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支配等级”，三种“匮乏机制”

本质上讲，人类社会是各种支配体系的总和。

不同的支配体系，要达成一定的持续性，必然依赖于一定规模群体对此的认同。一旦缺乏认同群体，所谓的支配体系，也就轰然崩溃。

因此，支配体系的演进，亦可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

其一、是不同的群体属性，造就了不同的支配体系。因此，支配体系的形成，一定是对群体诉求，或者是对群体匮乏，而形成的。

达成诉求，即实现利益的共谋；窥探匮乏，即消解个体认知。

其二、是不同的支配体系，一旦形成，就会以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巩固和增益，从而在消解个体认知的同时，尽可能的压缩支配体系可能的“共谋”，而转向一种凌驾的姿态。

其三、是一旦支配体系处于凌驾姿态，那么，就进入到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质疑和挑战之中，最后，支配体系会进入改良、修正，或者彻底崩溃的阶段。

以支配体系为切入口，历史也依然进入到了一种曲折前进的路径之中。

而从支配体系本身而言，基本有三种支配等级，与之对应的则为三种匮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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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等级：制度性支配。

也即以一系列规则为基础的，对某种秩序体系的认同。因此，制度性支配达成的前提是，群体对其规则合理性的共识。

只有当规则合理性获得了群体共识（这个群体，主要指被支配群体），那么，其支配体系的建构和实施，才能具备相应的土壤。

一如当年的刘邦，“约法三章”，其所谓的“三章”，也就是规则。而老百姓支持他，也就意味着，“三章”获得了规则合理性。因此，后续汉朝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规则的修改。

但是，后续的修改，并未被强烈反对，或者说，仅是在某些特殊群体内有过一些较量，其原因便在于，初始的支配体系的合理性建构，已经获得了一种土壤，一种可能的习性规约。

因此，在制度性支配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个体对支配的服从，本质是对规则合理性的服从，而不是对规则施行者的服从。只是，因某种习性的养成，个体往往走向非理性，而陷入到对某些个体的服从。

于是，在制度性支配体系中，就出现了个体的差异：理性者，寻求规则合理性。非理性者，成为权力个体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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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等级：权威性支配。

如果说制度性支配，是基于规则合理性建构的，那么，权威性支配，则是基于传统习性和认知惯性而建构的。

权威性支配，在支配层级上弱于制度性支配，在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建构支配体系的基础，是某种狭隘的系统性的规约习性。

其二、被支配群体，服从的是某个个体，或者某种群体组成机构。

这两点恰好印证了帝王时代，某一段支配体系由盛而衰的过程。盛时，一般都是规则合理性为支配基础，衰时则进入到对习性强力规约，而形成的对各种等级的个体权力的服从。

因此，权威性支配，实际上是一种窥探到群体习性中的传统服从机制，并把这种服从基因不断放大，直至神圣化的过程。

而这里的放大，神圣化，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操作机制。对于放大，往往是以各种日常化的重复和强调，以达到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习性。神圣化，即把可能的个体权威表征为一种景观，即以“只有服从这种权威，个体才能获得”的句式，把被支配群体的利害，以一种单向性的逻辑，进行捆绑。

也正因如此，一旦这种“只有……才能……”的句式，在现实中，不断出现漏洞，或者被另一种句式所颠覆，那么，权威性支配，也就仅进入了戏谑境地。一如如今有关“专家”权威句式的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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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等级：匮乏性支配。

即针对被支配群体在某些方面的认知匮乏，或者说是诉求匮乏，而建构起来的，区别于日常习惯的，或个体能力范围可得的支配逻辑。

也就是说，匮乏性支配体系，必须具备两种底层逻辑：

其一、是其支配逻辑，是全新的，是区别于习性习惯的，是非日常的。

其二、它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被支配群体判断力的匮乏，也就是对全新逻辑，缺乏一定的批判能力。

同时，这种底层逻辑，类似于替被支配群体，提出了全新的，或者是更高维度的对未来、对自身体验的诉求。往往这种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对现实的降维打击，或者是建构某种高强度梦想达成的路径。

因此，匮乏式支配体系，一定是以建构一种未知的美好未来为基本共识的。一如愿景，很多时候，就是以未来的某种兑现为内核的。而这种“兑现”，在目前的认知结构中，一定存在某种断层。也正是这种剧烈的断层，让越是匮乏者，越陷入到一种激情，一种追随之中。

于是，匮乏式支配，实际上就是，现实认知越匮乏，越容易构建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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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支配的成立，一定是基于某种关系的不对等，或者认知，或者财富，或者地位，或者影响力，等等，只要能构成不对等因素，那么，支配就必然产生。

而唯一不同的，是进入群体性支配，还是只是偶然的个体性支配。

进入群体性支配，就进入了支配体系的建构，即进入到社会视野，成为一种社会要素。而偶然的个体性支配，则只是一时一地一人的处世策略，是借助个体优势要素，而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已。

因此，前者走向秩序，后者走向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