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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广大军民实施了烧杀奸掠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共同诟病。为了挽回恶劣影响，同时出于长期占领的考虑，日军不得不对士兵有所约束，开始注意控制军纪，于1938年成立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按日本的“宪兵法令”，宪兵负责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业务。任务就是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贯彻执行，处理军队中的各种刑事案件，特别是军人的违犯军纪事件。实际上，就是军队中的警察。此外，宪兵并不仅仅只管军内事务，遇有地方上的重大事件，也直接插手。日本鬼子对宪兵素质的要求极高，除对天皇忠心外，对文化、身高、相貌、健康均有严格要求，经专门训练方可充任。据说，日本宪兵的权力相当大，普通日军见了宪兵，莫不畏惧三分。对中国人更厉害，在中国老百姓眼中，日本宪兵司令部简直就是阎王殿。 1938年后，随着维新政府及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先后实施了一些安民措施，局势渐趋平稳，店面逐渐恢复营业，城市人口也渐渐多了起来，南京再度成为苏浙皖地区重镇。为了维持表面繁华，推行“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日军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军纪整饬，禁止驻军士兵恣意胡来，不准随便扰民。但“大日本皇军”士兵们却不大买账，仍经常在商店强拿东西不付钱，到饭馆吃白食，遇到商家不满动辄行凶伤人。更有甚者，少数日军和汪伪士兵勾结，居然将部队军用物资盗出贩卖，用赃款下馆子，逛窑子。 日军当局得悉这些情况后，恼火万分，严令宪兵司令部“从重从快”打击这些同门败类；对违规违纪日军，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贷。“严打”一阵后，情况好了些，但内部偷盗军用物资现象却始终未断，仍时有发生，而这恰恰是鬼子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家丑。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发现主要问题出在宪兵身上：宪兵们查处犯事日军时，普遍存在手下留情现象，对逮到的犯事者，下手也不够狠。原因既然找到，宪兵司令部的头头们很快想出了一个妙计：既然皇军对皇军下不了手，那何不利用“支那人”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宪兵内部特工队。这特工队独立建制，直接受宪兵司令部头头领导，不仅拥有日本宪兵的特权，并且有权对宪兵暗中监视调查，可算得上宪兵中的“宪兵”（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权曾在上海建立过名噪一时的“特工总部”，该部名义上只对汪伪负责，不受上海宪兵司令部领导）。 方案既定，剩下的只是招募人选问题了。原先是打算从便衣队中抽一部分人来干，但考虑便衣队好多地痞流氓混杂其中，这些家伙吓吓老百姓可以，如授以协助皇军整饬军纪的重任显然不行。日本人决定另起炉灶，单独建队。除通知汪伪政权协助外，另外靠已录用在宪兵司令部内部的中国人引荐。 特工队人员集中突击培训结束后，分组直属宪兵司令部几个头头领导，与其他宪兵中队不发生横向关系。正式执行任务前，鬼子司令亲自对他们做了具体交代。特工队全部便衣执勤，每人配手枪、手铐和警哨，发有一枚特别“派司”，凭此“派司”可到处通行无阻。鬼子司令特别强调，特工队盯查的重点是日本军人，对社会上的案件可管可不管。  下面略述几起特工队所破案件： （一）军用皮带被盗案 约在1941年夏，南京通济门的军用仓库中发现几箱军用皮带忽然不翼而飞；经查，肯定是内鬼所为。当时正值夏天，普通百姓几乎人人穿木拖。