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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雄辩——谈萨德

 置身于宁静 2024-01-29 发布于浙江

这不是一篇论文,只是一个话题的大纲。研究恶,碰到萨德是迟早的事。如果按照分析哲学的做法,一本正经地去列出萨德的论证漏洞一二三,我仿佛看到萨德在冷笑,或者淫笑。萨德的文本并不直接地是哲学文本,它的哲学内涵是分析出来的。萨德与康德同时代,但互相并无交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现成的,也是被阐释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某种程度上从首先提出这一联系阐释的文本《启蒙辩证法》第二附录开始。

一、萨德其人

萨德之所以是萨德,我们有两方面可以提的。

第一是他特殊的生活经历。萨德是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一方面,贵族的高等的教育和熏陶,为他的文学天赋的发挥打下了基础。他的文学实践,不论在体裁多样性、产量和质量上,都是一流,是高手中的高手。这与他作为贵族的身份也有点关系,一般的流氓仅仅只是流氓,因为没有文化,所以限制很大。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一般人容易停留在感性的直接性。顶多上升到知性,成为技术人员,就已经了不得了。但萨德显然突破了这两者。另一方面,贵族的身份使他有条件调动资源去实践他的淫乐的想象力。即便当时法国贵族本来就有荒淫奢靡的风气,他的行为也显得是过度的,异常的。特别是他在性行为方面臭名昭著的特殊癖好,有伤风化和亵渎神灵甚至到触犯当时法律的地步。他因此被判过两次死刑,总共在牢狱之中呆了超过四十年。[1]法国大革命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中,他本人就在场,他是被解放出来的囚犯之一。漫长的牢狱生涯也是萨德成就的一个条件。这就过度到第二点——

另一个更值得提的就是,在牢狱之中,他完成了的壮举,即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鸿篇巨制。正如波伏瓦所说,入狱之后,一个男人咽气,一个作家诞生。(波伏瓦,《要焚毁萨德吗》,中文p18)虽然大量的文稿在他生前就被焚毁,但留下来且最终出版的就有三十余部。仅新版《贞洁的厄运》(《新贾斯丁或贞洁的厄运,姐姐朱丽叶的故事》)一部,后来1797年的版本有四千页,共十卷。所有这些,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不堪入目的邪恶文字。【如果做PPT的话,这里可以插入表情包,世风日下,道德沦亡,或者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虽然可能会消解严肃性,但是效果很好,关键是有想用的冲动。可能是被网络毒害了。】按布朗肖的说法是:“如果图书馆中有一座地狱,那就是给这样的一本书准备的。一个人可以说,在整个文学史的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一本丑恶的著作,这样一件如此深刻地伤害人之情感和信念的作品。” (布朗肖《论萨德的理性》)乔治·巴塔耶也引用儒勒·雅南的如下评论:“到处是血淋淋的尸体,从母亲的怀中夺走的幼儿,在一场狂欢之后被割喉的年轻女子,盛满血与酒的杯子,无以想象的酷刑。滚烫的锅,立起的架子,破碎的头颅,被活活剥皮的男人;尖叫,诅咒,亵渎;心脏从身体里被扯出;这一切都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他是一个怎样不知疲倦的恶棍!”(巴塔耶《论萨德》)让·波朗则认为,萨德在小说《索多玛120天》详细罗列600件恶行,类似于一种严格的、系统的恶的百科全书派式的尝试。

实际上,萨德确实并不停留和满足于单纯的恶趣味展览,甚至也不仅仅是将恶行体系化;最关键之处是,他总试图赋予这些恶以神圣的意味,升华为“恶德”——这在其《闺房中的哲学》一书中有充分体现。总之,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恶的倾泻,名副其实的恶贯满盈,让所有正人君子都闻之色变。正是在“恶”方面的探索——不仅仅是对恶的可能性的罗列,还有对恶的论证和升华——让萨德成为萨德。

这样的作品,自然是要被尽可能地掩盖的。在死后的一整个十九世纪,作为禁毁小说写作者的萨德及其作品几乎被遗忘了。直到二十世纪初,他才借着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再次回归。罗兰·巴特将萨德的文学世界的地位与普鲁斯特并列为两极。(《访谈录》)在1909萨德文选的序言中,阿波利奈尔说,萨德这个被遗忘了一个世纪的色情作家,可能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在他之前,有过类似论断的是斯温伯恩,他把萨德在狱中的疯狂写作与拿破仑征服世界的战争相提并论:“把眼睛从这些或胜或负的战争之潮上转开吧;然后你们就会从这阴影上看到一个巨大的、夺目的、难以言表的幽灵;你们会看到在这整个星辰满布的时代之上显露出萨德侯爵庞大而阴森的形象。”(转引巴塔耶《论萨德》)1990年,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开始陆续出版萨德作品,可算是对他经典作家身份的正式加冕。

萨德如此之丰富和强烈的文本,可供思想家们从多个角度考察。科罗索夫斯基把萨德看成是一个语言发明者,独自创造出一整套话语,一个体系;布朗肖关心的是,萨德如何把个人的趣味凌驾于理性之上并蹂躏和利用理性,以及这种倾向背后的普遍意义何在;巴塔耶多强调萨德的过度原则和异质原则;福柯十分看重萨德作为越界者的位置,将他看成是头号的疯癫之人,与尼采、荷尔德林、梵高等人并列。

