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孤儿到将军 ——忆东京湾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 徐永昌常说自己不懂革命，但他懂得国家要想不受外国侵略，就得自强。 在光绪年间，他常读《新民丛刊》、《中国魂》等革命书刊，且常与同盟会会员景梅九在京创办《国风示报》记者安徽的张秋白、山西的苏连三等往来。因他言行谨慎而未出事，不幸同营另一哨长皖人张文敏因参加革命活动而遭枪决。因此，他非常痛念西太后擅权作恶、盲目排外，叹息光绪帝变法维新惨遭失败，终于导致了八国联军侵略的浩劫。  民国成立后，他先寄希望于袁世凯建立政治清明（民国初年袁处决了贪污500银元的京兆尹王治馨），统一富强的中国，后对袁压制民党，接受卖国的21条，违背民意，实行帝制，表示了极大愤慨。 1915年底，蔡锷起兵讨袁，各省响应。陆大现役军官学员多回原部队参加讨袁活动。徐永昌与两同学到上海、嘉兴一带进行联络民党倒袁活动。他就是这时在沪初次结识孙岳的。 孙字禹行，直隶高阳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曹锟（字仲珊）第三镇参谋。辛亥革命时，孙在宁任过黄兴的参谋长并结识了孙中山。从此，孙、徐两人建立起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友谊。
1916年夏，袁氏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徐永昌与同学取道青岛北返，访问了受孙中山之命在山东周村一带起兵讨袁的居正与吴大洲等人。是年底，徐永昌陆大毕业后，在京初次结识了山西人续西峰与参加过山西辛亥革命的安邑人李岐山。续时任国会议员，李任陆军部少将参议。孙岳此时北返保定，担任直督曹锟的顾问，常来京与徐永昌及续、李等人商讨和平统一国家的办法。
1917年6月，张勋统率辫子军3000余人进京，以调停黎段之争为名，行宣统复辟之实。 徐永昌初不相信，7月1日看见满街悬挂龙旗才知是事实，认为这是又一次违背民意、背叛民国的罪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立赴保定找孙岳去劝说曹锟派兵一旅开往北京，出其不意解决天坛辫子军，活捉张勋，打倒宣统。 不料孙岳外出未遇，乃风尘仆仆急返北京，邀请续西峰、李岐山同赴天津找前陕督陆建章商量讨张办法。陆遂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与开拔费万元去通州敦促第4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先突袭朝阳门，后奔袭南池子张宅活捉张勋，并嘱他路经廊房时敦促与陆有密切关系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与张旅共袭北京。徐永昌顺利完成了这个使命。 张旅午夜出发，凌晨占领了朝阳门，如以百人奔袭南池子张宅，肯定会活捉张勋的。不料任过陆军总长的王士珍急来电话对张说应付张勋复辟事已有办法，劝张带兵速回通州。这位缺乏远见卓识与果断魄力的旅长竟带兵回通，致使打倒张勋、再造民国的荣誉落到了马厂誓师的段祺瑞头上，使徐永昌为之叹息不已。
续西峰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恢复了民元约法，召集了旧国会。不料段祺瑞联络督军们迫黎下台，冯国璋继任总统。孙中山遂在粤组织护法军政府，派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讨伐陕督陈树藩。续西峰因与陕护国军许多将领熟识，便于1918年5月邀徐永昌为援陕事南赴粤、滇、川等省谋想办法。徐永昌时任保定直隶军官教育团教育长，遂向团长孙岳请假，与续先赴粤谒孙，不料孙因故离粤赴日，后赴滇川黔访问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与四川都督熊克武。