特工们发现好多人脚穿一种新款木拖，横带不是传统的布条，而是从未见过的酱色牛皮。一察看，那牛皮正是用日本军用皮带截断改制而成的。再经打听，趿板都是从附近的“黑市”上买来的。当追问货源来历时，众人都称是从陡门桥渡船口一家竹器店批来的。 特工们连夜抓到了那个竹器店老板，并将其带到宪兵司令部。原来他有个兄弟在通济门军用仓库旁边摆皮匠摊，与仓库中两个日军曹长混得很熟，皮带就是日军曹长主动提出、并与皮匠兄弟二人合谋偷出来的。货到手后，兄弟俩别的也不干了，日夜加班制作新产品，源源不断送到“黑市”上批发给小贩。 当特工们去军用仓库时，门卫不让进，掏出特别“派司”也不行；要站岗的日军在岗亭内摇个电话给宪兵司令部核实一下，两个日军睬都不睬。特工只好跑到宪兵司令部求援，半小时后，一卡车宪兵开到了军用仓库大门口。日军门卫一看宪兵到了，赶忙立正行礼，乖乖地眼看宪兵们护着特工一行人进了仓库。谁知总管仓库的鬼子也是个不买账的主，侧着身子不开口，直到宪兵头头对他吼了一番后才交人。 经反复盘问，皮匠弟兄确实只干过这么一次，故而没动大刑。两个日本曹长，因为怀疑他们还有其他勾当，吊打、烙铁、过电全用上了。最后两个曹长都招了，他们先前果然还偷过布匹、马蹄掌等军用物品。出于民族同情心，特工暗中嘱告皮匠兄弟，要他们一口咬定是在日本太君威逼下干的，不然怎么也不敢动偷皇军财物的念头。处理结果是：皮匠兄弟交保释放；两个日军曹长转去了“城北21号”，据说凡是送那里的，没人能活着出来。 （二）偷铜案 当时日军在南京南门（即中华门）外有一个专司修理枪炮的修械所，出于枪炮维修所需，所内存有大量铜、锡、铅等有色金属，日军头头中有个少佐和一个中国领班勾结，又串通了其他几个人，先后盗出了几千斤铜、锡、铅。由于涉案价值可观，日本军方立即交宪兵司令部侦破。 特工接受任务后，首先想到了南京国府路，那时南京的私营机器店基本集中在这条路上，而机器店正是有色金属的大用户。特工们很快嗅到了踪迹：几乎每家机器店都买过来路不明的铜、锡、铅，而且矛头指向同一卖主——南门外护城河边一个住在船上的胖子。 当特工们跳到胖子船上时，那家伙似乎早有防备，一个猛子扎进了护城河。幸好在船上找到了不少铜、锡，更重要的是胖子老婆也在船上，从她嘴中得知胖子有个朋友在修械所当领班。紧接着修械所领班被抓，反正进了宪兵司令部没有不开口的，最后涉案人员一一落网，只跑了那个泅水逃掉的胖子。这次结案后没转21号，参与盗窃的中国人全送东北去挖煤，日本人则送至前方火线效力赎罪；日本少佐和中国领班属首犯，在宪兵司令部内就地枪毙。 （三）盗药案 大约在1943年前后，南京好多家日军医疗诊所先后发现药品及医疗材料数量出现漏洞，而且不是小数目。当时日军对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伤员及军内病人凡到诊所就医者，均须逐一登记，用药数量亦有详细记载；每隔一定时间，还有专人负责核对实际用药和库存账目是否相符。鬼子在那段时间发现，不少诊所的库存账目和实际用药记录有不少出入，即好多药品并未用于治病，不知到哪儿去了。 当时的战局，日军虽占领了苏浙皖数省的大小城镇，但各省境内都有坚持抗日的国共军队在活动，这些部队作战条件极其艰苦，最急缺的物资之一就是药品，特别是伤员的急救药品和器材。对此日军当局也非常清楚，故对药品的进出来往控制极严。当时南京地方药房基本无药可售，普通百姓即便购买红汞、碘酒等日常家庭药，亦必须凭“良民证”登记后才可购得少许；城内过往行人如在身上被搜到可疑药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送宪兵队再说。现在突然发现军队内部药品去向不明，当然引起了日军当局高度重视。 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周折才被侦破，主犯是南京日军当局医药主管部门内几个人，他们串通了一些军队诊所的有关人员，盗出了一批药品，然后由中间买家多次易手高价转卖；最后药品去向尽管没完全搞清，但未出预料，正是中方军队。 这个药品案牵涉二十多人，大多被处决或死于刑讯，涉案的鬼子军人无一幸免。破案线索来自日军的嫖娼，细节不转引。  （参见方子奋《老戚：纪念一位忘年之交的难友》，载《温故（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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