对我来说,对萨德的诸种解读方法,最有冲击力的无疑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附录《朱丽叶或启蒙与道德》最先提出的:将萨德与康德并置在一起。正是这种解读,大胆地把近代思想光谱的两端[2]连接成了一个回环。也正是这种解读,才算正式呼应了前面斯温伯恩的描述,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把萨德跟法西斯联系起来。而萨德另一部小说《索多玛120天》被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拍成电影,至今仍稳坐影史上最可怕的禁片之列。在电影中,故事的背景被改到了墨索里尼统治下萨洛共和国时期,也是对萨德与法西斯之间的联系的暗示。进一步,根据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解读,以萨德作为中介,康德及其守护着的近代启蒙,也与法西斯联系了起来。在《朱丽叶或启蒙与道德》这一文本中,主要涉及的萨德作品正是《贞洁的厄运》。

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因为萨德实在是太矛盾,太丰富了。下面,我们试图在康德的参照下,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谈萨德:a、享乐法则的冷漠;b、自然的残暴;c、贞洁的厄运。

二、康德启蒙理性体系下的阴影

目前看来,康德的事业,起到最激进效果的,就是第一批判。根据霍克海默、阿多诺之见,康德的第一批判造成的道德和价值上真空,康德自己再也没能填补,虽然他在第二批判尝试要那样做。康德为了主体的自治和自由,彻底根除了道德对一切他律的因素的依赖。这也是启蒙精神的真正激进之处——不仅仅是反对某个权威,而且是反对一切外在权威的“监护”。具体地说,就是废除了所有旧传统(在欧洲主要是基督教)的天然合法性。

正是在这样的真空下,萨德得以“价值重估”(比尼采更早,而且更极端)。在霍克海默、阿多诺这里,萨德是现代文明本质的揭示者。他们写道:萨德侯爵的作品展示了'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即从所有监护中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主体。(《启蒙辩证法》英文版68页,中文电子版95页、纸质版75The work of the Marquis de exhibits 'understanding without direction from another'-- that is to say, the bourgeois subject freed from all tutelage.萨德所揭示的正是现代启蒙背后的事实:一切皆被允许。

就康德的本意来说,他当然是想挽救伦理,或者说在对过去的宗教和其他传统权威祛魅之后,再为伦理奠基。

我们分以下几个要点来说,看萨德怎么把这些一一颠倒。

首先是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法则。

康德信赖的是理性——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事实先天地被我们意识到,然后对我们形成一个绝对命令,我们必须而且也可以不受经验条件强制,总是遵守道德法则。而这正是我们的自由所在。在康德这里,所谓恶,乃是准则的僭越和颠倒,把主观上受到感性欲望规定的准则置于道德法则之上。康德只给出两个选择,一种是把遵守道德法则放在第一位,其他的准则在不违反道德法则的要求的条件下运作;第二种是把某个准则放在第一位,而不顾道德法则所提出的命令。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把对道德法则的违反本身作为准则,放在第一位成为最高动机。第三种可能是被康德意识到,但是果断地拒绝的。(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635)这第三种情况,正是对单纯的毁灭的追求,或者说真正的魔鬼之恶,为恶而恶。康德在这种可能性面前退却了,而萨德却在这个方向上施展了他的才华。

如上所述,康德把无条件的命令与道德法则联系起来,萨德让这种联系解体了,他保留了无条件命令的形式,同时以他个人的恶趣味来替换道德法则。结果就是,在萨德那里,首先被他意识到的是一种纯粹情欲的事实,对他形成一个绝对命令,他必须不顾一切道德的限制,去寻求最大的快感。只要条件允许的,举例来说,只要那个性交姿势你能够凹得出来,不违反物理和人体的规律,人体自身的器官和外在的工具,只要你能够想得到拿得到,都可以尝试。在《索多玛120天》,其实就是通过经验归纳,去获得更多前所未有的取得更强的快感的方法。这种探索活动要取得新的成果和新的知识,首先重要的就是突破道德上的限制甚至蓄意从这种突破中汲取额外的快感,以此打开广阔到近乎无限的探索空间——在这个地方,情欲就跟毁灭,或者违反道德法则联系起来了;其次,第二点,就是探索的过程必须严格地经过规划,以确保所有的可能性都被覆盖到,不让一个孔洞被闲置和浪费。(阿多诺语)举个文明一点的例子,就像按摩一样,按什么位置,用什么力道,以什么顺序,等等因素的排列组合都要覆盖,不是随意安排,必须严格规划。第一点意味着邪恶,第二点意味着理性。最终的目的就是快感——而最大最强烈的快感总是要伴随着毁灭和犯禁。【在萨德宇宙中,康德的绞刑架,会变成一个情趣玩具。增加兴致。本来糟蹋一个女人只是普通的发泄,绞刑架立起来以后,就升华了,超出了肉体刺激的层面,变成了超验的发泄。精神分析喜欢讲这个,我这里就先略过。】这种升华的结果就是,两边都不挨着,既不是受到普通感性欲望的操纵,屈服于病理性的因素,也不是遵守道德法则,两个都不是。这里有一个超越了康德意义上的感官欲望的超验的情欲,它是可以克服贪生怕死的本能的,但它又不是道德法则,又不是善,反而是恶。

萨德所展示的画面就是,快感成为了绝对命令,统领着邪恶的理性。齐泽克评论道:“萨德勇于面对的问题是,纯粹的肉欲快感与精神之恋并非势同水火,而是辩证地缠结在一起:在真正充满激情的肉欲中,深藏着'精神的’、幽灵般的崇高之物,反之亦然。” 萨德把欲望,特别是性欲,升华到一定的地步,以至于它完全变成了别的东西。从一般的感性欲望角度来说,这种所谓的纵欲古怪到已经是折磨。它要求像苦行僧一般地纵欲,来自超验领域的某种命令迫使其纵欲,就像康德的道德法则对人提出的要求一样“无条件”。巴塔耶说:还没有一个苦行僧能够如此地超越恶心的极限。

