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英国学派遇上全球环境政治：国际环境规范的长期变迁  作者：Robert Falkn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名誉研究员，2017-2022年间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全球环境政治、国际环境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来源：Robert Falkner, “The Longue Duré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orm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Meet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4, No. 1, 2024, pp. 124-137. 导读 本文旨在将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国际关系理论引入到全球环境政治的研究中。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学科中比较成熟的理论传统，但在全球环境政策研究中并非广为人知。本文的目的是改变这一理论被忽视的状态，并提出英国学派理论可以丰富全球环境政策研究的方法。本文认为，英国学派理论对全球环境政治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主要贡献：首先，它有助于平衡全球环境政治研究中的当前主义（presentism）焦点，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转移到规范变化的长期历史模式上；其次，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国际变化，英国学派开辟了“将环境主义作为国际规范结构的一部分”这一分析焦点。在此过程中，英国学派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环境主义与国际社会其他基本规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的过程上。 研究环境政治的学者长期以来都对国际关系学缺乏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有所批评。考虑到许多环境问题的规模和紧迫性，国际关系学科对全球环境政治的忽视确实令人不安。然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环境政治学者也对国际关系学理论和概念的发展缺乏关注。诚然，环境政治研究通常采用多学科方法，不仅包括国际关系，还包括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地理学。它需要更深思熟虑，将实证研究结果和理论概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辩论联系起来。这种相互联系方式能够促进将全球环境事务的动态结构与其他领域（例如人权、全球卫生）的动态结构进行更系统的比较；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如何相互作用造成国际秩序和混乱更持久的调查；以及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主体变化、全球环境治理与大国政治的交织、后西方国际体系多元化等问题的理论反思。本文从英国学派理论视角出发探索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基本国际规范的悠久历史，以及自19世纪以来环境治理如何在国际社会中长期规范转型中发挥作用，从而指出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促进全球环境政治研究这一问题。 英国学派与全球环境政治 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发源于二战后的英国，其核心概念为“国际社会”及其中支配国家行为的一系列社会规范、规则和实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将英国学派理论转变为了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方法，用以探讨国际事务在不同社会结构和模式的历史、空间和规范维度的变化和特点。英国学派将国家间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能够对我们理解国际变化和新问题领域（如环境保护）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社会，它们认为自己在相互关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那么持久的国际变化就表现在创造新的规范和规则，这些新规范和规则最终嵌入国际社会的深层结构——规范或宪法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新出现的规范和规则不仅影响国家的身份，也影响国家的行为。它们重新定义了成为国际社会合法成员的意义。在规范变化的最深层，新规范可以产生新的国家道德目标和围绕这些目标的话语体系。一些基本规范（如主权、领土）是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社会一起产生的，到现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些是最近才出现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新规范都被普遍接受。例如，人权和民主只是在20世纪才成为国际规范，并且仍然存在争议。 环境主义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规范吗？早期的英国学派学者对此没有作出太多讨论，毕竟环境主义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包括赫瑞尔（Andrew Hurrell）、布赞（Barry Buzan）和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内的第二代英国学派学者对环境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能够对当代全球环境政治研究作出两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以国际规范结构的长期变化为研究重点的英国学派理论能够将全球环境政治的兴起置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为调查环境外交和制度建设的增长是否构成国际秩序的长期转变奠定了基础。其次，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规范结构中不同制度层次的区分能够完善我们对环境规范变化的理解，在国际背景下关注更深层次的环境价值，并探索这些价值如何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基本价值相互作用。 国际环境的长期变迁 关于全球环境政治的许多学术研究都以当前主义为出发点，认为当前的问题比过去的案例更值得研究。