唐、熊都是民党元老，各派一旅援陕，不幸均以失败告终。徐永昌失望之下，只好北返保定。 1920年夏，以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与副使吴佩孚（字子玉）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争权夺利而兵戎相见，结果皖败直胜。直系收编败军，大肆扩军。曹任孙岳为第15混成旅旅长，徐永昌为旅参谋长。后曹命该旅赴豫协同陕督冯玉祥（字焕章）部解决皖系豫督赵倜部。战胜后，冯任豫督兼省长，孙旅开回保定。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孙岳任左翼总指挥，战功卓著。直胜奉败后，曹拟委以15师师长，因吴反对而不果；只好派他兼任大名镇守使与六营巡防营统领以安其心。他调徐永昌为二团团长，随他赴大名视事。是年秋，曹派孙赴沪访问孙中山，孙便委徐永昌代行其职。徐永昌除严格训练二团外，还协助巡防营剿灭大名道30余县的土匪，严惩了贩卖毒品的奸商，使冀南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该旅第一团原驻定州，团长刘德伦病逝后，孙调徐永昌继任。由于刘常患病，团务废弛，上下颓唐，故他接任后，两月之内撤焕了2名营长、8名连长。他用训练一团的办法来训练二团，他亲下连队，点名谈话，督导操练。“他把兵营当成学校，注重官兵应有的学识与技能；他要他的部队爱护人民，他要他的士兵将来解甲归田，能自营生计而不为社会的寄生虫”。（《徐传》87页）他就是用这套办法把第15混成旅训练成纪律严明的队伍的。 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继曹为直鲁豫巡阅使，飞扬跋扈，操纵大权，调冯玉祥为空头衔的陆军检阅使，驻军南苑，引起冯的极大不满。孙岳资历、能力与功劳均高于一般直军师长而只任旅长，对吴也非常不满。附直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原是陕西靖国军的将领不受吴的重用，也对吴不满。三人又对曹锟的腐败政治同感失望。
政变前，曹任孙岳为北京戒严司令。10月初，孙征求徐永昌对倒曹吴的意见时，徐表示反对，一因奉军军纪太坏，到处扰民；二因倒吴不打奉，会“使奉张更嚣张，更横行；曹之政治固然不佳，但总不比奉张之好乱成性，目无法纪；即使改革曹吴之政治，亦应先倒奉张”。 争执再三，孙说：“前年直奉战争，吴子玉不明是非而骂你，明白的人说你有涵养，不明白的人说你不识好歹。” 徐永昌说：“我要做错了事，人不骂我，亦内疚于心。我要未做错事，谁要无端骂我，等于骂他自己。”这就是徐永昌讲究的求己责己的修养功夫的表现。 最后他对孙说：“我们二人论私是朋友，论公你是我的长官，无论公私你都可以指挥我!”徐永昌反对倒吴不打奉所剖析的理由，后来在事态的发展中，证明是很有预见的。
1924年10月23日凌晨，冯军由古北口回师北京，在孙军接应下，完成了囚曹于中南海延庆楼，逼曹下令免除吴佩孚身兼各职的北京政变计划。阎锡山应冯玉祥之约曾出兵石家庄，击退了由豫北上援吴的寇英杰部。
政变后，冯在西苑总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议决： 第一、冯胡孙部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冯任总司令，胡孙任副总司令，各兼一二三军军长； 第二、黄郛暂摄内阁； 第三、二三两军负责打通京汉路； 第四、冯提议找段祺瑞为政府首脑。 胡孙带兵南下后，冯往天津亲迎段来京担任中华民国政府临时执政，此事亦得到奉张的赞同。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段遂于11月24日由津来京视事，任冯为西北边防督办，胡为河南督办，孙为河南省长，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分任直、鲁督办兼省长。 在段的许可下，国民三军由一混成旅、六巡防营与曹锟卫队旅扩充为一师、四混成旅、两补充旅。