康德所说的理性,在萨德这里并没有占据发布命令的位置,相反,它回到了休谟的立场——理性为情感欲望服务。也就是说,欲望正在发布命令的“主人之位”上,理性在此只有工具的意义。萨德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康德所说的感性欲望凌驾于道德法则之上意义上的道德恶。因为在康德那里,即便有人把道德法则颠倒到后面去了(实际上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倾向于把它排到后面去),它依然在发号施令,在提出无条件的要求,要求我们遵守它。也就是说,按康德的想法,不管我们实际上有没有遵守道德法则,它作为无条件的命令总是悬在我们头上。在萨德那里,悬在头上的东西变成了享乐。在这样的情况下,康德用以判断善恶的标准就失灵了。因为,在形式上,萨德完全可以符合康德的普遍化原则,虽然是一种毁灭的普遍化。至于为什么选择霍布斯的保命而不选择萨德的毁灭,也就是关于生存的最终目的,在这里是给不出答案的。原来这个问题是传统和宗教来支撑的,启蒙要不经他人的指引,要从外在监护中解放,然后运用自己的知性,那这些东西都被打掉了,或者说祛魅了。

总之,绝对命令被倒置了,这是第一点的倒置。

接下来我们要考察的是,康德虽然打掉了那些旧传统和宗教的教条,但是他有重建的努力。两个方面的努力。萨德的写作,在这两方面都同样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第一个是康德自己所设计的实践理性方案想往回拉一点,也就是第二批判的纯粹实践理性,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把上帝灵魂不朽等观念请回来,填补这个空白,重新给出一个目的。这直接关系到《贞洁的厄运》这部小说的主题。萨德笔下的朱丽叶和朱斯蒂娜是两姊妹。姐姐朱丽叶,是一个毫无道德感和廉耻心的形象,总是不择手段,即以理性地计算来追求自己的快乐。而她又总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整个人生顺风顺水,所有幸运都眷顾于她。妹妹朱斯蒂娜则相反,是一个贞洁女子的形象,竭尽全力、毫不妥协地恪守着道德法则。但朱斯蒂娜的命运却是一再地被迫害、强暴和侮辱。在结尾的时候,萨德甚至为她安排了一个五雷轰顶的结局,方才尽兴。霍克海默、阿多诺说朱斯蒂娜是“道德法则的殉难者”。这个所谓“贞洁的厄运”,以萨德的话来说,就是“美德被恶德打翻在地”,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即是杀人放火金腰带,铺桥修路无尸骸。萨德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重复的,无非就是这个东西。单就这个现象来说,算不上很深刻的洞察,毕竟《旧约》最古老的书卷《约伯记》就已经开始发掘这个母题。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核心想法首先是切断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并不符合经验的直观,“善有善报”在这个意义上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所以,在经验世界,德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断裂的和偶然的。但康德又认为,仅仅这样,不能让人满意。而这种不满来自理性,理性的必然要求——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匹配,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康德主张,由于理性本身的要求,我们必须设定一个全知、全能并且公正的上帝,来保证幸福与道德之间的匹配关系;这一关系虽然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可以在实践上成立。

而从萨德的立场,德福之间的关系之断裂和偶然同样也是不能让他满意的,但这种不满并非来自理性,而来自前文所说(暴虐的)自然的必然要求——极乐,没有得到满足。也就是说,萨德跟康德一样,也有在另外一个层面建立德福关系的念头,但是萨德在小说中要的不是德福一致,赏善罚恶;相反,他要的是赏恶罚善,他要求的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理论上,不论是善有善报,还是恶有善报,其实都是不能够必然成立的,但在实践上,萨德甚至认为,恶有善报比善有善报更加体现了世界的真实【他自己论证过的,第一,道德只能够对遵守道德的人形成阻碍,但是却帮助了恶人。恶人总是能赢。第二,恶人赢了以后可以用权势掩盖自己的不义。第三,道德将人们凝聚起来,把更多的资源提供给了恶人,恶人用这些资源可以造成更大的恶。如此循环。】;正如朱丽叶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原则,而贾斯丁所坚持的道德没有一次能够落实生效。为了把这一面凸显出来,萨德亲自设定了一个黑暗的天意,恶毒的上帝,来保证幸福与邪恶之间的匹配关系。于是,在他的小说中,邪恶带来幸福,而贞洁召来厄运,成为一个必然规律。

萨德的不同寻常还表现在,对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不厌其烦的展示。他想要在最大的限度上揭露那种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比如下辈子上天堂,得到上帝的原谅和拯救——的希望的虚假性,在萨德看来,这是人类最低贱的软弱。他对贾斯丁的反复折磨,不但是要杀死这种总是死灰复燃的希望,而且还有一种鞭尸的意味。用黑暗一点的眼光来看,贾斯丁其实很早就香消玉损了,后面的一系列的折磨都只不过是类似鞭尸一样的施虐狂的发泄,就像在《索多玛120天》的一开始,布朗吉公爵向那些他们纯粹为了折磨和使用而聚集起来的人宣布:你们现在身处法国境外的一片荒芜森林的中央,人迹罕至,险峰环绕,山上的通道从你们走来后就立刻被阻断了;你们被关在一座无法渗透的城堡里;不论你自以为是谁,你都远离亲友,绝密难寻;对世界而言,你们已经死了。布朗肖认为,我们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这段话,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是死人了。萨德不但要杀戮,而且要杀一千次。

