国会文件。这时，她想到方志敏的手稿，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接着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后来宋庆龄将文稿交予当时能代表中共组织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是烈士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若干年后，当胡逸民得知烈士遗稿传送全线过程，他那久久悬系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附记： 胡逸民完成方志敏烈士的重托之后不久，又卷入国民党政界的矛盾斗争。抗战胜利后，竟被诬指“汉奸罪”，第四次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 1949年4月中旬，趁国民党统治崩溃之机，胡逸民找关系将自己营救出狱。出狱后的胡逸民与陈铭枢等，积极配合中共秘密组织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军进城。 1950年元旦，由国家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推荐，中华实业有限公司聘请胡逸民为董事会常务董事。接着，胡逸民还多次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劝勉，要丢下包袱，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令人遗憾的是，胡逸民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一直心存疑虑，加上南京关于胡逸民的流言四起，不久，他携着爱女不辞而别，赴香港定居。 1981年10月，胡逸民在阔别了30年后，终于得以回到内陆探亲观光，并在朋友的陪同下，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那动人的一幕。翌年，胡逸民回到永康县农村定居，圆了老人落叶归根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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