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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精神病院，萨德侯爵排了一出关于让·保罗·马拉弥留之际（马拉之死）的戏剧，而演员均是院里的病人。” Peter Weiss是德国剧作家、视觉艺术家、电影制片人和小说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根据萨德侯爵精神病院经历所改编的《马拉/萨德 Marat/Sade》。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在1967年将其搬上大荧幕，又名《根据玛卢奇·德萨德的表演改编由沙朗顿精神病院患者们演出的对让·保罗·马拉特的迫害与暗杀》。  编译：仙儿
1925年3月，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在伦敦出生，是犹太后裔。他的电影主要以戏剧的电影化艺术表现而闻名，他的电影超越了单纯的“电影与剧场的融合”，创造出全新的、完全艺术化（甚至是“反美学”）的东西。而其这部《马拉/萨德 Marat/Sade》更是以“戏中戏”的方式，侧面描绘了历史与政治的复杂性（革命的本质）。这部电影的目的不是“说服”，更不是对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进行“客观”的分析。它在一部关于历史（疯癫）的戏剧中展现了一部更为复杂疯癫的戏剧，同时刺激观众重新思考政治、哲学和人性的本质。
Peter Weiss的原著中，对权威、人性、身份认同、社会等级中权力的行使以及意义进行了（模糊的）隐喻与探索。由于戏中戏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观众可以作为另一位观众（精神病院的病人）在著名的沙朗顿精神病院内观看一部戏剧，该精神病院建于1645年，位于法国沙朗顿圣莫里斯。1793年7月13日夜晚，法国大革命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保尔·马拉遇刺身亡（这也是画家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的由来）。科黛以向马拉举报康恩地区的吉伦特党人为名，进入马拉的浴室。事后的审讯记录表明，当时科黛向马拉举报了18名吉伦特党人，马拉一一记下，并表示第二天就要按名单抓人并送他们上断头台。此时科黛掏出小刀，一刀刺杀了马拉，然而她并没有逃走，而是静静地等待抓捕。
剧本本身的叙述多样性造成了破坏“平衡”的力量，破坏了终极真理的概念。观众必须不断区分萨德和Weiss的戏剧，并理解他们性格冲突所激发的”矛盾“本质。萨德的剧本包含历史事件（马拉遇刺15年后，1808年萨德的剧本在沙朗顿精神病院上演），因此尚不清楚weiss所描述萨德的排演事件是否准确（他对剧本本身的再创作，即是“病院”的不可控性），马拉在剧中讲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完全依赖于“本质主义”的真理概念。然而，在剧中对革命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革命者在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上层阶级的同时，也相互攻击——革命者的处境和社会没有立即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导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马拉主张对革命力量进行清洗。显然，自称是平等、兄弟情谊或是自由的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权力与金钱面前遭到了破坏。
而Weiss的剧本在Brook的电影中赋予了新的含义，情节同时存在于现实的多个层面：精神病人（他们自己对现实的把握很微弱）表演一部由萨德侯爵写的戏剧，讲述马拉在精神病院引发暴乱的故事。这部电影令人震惊的配乐、疯癫的特写镜头、断断续续的台词，以及手持式摄影的运用，都强调了这些相互竞争的层面及隐喻，并为影片压迫性的革命精神做出了贡献。《马拉/萨德 Marat/Sade》以教科书式的表现力呈现了如何将这些激进的方法运用到电影中，同时仍保持Brook独特的即时感，让人屏住呼吸的瞬间即简洁又让人喘不上气来。
在本质上Brook的这部电影仍然是一部舞台剧，他加入了电影的技巧。电影导演有一种权力，而舞台导演没有这种权力，那就是强迫我们去看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在剧院里，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的任何地方。但在电影中，摄影机变成了我们的眼睛，导演在寻找我们。在《马拉/萨德 Marat/Sade》中，Brook大体使用了两个机位（还有一个在铁笼外，即旁观者视角）。其中一个在天花板上，冷静地俯视着病房和“观众”。另一个代表“疯子”，在探索、调查、以及旋转。彷佛置身于1808与1964之间来回穿梭。
“当我第一次看到萨德（Patrick Magee饰）时，他坚定地盯着摄像机看了半分钟，对他反常行为的恐惧变得比任何对话都来的清晰（其实，1808年，萨德应该很胖）。Glenda Jackson饰演科黛（Charlotte Corday），在她精神疾病和她所表现角色的激情之间来回穿梭。Ian Richardson作为马拉仍然倡导暴力和革命，尽管数千人已经死亡，但仍然一无所有。” 当摄像机面对光线时，角色变得模糊：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只有耀眼的白色和不确定的轮廓，人么？还是意识——作为正常人的揣测。当它远离光线时，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原始的细节：马拉皮肤上的令人作呕的水泡，侯爵脸颊上的灰色胡茬。“鼓动”不过是被蒙蔽的双眼，但人总会将“自私”至于“共情”之上，病症即是自私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
回到剧本，虽然萨德的哲学与剧中形成的道德文本密切相关，但在特定精神病院的环境体系中他的思想也遭到了破坏。萨德对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痛苦的提升，以及本质的信仰从未得到充分的支持或认可。他的戏剧叙事和演讲经常被肢体冲突或病人令人分心的插话打断（现实中，人的思想同样会被影响）。戏中戏里的病人也是该剧的演员，护士和监管人员（修女）在突然失去对其自身能力的控制时，不断被迫介入并约束他们。Weiss的舞台指导表明，病人们通过蹦蹦跳跳、翻滚、打架或表演某种奇怪的、无法理解的动作，不断在对话中形成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映射现实的混乱。马拉、科黛、萨德等人相信人的最终精神本质，尽管他们对这种本质的概念各不相同。在某一点上，萨德似乎试图达到更高的理解和表达境界。他把当前的事件与当前（或者说一种类型）的一场革命残酷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即使是某类精神（主义或观点）在人的本性中占首要地位的观念，也因病人的身体状况、疾病、腐败而影响到精神观念的崩塌。在整个文本中，现实和基本真理的不稳定向观众揭示了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在这部剧的结尾，Weiss成功地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性的堕落并没有简单或完全有效的解决方案——追寻真理的过程，本质上也都带着某种不可控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将事件放大，又出于文化“筛选”，将部分结果隐藏，形成了更为深刻的寓意。在现实中，我们如何正视人性呢？那往往隐藏在一种“溃败”之后，正面的反思与负面的发泄。哲学如今已经偏向社会学发展，对于“反思”来讲，更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当善意的“反思”被抹杀，一部分转化为“发泄”，另一部分融入“嘲讽”，那便是世界的悲哀——一无所有——我们依然生活在病态的精神病院之中。
“你们的牺牲相对于那些人们为了将你们养肥而做的牺牲算得了什么？”
 附送电影： 马拉/萨德 Marat/Sade (1967)【高清无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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