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用不那么严肃的眼光来看——借用齐泽克的比喻——贾斯丁就像卡通片里的人物,就像汤姆和杰瑞一样不管遭受怎么样的毁灭性打击,它们都不会真正地受到伤害。或者说,她总是准备好迎接下一次伤害,这对萨德来说是一个完美的施虐对象,是源源不断的快感的绝佳来源。不朽的灵魂作为道德公设,和无生命的肉身作为快感的公设,在这里再次形成一个对子。继上帝存在的公设之后,灵魂不朽的公设的意义也有一个萨德投下的阴影。并不是为了提高道德水平,与道德法则的靠近程度,而是为了承受虐待,为主人提供快感。

对道德,萨德说:这是多么缺乏活力!怎样的冷若冰霜!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动。”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吃这一套,而且是并不是出于什么更加高明的理由,就是因为这让他感到无聊,与他的个人趣味不合。而后来他辩称,这个趣味是大自然安排在他心中的。

这是康德重建伦理的根基的第一个努力。以及背后的萨德阴影。接下来讲第二个。是在康德历史哲学那里出现的。他的做法是按照霍布斯的方案,依据普通的实践理性,大家为了自保,出于知性,自然而然就会学会彼此尊重,形成国家等等。他在1795年的文章《论永久和平》中说,人类的政治不需要道德,他说即便是魔鬼的民族(ein Volk von Teufeln)也能够组成国家。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只要魔鬼有理智(Verstand)。(ZeF8S. 366)他的意思是,不需要道德善意,仅仅出于自私的目的,魔鬼也不会自相残杀,因此才能组成国家。这里的魔鬼,我把他叫做理性经济鬼,没有任何道德,但是会计算利益,还总想着自保,生存下去之类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萨德会怎么看待康德的理性经济鬼?其实萨德自己确实也碰到这个问题:恶人之间怎么相处?如果是共谋,那么这种关系也需要基本的善意来支撑,即便不是道德上的善意,至少也是一种自然的善意,一种自爱——在自爱的基础上通过理智的功利计算来协调自己与其他恶人的关系尺度。或者说,一种个体之间自由的外在协调,至少维持统治者之间的,(主奴关系框架下的)主人之间的外在协调。【我们知道,现在资本家们联合起来了,工人都联合不起来】但萨德完全不认同此类模式——即康德从霍布斯那继承来的,为求自保而调动理智最终与其他人和谐相处的模式。在这里,就是只有施虐狂和受虐狂萨德才能够想得出来。这种鸟头在霍布斯(以及康德)那里,以及我们正常人意识中,基本上不会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怀疑,生存和自保是最基本的自然的本能。但萨德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正常人。在这个问题上稍微逗留了一下,很快就拒绝并嘲笑了这个基于自爱和理智的基本善意,转而投入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对恶的献祭,并乐在其中。为什么说他逗留了一下呢?因为萨德也设想过,比如我前面说过的,主人统治奴隶,尽情地剥削奴隶,而主人之间、恶人之间却是联合起来,基于可以结成同盟的基本善意。这想法跟康德的理性经济鬼很像。但他很快地意识到,这种基本的善意已经没有基础了,再依靠这个东西,只不过是软弱的逃避,是一种奴隶道德。现在,自保,生存并不比毁灭原则更优先,更有意义。这下面找不到基础的。而且,这帮魔鬼还总想着自保,真是弱爆了。还说是魔鬼,呸。既然快感和毁灭原则已经是膜拜的对象,那真正的魔鬼应该可以享受毁灭。施虐狂必须也可以是受虐狂。不论别人怎么对待他,不论世界怎么对待他,他都不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他尽情享受每一次厄运。【是不是很古怪?】

所以,萨德的作品揭露了什么呢,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认为的,在第一批判造成的空洞,康德自己根本就填不上,说到底,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根本就无法找到先验理性的根据。生活中的某种价值的优先性,也找不到根据,因为生活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那个之前由传统所提供出来的目的,已经被摧毁了。

他们写道:“在已经丧失了目的的情况下,用社会中的某种理性来替代业已衰败的宗教,只是无望的努力”。(74页)他们这里所说的丧失了的目的,就是指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攻击下,倒在血泊中的上帝。于是,就出现萨德和尼采这样的人,价值重估,既揭示第二批判的无力,又直面第一批判的真正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萨德真正体现了被解放了的资产阶级,不经他人引导的知性;以及为什么说,尼采和萨德的著作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三、绝对命令的冷漠

现在好了,说完萨德如何在康德的启蒙理性学说背后投下一道阴影,我们回到更早的一个论断,既然萨德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对康德的批判,为什么霍克海默、阿多诺会把康德、萨德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弄得好像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一样。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这两种绝对命令的同根性,就体现在“冷漠”上。不论是康德的“为义务而义务”,还是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都是彻底的冷漠的,而这种冷漠构成了资产阶级主体的核心特质。 依据他们的判断,康德与萨德,进而与法西斯,三者的共同环节正是对情感的舍弃。于是1从康德的道德法则具有极度高尚、高贵但冷酷无情的性质(高冷)2到与现代启蒙理性所导致的道德情感的丧失,3再推到现代人对现实中的错误生活丧失基本批判和反抗能力。前面说得太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为义务而义务,是排除感情的。如果你因为同情心而帮助某人,那在康德看来,并没有道德价值。因为是否能引发同情的种种经验条件是完全偶然的,根本不足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所以,不带感情地为义务而义务是一件比较重要的需要注意的事。而萨德的绝对命令,要求为欲望而欲望。也具有一样的性质。为了获得最大的快感,你不能迷失在自己的感官欲望中,而必须能够去理性地策划,计算。【萨德叫人鞭打,他自己还计数。】结果就是,我前面也讲过,萨德的人物两边都不挨着,既不是动物性的享乐者,也不是道德法则的尊崇者。那是什么呢?冷静而麻木的知识分子,理性的现代人。在这一点上,阿多诺、霍克海默把萨德和康德和法西斯放在一起,为义务而义务,为欲望而欲望,都是一种根除感情之后的麻木不仁。是不是跟法西斯的关系就呈现出来了。【们可以想想艾希曼的形象。】