徐永昌任第一混成旅旅长，五台人胡德夫自成一旅，武士敏自察哈尔带骑兵千余人，均隶属于第三军。陕北井岳秀、杨虎城两部愿归孙岳节制，孙遂委任2人为三军的军长。 三军开到洛阳一带后，孙徐二人既恐豫省赋税养不了二三两军，又恐两军日后发生冲突。因此，徐永昌主张进兵陕甘，“休养生息，整顿队伍，徐图报国”。冯对此计划亦表赞成，并请段执政于1925年初任命孙岳为陕甘剿匪总司令，段还许孙能到陕则治陕，能到甘即治甘。孙遂任徐永昌为总指挥，带四个混成旅，于7月中旬打败了陕督吴新田部而进入西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后勤工作。当时陇海路仅通陕州，三军既无兵站组织，又无军用卡车，为了不拉夫不扰民，他下令购置了1000多辆手推车，载运军需物资、锅灶帐蓬等物，由士兵推挽。他和官兵同甘共苦，不住学校、庙宇、民房，全睡帐蓬。这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受到沿途老百姓的欢迎。
徐永昌 三军开进西安后，孙任徐永昌为第一师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段执政任孙为陕西督办，刘镇华为省长。徐永昌请速率军西取甘肃，孙初犹豫，后考虑到陕省比河南更穷，与二军部队亦难长期和睦相处，便赞成徐永昌的意见，可惜为时已晚，因是年8月，段执政突然发表冯玉祥兼任甘肃督办之故。三军干部对冯背信弃义的举动表示了极大愤慨，欲兵戎相见，徐永昌对孙说：“你去年与冯合作倒曹，今冯不讲信义，总是政府任命。我们去打他，人且认为我们是自相火并。固然段曾将甘许与我们，冯且从而相助说项，但此乃内幕事，外人不知。今若与冯火并，人将认为你是既不忠又不义。前日甘肃无主，我们坐而不取，今已有冯，我们自认失计，再待机缘为是。” 可见徐永昌是以整个国民军大局为重的了。 1925年初，奉张削平倒戈反奉的郭松龄军后准备遣兵入关，引起了国民军的不安。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又不幸于4月病逝开封，由岳维峻继任督职。11月，孙岳应冯之约回师直隶，准备联合打奉。 徐永昌路经郑州时，岳送他现金3万元以酬谢他为整个国民军大局四处奔走的辛劳。他分文未取，全交与新成立之兵站支配。 他路经石家庄时，胡德夫、弓富魁、武士敏三旅长来见他说续西峰要他们帮助樊钟秀打山西，问他有何意见，他说他是奉孙督办之命来打奉军的，“山西我不能去，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 这是徐永昌第二次不愿打家乡。
11月17日，他率三军从直督李景林手中夺取了保定。胡、弓、武三人认识到联合打奉的重要性后，亦率队赶来保定，听候调遣。 12月，徐永昌率领三军，在一军韩复榘师的协助下，占领了天津，李景林军退往德州，与张宗昌军汇合，准备反攻。段执政遂任命孙岳为直省督办兼省长。先是在保定时，徐永昌曾劝体弱多病的孙岳打败奉军后，只做直督，驻保练兵，准备将来为国效劳为宜，并说既要一军相助，就应将直省省长让与一军。 不料孙在左右包围之下，不听徐永昌忠言，竟主持了直省军政大权。冯玉祥内疚于甘肃事的食言，不能不支持孙岳。孙视事后，深居简出，很少过问军事，大家争权夺利，不顾大局，不听指挥，随意后撤。因此，当直、鲁联军反攻天津时，只有他的第一师英勇作战，亦无济于事。同时盘据在武汉的吴佩孚由联合国民军打奉突然改为联奉打国民军。致使在河南的二军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岳维峻逃至晋南，做了阎锡山的阶下囚。 1926年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3月赴苏考察，将兵权交与了鹿钟麟。冯部驻滦州的唐之道师长通电主张和平，迎奉军入关。吴奉大军是沿京汉京奉两路进迫北京，一三两军见大势已去，乃撤至北京外围布防。 在撤退前，吴佩孚曾数次函电要徐永昌合作，他置之未理。某日，段执政托徐永昌友人吴霖泉来邀徐永昌共进餐，次日又托吴送给徐永昌两万银元。