这种当前主义反映了学界对制定更有效的国际环境政策的强烈兴趣。毕竟，这一分支学科来源于一种“以问题为中心、以政策为导向、与行动主义相关”的研究方法。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当前主义，无论多么合理，最终都要付出代价：它边缘化了对全球环境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从而限制了我们从过去吸取教训的能力；同时，它也模糊了全球环境政治中当代问题和政治反应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并且有夸大当代问题和趋势的新颖性（忽略趋势的历史演变）的风险。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学者对全球环境合作的历史根源和过去的环境案例保持着积极的研究兴趣，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IPE）和社会学的学者也积极探索了资本主义的长期生态后果和以环境为中心的世界社会的兴起。然而，总体而言，历史研究并未被认为是全球环境政治的一种独特方法。 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学科“历史回归（Turn of History）”的推手之一。英国学派长期重视的历史视角为研究全球环境政治的长期进程与变化提供了重要途径：首先，它将对学术注意力转向全球环境政治的历史根源，并将有关国际环境事务的进展和变化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其次，它更加关注历史的阴影、历史遗产和路径依赖如何继续塑造当代全球环境事务。 简单来说，历史视角能够为全球环境政治研究提供多重益处。首先，它能够“重新发现”早期的全球环境主义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广泛视为现代全球环境主义兴起的分水岭。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导致了对全球环境政治“史前史”的边缘化。环境史研究已经揭示了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形式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渊源，包括1972年之前联合国在建立全球环境意识和“地球意识”方面的作用、国际联盟在国际环境治理方面的早期实验以及19世纪后期出现的双边和区域环境外交等。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世界环境保护会议到1913年伯尔尼环境保护会议以及国际自然保护协商委员会的创建，对这段“史前史”的重新评估将使人们看到国际环境议程设定的更长期的历史。它也有助于纠正人们对民间跨国倡议和环境治理的“新颖性”的普遍看法，梳理20世纪70年代之前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的跨国运动和网络的悠久历史。此外，它还对全球环境争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例如关注全球南方学者对全球环境政治的开创性贡献。 采取历史视角能够促进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自我反省（self-reflective）。它突出了往往被忽视的历史遗产，而这些遗产对当代国际议题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继续使国际环境治理的合作复杂化。结构性不平等和种族分歧是全球环境政治中公认的主题，但这项研究只是松散地与环境史联系在一起，并且主要立足于环境知识和保护实践的殖民根源，关注第一次跨国环境运动以及条约签订的殖民背景。通过研究环境主义与殖民历史的关系，并关注两者如何在当代环境正义的诉求中被体现，全球环境政治研究也将有所受益。此外，采取长期的历史视角为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长期驱动因素及其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的历史提供了机会。环境史上的开创性研究将过去明显的气候变化时期（例如17世纪的小冰河期）与大规模移民、国际秩序的解体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联系起来，使得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地质时间框架是环境变化的标志，这也导致了对将环境政治重新定义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政治的呼吁。 环境主义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变化 如何将全球环境主义的兴起解释为（潜在的）国际关系的革新性的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全球环境政治中不同类型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变化在国际环境事务中无处不在。国际社会已经创建了3000多个多边和双边环境协议，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新的环境措施。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变化很少发生，而且速度太慢。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被广泛认为设定了“将持续数十年的合作模式”，但很少有其他国际会议可以声称具有类似的变革效果。在斯德哥尔摩之后，各国增加了层层的国际环境规则，但有效环境治理的主要障碍——国际机构的弱势、执法不力、资金不足——仍然没有改变。 正如霍尔斯蒂（K.J. Holsti）所言，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区分细微的变化和根本的变化，如何区分趋势和转变，区分旧形式中的增长、衰退和新形势的诞生。”英国学派主张制度观点：变革发生在定义了国际社会基本规范结构的宪法制度层面，或在特定领域规范国家间关系的特定机构层面。布赞为在这两个层面上研究国际变化提供了更清晰的术语：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是那些定义国际社会宪政秩序的基本规范（如主权、外交、战争、国际法、大国管理等）；次要制度是由国家为管理具体问题领域而有意识地设立的（如条约、制度、国际组织）。首要制度是“深刻而相对持久的社会实践，其自然演变程度大于人为设计程度”。首要制度的建立较为缓慢，需要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一旦确立，它们就成为难以被改变或取代的国际秩序的粘性因素。因此，首要制度是反映根本性国际变化的更好指标。它们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它们的削弱、衰败和消失，为国际事务的长期演变模式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两个制度层面在许多方面相互联系。次要制度通常反映支撑国际社会的规范性原则，但它们也为国家关于首要制度的争论提供了场所。因此，次要制度的持续变化可能表明国际社会规范结构的更深刻的重新配置。 