这个时候,已经为法西斯准备好了条件,只需要一个经济危机导致的生活危机,和一个貌似能够解决危机的伟大领袖的出现,事就这样成了。这也可以看成是对阿伦特所发现的平庸之恶的现象的解释。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就是人放弃了思考。但是她并没有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大量的人,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纳粹德国都一起放弃了思考,陷入平庸之恶。而《启蒙辩证法》提供了一个解释:因为他们当时所能调动的理性,根本就没有批判的维度,只能发挥计算和组合材料的功能,所以当现实生活哪怕走向奥斯维辛这样的错误方向,他们也无力坚守所谓的底线;而理性之所以会丧失这种批判的维度,则与康德所设计的启蒙理性方案自身的内部缺陷有关(用以支撑人-人之间的关系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把情感祛除,把内容祛除)。

严格来说,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立场上看,近代西方的历史危机,并非因为放弃了思考,而是因为放弃了情感;对他们而言,这种情感才是真正的理性批判的来源。萨德笔下的朱丽叶,一个理性地作恶的形象,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情感,就是丧失道德情感的代表。[3]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多数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甚至被唤起一样的情感,那是否说明其实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情感并没有丧失呢?当萨德的作品还会让我们不安,难道不是说明了我们并没有陷入冷漠,说明了我们依然保有道德情感吗?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生活经验表明,遵纪守法的市民和普通人是大多数,不太会有完全道德情感麻木的,更少会有穷凶极恶之徒。但是,我们仅仅作为单独的个人具备这种道德情感,根本没有卵用。根据齐泽克对阿多诺观点的解读,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分裂,即怜悯和感伤、博爱与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中的冷酷无情即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这里的关键在于,道德情感虽然没有“消失”,但被驱赶到了私人领域,没有办法介入或影响公共领域的事务,仅仅成为了一种虚假的伪装。这正是萨德和尼采的作品所揭露的事实: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彻底的伪善。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把不再能够发挥作用的那些资产阶级道德假面抛掉,直接赤裸裸地呈现现代性的真面目。

这个也是为什么,市民们看起来都挺好的,但是一个个好人却组成了如此糟糕的现代社会;正如法西斯的成员一个个看起来都很正常,甚至像阿伦特形容艾希曼那样是平庸的,但是这些正常和平庸的人聚在一起创造出了巨大的恶。当我们试图介入公共领域,我们试图把自己拔高到纯粹实践理性的高度的时候,正如前面所说的,不但高而且要冷,必须冷酷无情。为了达到普遍性,我们必须冷酷无情。道德情感留在私人领域就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前面所谈论过的,康德的道德法则因其普遍性而必须具备高冷的性质[4]

在这样的冷漠和麻木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自然的必然性的世界,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旁观而不要想着参与或者改变。所以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怎么找回这种道德情感,而是怎么能够把这些情感,或者说伦理的特殊内容,带到普遍领域,带进公共性的空间。只留在私人领域,岁月静好,没用的。必须要有一个现实的落脚点,一个结合点。

我认为,以上就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康德、萨德和法西斯之间的联系的最主要的观点,虽然他们还讲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四、欲望的权力中介-共同体问题  

讲得已经太久了。接下来如果还要继续的话,有两个方向。但我没有时间了,只讲其中一个。

一个是谈这种道德情感去哪找,哪有一个并非纯粹私人领域但是又存在这样的道德情感的地方?这时候可以找一下黑格尔,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说,在家庭。家庭是伦理的单位,不是私人的,但也不等于市民社会的抽象的公共性,或者说主观性(暴民政治),家庭是有实体内容的,是客观性的,虽然是朴素的。最后是由国家来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统合起来,把普遍与特殊统合起来。但是我们知道,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面已经指出,国家根本没法统合,没法限制住市民社会的坏的主观性【直到现在也限制不住】,市民社会会反过来侵蚀国家,国家变成勾心斗角的权力斗争场所,而不是真理的化身,黑格尔说的那种。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再往后走,看霍克海默阿多诺那个时候,家庭也被市民社会侵蚀了。两头都被中间吃了。市民社会去怎么瓦解家庭的基础,也很可说,可以另外开一个沙龙来谈。市民社会中的女性不需要在婚姻中去得到她作为独立个人的承认,她可以与其他男人一样工作。原来家庭是她的唯一的场所。当然,这个家庭最终的基础是主奴关系。萨德的传记电影《鹅毛笔》中,医生的情节就很体现家庭中的主奴关系。电影本身要展示的是,上层阶级的人物的欲望有其所谓合法的发泄渠道,就是通过掌握的资源去控制和剥削下层,医生娶了一个可以当他孙女的穷人家女孩西蒙娜为妻。像宠物一样关起来。这种关系根本上是权力关系。而萨德的欲望是一种不合法的渠道,因为他挑战权力关系。西蒙娜看了萨德的小黄书以后,跟别人跑了。电影安排这个情节,其实就是在欲望和权力的斗争中,代表欲望的一方的一次反击。这一回合,欲望战胜了权力。被囚禁的萨德,通过写作,让囚禁他的人戴了绿帽。实际上是原来权力统治被冲破了。但话说回来,西蒙娜跟一个建筑师私奔之后,并不见得就摆脱了原来的糟糕处境,因为这是结构性的,假设她跟建筑师结婚,进入家庭,也只不过是进入了另一个主奴关系中,不管怎么样,比原来好一些,起码建筑师长得帅点。如果要真正获得独立,那就不再依附男人,不再依附家庭关系,成为职业女性。这一点在市民社会中具备了条件。所以市民社会是会瓦解原来的家庭关系的。