这对于粮饷两缺的三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徐永昌分文未取，而是半数用在未能带走的伤兵上，半数用在安顿留京军官眷属的生活上。 1926年4月9日，鹿钟麟迫段下台后，在其帅府园总部召开一三两军军事会议，商量应付时局的办法。大家决定拥曹复职，联吴打奉，一面派鹿的参谋长陈希文去延庆楼见曹锟，一面派门致中师长去汉。见吴佩孚后，陈回来向大家传达了曹锟的话：“当初我打奉军，冯焕章反对，现在冯无法应付，要我复职，我都无所谓，只要你们打奉军，还是我的部下。现在你们可请吴子玉的前方将领来见我，我教他帮你们打奉军，逐他们出关。” 次日，他们派人到良乡请来吴军田维勤旅长，田先见了曹，后对大家说：“总统要我帮你们打奉军，但我要回去见吴子玉帅才能行动。”不料数日后门致中来电说吴要一军全部缴械，方有商量的余地。一三两军只好于4月中旬撤出北京，一军负责防守南口阵地，徐永昌率领其第一师与黄铭香、胡德夫、弓富魁、武士敏四旅人负责防守自涿州桃花堡至察南蔚县一带阵地。三军其余的六旅人全投降了吴佩孚。续西峰命其族弟续宝韦在石家庄招募的2000多人亦来投奔徐永昌，他因宝韦是个文人，便命保定军官教育团出身的续范亭统率此军。 在此有必要叙述一下1925年秋国民党元老冀人王法勤由广州介绍几位苏联军官到三军任顾问之事。 徐永昌只让吴霖泉妥善招待他们而少与他们谋划军事。天津下后，即礼送他们离津。他们后向其上级报告三军状况时，关于徐永昌的话讲得很好：“徐永昌将军，第一师师长，系一深通军事之人，处事聪敏沉静，且有沉思，抱有明确及正当之作战思想，谈话颇能领会及度量对方之意思，不拘于中国普通礼节，且不作无谓之应酬语。对苏俄及俄顾问颇为谨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出版社《革命文献》第15辑） 国民一、三两军退出北京后，在张家口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派察哈尔帮办张树声到沈阳见张作霖谋求和平，互不侵犯。又派代表赴太原见阎锡山，要求假道大同，由京绥路退往绥远，保证决不侵犯山西并保境安民。会后，孙岳到宣化召集三军干部开会宣布说：“我已下野，三军军长由徐师长继任。”徐永昌虽然从此领导了三军，但他始终奉孙为三军首领。他于是整编了部队，除第一师辖黄胪初、员凌衔两旅外，另编了第三、四、五三个独立旅，由张金榜、黄铭香、续范亭分任旅长。胡、弓、武三旅亦归徐永昌节制。
不久，张树声回来说奉张不愿与他们谋和平，去晋的代表回来说阎锡山口头上讲得好，但晋军已炸毁大同附近的铁桥。徐永昌认为“症结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通，或有商量余地”。鹿钟麟问他：“你近日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是否也不愿与奉军作战呢?”他说：“我们要怎么做都可以，我仅是不愿对山西作战，因为山西一向保晋安民，我已几十年未回家乡，绝不愿打回去。” 因此，他的防线虽然紧临晋北广灵、灵丘、平型关等地，却始终未派一兵一卒侵入山西，这是徐永昌第三次不愿打家乡。 1926年初夏，鹿钟麟未接受徐永昌的意见，没再派人向阎锡山疏通，也未派军增援察、热防线，而是孤注一掷，派出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等部10万大军全面进攻晋北，虽然占领了七八个县城，却屯兵大同、天镇、雁门关、平型关下3月之久，屡攻不成。因此，当奉军由热河占领多伦，威胁一、三两军后路时，两军不得不西撤。一军大部撤往五原一带，韩、石两部撤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包头，投降了晋军统帅兼绥远都统商震。徐永昌则率三军退至包头一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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