现有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次要制度，即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以及不同次要制度间的相互作用。相比之下，首要制度的变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系统性的关注。与其他首要制度（如主权、民族主义、权力平衡）一样，环境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基本规范，由核心和各种外围因素组成。它的规范核心是一种关心环境（care for the environment）的一般伦理（general ethic），在国际层面上，这使国家和国际社会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正是这种核心赋予了环境主义一定程度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持久性。 基本规范也包含外围元素，这些元素是可塑的，并且仍然存在争议。这些外围元素有助于将规范核心与具体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国际背景。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早期国际环境外交中，国家的主要责任是防止跨国环境损害。这完全符合当时国际社会强调的主权和领土作为国际秩序基石的观点，但只为国际环境保护提供了有限的理由。到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时，环境主义已经被更广泛地定义为保护全球公地和人类共同遗产的责任。因此，国家的环保责任逐渐扩大。在20世纪形成的作为首要制度的环境主义确立了国家保护环境的基本责任，但这种责任要求国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采取何种措施则取决于一系列的外围元素，例如“无损害（no harm）”和“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 通过将全球环境政治的分析重点从次要制度提升到首要制度，我们可以对全球环境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国际社会的规范转变进行更系统的说明。这种转变是否成功仍具有争议性，但它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如何确定环境主义在国际社会中的更广泛影响，哪些是使环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脱颖而出的潜在力量，以及国际社会其他规范要素受到影响的程度。这种重点要求全球环境政治研究对国际规范变化采取长期的视角，使其更密切地与环境史和国际关系史相联系。它提出了将环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首要制度的生命周期观点：关注它的观念根源和它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它的规范核心的演变和它的外围元素的变化，以及说明它成功建立和阻碍它进一步发展或导致它衰落的因素。将环境主义作为一种首要制度的视角有利于阐明环境主义的兴起如何与一些主要机构进行互动，尤其是外交和国际法，这两个制度在国际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得到了推动。它还有利于探讨环境主义与其他首要制度（例如主权、市场）之间更为模糊甚至冲突的关系。 结语 本文论证了对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有益于全球环境政治研究。首先，英国学派理论能够将学者的注意力引向国际规范变化的历史模式，这将有助于平衡全球环境政治的当前主义倾向，以更基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国际社会参与环境问题的长期驱动因素。其次，它能够为全球环境政治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和概念语言：首要制度和次要制度。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只有英国学派提倡对全球环境政治的演变采取这种长期的视角，但它对国际变化和秩序的社会结构理解，为研究环境主义对国际社会的潜在变革影响以及环境主义的首要制度与其他基本国际规范（如主权、领土、国际法、市场）之间的相互塑造开辟了独特的视角。英国学派和全球环境政治研究长期以来处于互相忽视的状态。就像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英国学派理论只能提供看待全球环境政治多面性和复杂性的部分视角。但它提供了独特的有利切入点，从中我们可以探索国际规范发展的更深层次和长期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影响全球环境主义的兴起。 译者评述 本文是一篇研究摘要（Research Note），指出了将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用于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必要性、益处和潜在的方法。本文的理论基础是作者Robert Falkner于2021年出版的专著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毋庸置疑的是，包括环境政治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大部分议题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今天国际议题的具体内容、矛盾和焦点的形成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特定议题在历史上不断地被讨论、与国际体系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秩序产生互动和互相建构并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采取一种“长期视角（Longue Durée）”有利于学者进一步探索国际议题的长期驱动因素、它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度之间的互相建构过程以及它与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过程。本文为全球环境政治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且值得探索的方向，能够为更多的实证研究打下基础。同时，本文所推崇的“长期视角”也值得被更深入的公共卫生、移民、人权等其他国际议题研究借鉴。 词汇整理 当前主义，当下主义，现在主义 Presentism 自我反省 Self-reflective 无损害规则（国际法） No harm 共同遗产 Common heritage 人类世 Anthropocene 环境主义，环保主义 Environmentalism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生。 校对 | 杨奕萌 张学玉 审核 | 李源 排版 | 张嘉益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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