总之,如果家庭,这个情感的最初诞生地,在市民社会中,也没了,随着原来的主奴关系的瓦解而瓦解了,那怎么办?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没给开药方,他们只是指出,道德上的冷漠跟公共领域的纯形式化,没有内容有关系,然后为法西斯准备了条件。然后怎么办,他们没说。这个再拉开,问题非常大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这种资产阶级的爱情观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的,实际上以主奴关系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家庭,就应该瓦解。我们要往前走,不要想着复古,浪漫主义的想法回到过去。诉诸道德说教。这样不行。必须在社会制度上改造。这样,市民社会才会走到尽头,然后让经济危机带来革命的契机,在共产主义社会迎来国家的消亡,这个国家,是作为权力斗争场所和统治阶级的暴力的工具的国家。如果要说感情,那可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友谊这类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策划。一个思路。我觉得很不容易,最后让我绕到共产主义了。一个关于萨德的沙龙,最后我还是表个态,我们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谢谢。


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关于禁令的问题。

禁令是哪里来的呢?既然自然不禁止任何东西。

第一个禁令,人受到禁令的引导去区分善恶。也就是说,人不是在品尝知识树果实的时候,而是在被禁止这样做的时候,失去了天堂的无辜。

【有了善恶的区分,做禁止的事是恶的。】

【有禁忌,说明已经出现了权力关系,出现了共同体。萨德的狂欢以以欲望的辩证法为动力,以共同体为条件,以理性的躁动为前提。

【理性的躁动表现在亚当的身上。而亚当,是一个人性的理念,并非任何一个人类个体成员。进一步说,这还是一个犯罪的即恶的人性理念。】

【最初反抗的是自然吗?还是共同体的禁令?两者还不太一样。——最初反抗的是自然本能,才进入了人类自己的文化领域。】

在卢梭开始,自然就命令取消对文明的道德规则的信任,听从自身,跟随自爱。但萨德这里的'自然'却是一头凶残的野兽。自然把人抛到世上,又把他吞噬——萨德问道:为什么还要加上道德负担和内心矛盾?为什么不'把一切献给欲望'?这种想法的出发点首先当然就是萨德那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强度上都异于常人的情欲。这种情欲如此地过度和越界,以至于它没有仅仅停留于肉体的直接性,而是被萨德升华到理念的高度。也许反过来说也成立,正因为它超越肉体的直接性,所以才能够显得如此过度和越界。这个出发点似乎完全是私人的。在起始处,萨德完全置宏大叙事的概念于不顾。但是当他要走得更远,他还是找到了一个普遍概念:自然。

按照萨德的逻辑,在冰冷淡漠的宇宙(正如克苏鲁神话的恐怖宇宙),死亡和痛苦才是生命中不可置疑的因素,而只要能够抛弃道德的束缚,也许能够留下几个欲望的瞬间——萨德称之为“生命荆棘之路上的玫瑰”。萨德的想法并不是凭空而出。他最直接的思想基础是歌德和卢梭对生命力的、大自然的歌颂,以及对文化和所谓文明道德的警惕。在这里,文化、文明被看作是反生命的异化,是对自由的束缚。卢梭和歌德都是要肯定自然、肯定生命的,有一个非常光明的理论基调。但是,萨德采取了相反的操作,完全地否定:自然是残暴的,生命是虚无。在被自然虐待和重回生命的虚无之外,就只有几个欲望的瞬间

由此看没有上帝,一切皆允许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噩梦,本来正是萨德神往的乐园。但萨德却在此碰到一个棘手的矛盾:一切都是允许的,恶也会被取消。最大的快感必然要伴随着最大的邪恶,但最大的恶却不能缺少犯罪的意识-见证,必须有被亵渎的神圣,被违背的禁令。这也是朱斯蒂娜在萨德的小说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即必须有一个道德的化身,以供亵渎、蹂躏和摧毁。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论中,康德嘲讽了那些轻视感官经验的理念论独断论者:轻盈的鸽子在自由飞翔时分开空气,感受到空气的阻力,也许会想象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可以更好地飞翔。这些独断论者受到理性的诱惑,以至于扩展自己的知识冲动变得没有节制——请注意这里对理性的描述当中所隐含的情欲成分。从不拒绝诱惑、顺应冲动、没有节制来说,康德与萨德距离并不遥远。紧接着,康德以柏拉图为例:柏拉图因为感官世界给知性设置了如此狭隘的界限而离开了感官世界,冒险在感官世界的彼岸鼓起理念的双翼飞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竭尽全力却毫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仿佛是作为基础,使他支撑起自己,并在上面用力,以便发动知性。KrVA5/B8-9)(中文版 3:32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萨德身上,只不过要把理性对知识的渴望转换为肉体对快感的欲求,再把仿佛是束缚着知性的经验转换为仿佛是束缚着情欲的道德禁令:萨德因为道德禁令给情欲设置了如此狭隘的界限而反抗道德禁令,冒险在道德禁令的彼岸鼓起自然的双翼飞入纯粹情欲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竭尽全力却毫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仿佛是作为基础,使他支撑起自己,并在上面用力,以便发动情欲。

对理念论的独断论者来说,后果是无法产生知识,只有幻象;对萨德来说,后果就是没有犯禁的额外的快感,只有例行公事的无聊,进而产生被操纵和被愚弄的愤怒。萨德抱怨道:啊,你这个又瞎又蠢的力量,即使我把一切在那里干着坏事的生物从地球上赶走——我还是达不到我的目的,因为我只会给你这个狠心的母亲效劳,但我的意图仅仅是,对你的愚蠢和恶毒进行报复,而你让人受此苦难——而且从未让他们有可能,让自己听任这些令人厌恶的、你注入给他们的倾向摆布。萨德与自然结盟打击了神圣性和理性的禁令之后,他突然发觉自己无论如何作恶,总还处在自然的统治之下。所以,转而对抗那个允许一切的自然。

但他承认失败。本来,听任自身的内在自然倾向摆布,正是萨德所追求的,但他发现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的完全主宰反而会妨碍邪恶的快感的获得。所以,在以自然为依据否定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切传统规则之后,萨德终于转而把否定指向了他引以为纵欲的根据的自然。布朗肖指出,自然充当了所有荒淫的法则来源,服务于所有令人厌恶的事物,但萨德的幻想并未在此止步。他还要反对自然。因为,在纵欲和犯罪中,自然也还是作为积极的因素参与进来。自然让一切合法化,那么恶就是符合自然的秩序和目的的,总有某些方面是好的。萨德发现,自己做的坏事在为自然服务,被自然转变成为某种好事(我还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只会给你这个狠心的母亲效劳”194)。萨德也涉及到战胜自然的主题,与康德再次汇合。但是,萨德是在相反的极端。康德战胜自然是为了善而善,萨德战胜自然是为了毁灭而毁灭。一样地纯粹。萨德只希望绝对的否定:一切都不应该存在。

萨德自己曾说倘若没有节制,那么一切都好。现在他发现,没有节制,并不好。因为反抗一个允许一切的自然,没有意义。为了享受犯法和犯禁的快乐,必须先有法和禁令。法和禁令的本质即对个体欲望的控制、压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萨德的狂欢必须以文化、禁令、对欲望的压抑为前提,以最低限度的共同体及其内部的权力结构为前提。如此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人类最初的文化开端,即理性的躁动上。萨德终究是启蒙之子,其设想的快感的来源并非自然和肉体,而肇端于理性。此处的理性,完全切合康德所说的人性的禀赋,即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判自己幸福与否的能力。(作为理性存在者,人拥有人性的禀赋,与人性并列的禀赋还有动物性人格性。)(cf. RGV 6, S.26-27)

在这里,恶还不能私密进行必须公开公开化和普遍化的展示,才能获得最大的快感。霍克海默、阿多诺很清楚个中奥妙,他们写道:自然实际上并不懂得这种享乐;自然的快乐超出不了对需要的满足。所有快乐在没有得到升华或是得到升华的感情中,都是社会性的。(《启蒙辩证法》81页)


[1] 据说萨德是第一个抗议死刑的法国作家,而他本人就被判过两次死刑。

[2] 康德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从历史来说是法国大革命,从思想来说是近代启蒙理性精神化身的普遍性,它们把自己显示为一个整体的秩序的“完成”(历史终结),萨德却在当时就作为一种“溢出”而存在。他不在这个整体的秩序里面,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他的容身之处,监狱和精神病院是人类社会留给他的唯一归宿。跟其他恶徒和疯人不同的是,当人们以为可以将之遗忘的时候,萨德又幽灵般地再次回归,让思想不得不面对他,乃至被他所吸引。

[3] 生活当中有些极致的恶,比如有把孩子打残了当成乞讨赚钱的工具,人口贩卖,逼良为娼,人类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那些事情我们一般人都会选择回避,因为根本受不了。印尼暴乱,卢旺达大屠杀;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自杀了。还有鉴黄师,必须接受心理援助,视频里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受不了。看虐杀儿童的录像带,第一卷就受不了了,边哭边看因为这是工作和职责。然后你绝望地发现这个今天刚被抓回来的变态还有两箱这种录像带。什么感觉。你觉得,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够被接受,都能够在某个宏大叙事之内被和解,那肯定会留下永远的悔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因为一滴无辜孩子的眼泪,我们不接受和解,我们拒绝天堂的入场券,拒绝这种所谓信仰。这个时候,就是道德自发性在起作用,情感还没有麻木。

[4] 尼布尔的著作《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也以这个论题为基础。在尼布尔那里,在个人有同情心和道德感,但是集体没有,集体永远只能是自私和冷酷的。所以就有了道德的个人组成的不道德的社会。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个人可以发挥作用的道德自发性,被限制在了私人领域,而不能带进公共领域。

王春明点评:

特殊类型的话语类型。这是语言问题,萨德的复杂性的所在。二十世纪的接受史,也很复杂。实际上现代人尺度更大了,萨德并不算非常过分的了。

1萨德与他的时代。2系统性,从话语上重新统合性经验。语言的构造,词汇。福柯说,性经验在语言中排列起来,重新表述,重新获得新的意义。不在于经验本身,而在于他如何表达的。特定的语言配置,让经验获得特定的意义。【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性经验。他把整个大的话语结构都撕裂了。所以它某种意义上有解放的效果,能够让小媳妇都跑了。】萨德式的倒错性经验,是有特点的 ,一个是自然主义,另一个是语言的重要性。

什么意义上的神圣。巴塔耶那里的神圣观念,二十世纪的神圣,跟十九世纪完全不一样。神圣也可以带着卑污。

禁忌本身,就像奥托说的神圣性,既吸引又恐惧排斥。禁忌本身必须要存在作为社会的基础,以及对界限时不时的违背,

没有投入吗?【至尊者的概念如何?】

巴塔耶指出,萨德缺乏了苦恼的成分,他对快乐的理解跟二十世纪有很大不同。

《鹅毛笔》

拿破仑的部下建议治疗和规训萨德,而不是处死他。

萨德的作品对遵守道德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攻击,也是一种诱惑。类似于,我压抑了自己去遵守规则,而你居然解放了自己,这是不可容忍的,是对我们约定的关系的破坏——我们约好要遵守12345;既然你都可以不用压抑,也许我也可以……

马黛莲喜欢萨德以及萨德的作品,但是她并没有变成一个坏人,也没有成为变态。这个角色是导演留给人们的一个安慰,但是看起来她好像是叶公好龙一样,一方面很喜欢读萨德但是另一方面死的时候仍然是个处女。但最后结局她却因其迷恋的东西而惨死。颇有可解读的地方。

萨德的深刻是解释出来的,在对谈中的深刻。他的作品完全可以当做纯粹下流来看待,但你无法按照爽文的节奏从头看到尾。一般的爽文像糖水,不需要训练,但欣赏真正的苦味,必须能够脱离直接的感官刺激。

萨德问神父,你的信仰如此软弱吗?【事实上已经崩塌了】

虚伪和脆弱的是当时已经没落了的基督教道德,没落的原因在启蒙的解放,但重建并不成功。

再读《启蒙辩证法》20190426

84页:斯多亚主义即资产阶级哲学。把私人存在提升到防备普遍性的高度上,以此坚持普遍性。【岁月静好。】

85页:道德的谱系…他们漠视藐视所谓安逸、肉体、生命和闲适,他们只醉心于所有破坏之举。【不再是末人。】危险地生活,是朱莉埃特的使命。

86页:强力意志是“天性”——弱者有罪。【虽然对人类生活来说残酷】但优点是真实。

87页:怨恨来自自卑;美丽的恐怖行为;资产阶级世界偏好大事件——一方面主张绞死小偷,另一方面又接受说帝国主义的掠夺也是世界历史的使命,尼采都没有摆脱。

88页:法西斯主义膜拜强权【世界历史的动力之类】但强权却依赖文明的力量。故尼采的观点在实现过程中反驳了自身,对生命之肯定虽然正确,但却与现实相反。

懊悔与怜悯,有悖于理性,本身就是罪过。——在形式理性看来,怜悯仍旧是普遍与特殊同一性的感觉意识亦即自然化的中介,【?不明白】它构成了偏见的最强制形式。“任何不靠理性,也不靠同情去帮助别人的人都应该恰当地被称为非人”(斯宾诺莎)。【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五十:“怜悯在一个遵循理性指导而生活的人,本身是恶,没有益处。怜悯是一种痛苦,所以本身就是恶。由怜悯而产生的善,如努力解除我们怜悯的人的痛苦的欲望,已经是纯出于理性的命令。真正讲来,唯有纯出于理性的命令的行为,我们才确实知道是善的行为。所以怜悯在一个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本身是恶,没有益处。由此可以推知,一个遵循理性的命令而生活的人,必尽量努力使他自己勿为怜悯之情所动。”】

怜悯是:1、一种直接形式的人性,邪恶无益;2、是男子气概的反面【男子气概是资产阶级德性?】;3、女人气、孩子气、斯多亚主义;4、软弱;5、软心肠但不具有德性的高尚;6、希腊人必须通过悲剧释放出来;7、威胁国家,破坏纪律【纳粹会同意的】;8、最大的限制因素在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90页:叔本华认为,所有建立人性的希望,都是不幸者的痴人说梦。反对同情的人认为,不幸是一种耻辱;朱丽叶:“如果我们不再信仰上帝,你所要求的亵渎神灵,只不过是些琐事……我的无神论是真诚不需要这些游戏来坚定,这想法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找乐子。”

91页:享乐如同禁止享乐的形而上学,已经过时,并且毫无目的。自然不会超出需要,所有快乐都是社会性的。在异化中产生。

思乡的人【追求快乐却被压抑,压抑-反弹的环节制造出额外的快乐,突破禁忌的快乐。于是异化了的快乐再也不同于原始的快乐,而原始的快乐则是在异化的快乐的提示下回溯性地显示出来。】被网罗在文明之中。【弗洛伊德的思想】

快乐是自然的报复。人们在快乐中否定思想,逃避文明。

92页:古代社会,节日庆典是一种复归。【定期释放,间歇性地搁置文明的压抑。】【在庆典中,自我没有了。统治和压抑关系也没有了。】

统治者却把享乐观念当做合乎理性,净化为文化,奖赏,统治工具。原始节日变成现代假日。

尼采意识到,所有快乐具有的神话属性。

p93享乐与资产阶级爱情【丈夫赐予享乐,作为主人,统治者。被神化,于是有了忠诚的资产阶级爱情】【对女性的奴役被美化了】在承认这种奴役的过程中,两性永久地融合在一起。

p94笛卡尔对人的形而上学二元划分,对浪漫主义爱情有破坏性。但这一切是伪装,是将生理欲望理性化。【化性起伪】变成温情,爱情。【这个过程是社会化,不同于自然的】精神之爱是虚幻的,与性欲的区别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产物】形而上学原出自巫术,目的是欺骗。

95页:爱情仅仅是精神的脆弱。

96页:精神上的自由与现实的压迫得以统一。

99页:摩西以及康德并不知道爱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与基督教(耶稣)相区别。

100页:文明的基础依然是神话:十诫、父权、所有制

101页:不仅浪漫主义爱情被谴责为形而上学,任何普遍之爱亦被谴责为形而上学,理性形式替代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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