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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罗斯笔下的祖克曼来到布拉格，聚焦极权社会中艺术家的挣扎
布拉格狂欢
作者简介：菲利普·罗斯（1933-2018）， 1997 年，菲利普·罗斯凭借《美国牧歌》摘得普利策文学奖。 1998 年，罗斯在白宫受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 2002 年，他又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最高荣誉——虚构类作品金奖，该奖的往届获奖者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著名作家。罗斯于 1960 年、 1996 年分别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的剧院》两度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揽入囊中。此外，他还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两次，笔会/福克纳奖三次。罗斯的《反美阴谋》被誉为“2003-2004年度以美国为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这部小说于 2005 年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罗斯也因此成为W.H.史密斯文学奖设立四十六年以来首位两度获奖的作家。 2005 年，罗斯成为第三位由美国文库为其出版权威版作品全集的在世作家。此后，罗斯接连获得笔会/纳博科夫奖（2006）和笔会/贝娄奖（2007）。 2011 年，他在白宫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同年，他又成为第四位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获得者。 2012 年，罗斯赢得西班牙最高荣誉——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 2013 年，他又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高等骑士勋章。 书籍摘录：“您的小说，”他说，“绝对是我一生中最爱看的五六本书之一。” “你一定要转达西索夫斯基先生，”我对他的同伴说，“他对我实在太过奖了。” “你对他实在太过奖了，”她告诉他。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浅色眼珠，宽阔的颧骨，深色皮肤，梳着朴实的分头——一张因心烦意乱而显得有趣的脸。她静静地坐在我沙发的边沿上，太阳穴处有一根青筋凸起，看起来很危险。穿着一身黑衣服，就像哈姆雷特王子。她那条宛如丧服的黑色天鹅绒裙子在臀部的位置有相当严重的磨损。她擦着气味浓烈的香水，丝袜抽丝了，神经几近崩溃。 男人显得年轻一些，也许比她小十岁：身板厚实，个子矮小结实，鼻子狭小，却有一张宽阔的脸，看上去像个拳击手，拥有让人害怕的能力。我能看到他放低眉毛，破门而入的样子。但他那头略长的头发却让他看上去十分英俊，厚重光滑的头发，发色几乎像东方人一样深沉、发亮。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衣服的材质有些微微发亮，上衣在腋下的开口很高，因此肩膀部位有些皱褶。裤子紧紧贴着强壮得不成比例的下半身——就像一个穿着长裤的足球运动员。他脚上那双尖尖的白色皮鞋需要好好修理一下；他的白色衬衫显然已经穿旧，最上面的纽扣没有系上。看上去有点像浪荡子，有点像匪徒，又有点像特权在握的翩翩少年。那位女士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可是西索夫斯基的英文听上去只是略有瑕疵，并且他说话的态度相当自信——元音发得犹如优雅的牛津大学生一样，只是略有些古怪——偶尔的几个句法错误在我听来却透露着一丝狡猾的意味，像是一场讽刺的游戏，用来提醒他的美国主人自己毕竟只是个难民，初来乍到没多久，却已能如此流利迷人地掌握当地的语言。尽管表面上他对我十分尊重，我却认定他是一个强硬的人，一匹因愤怒而获得力量的种马。 “让他跟我谈谈他的书，”我对她说。“书名叫什么？” 但他仍然继续谈论我的作品。“你的作品是我从罗马来到加拿大以后买的第一本书。我听说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在你善意地答应接见我之后，我特意去了趟图书馆，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的。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兴趣，因为我的作品在捷克也被人们痛骂。” “是怎样的痛骂？” “拜托了，”他说，“我不希望比较我们两人的作品。你的作品是天才之作，而我的则一无是处。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约瑟夫·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我觉得你也蒙受了相同的不公。这种中伤和诽谤让人以为其中的荒谬属于你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研究者们的愚蠢属于卡夫卡一样。甚至就像我写的那小破书被禁，也会造成类似的特点一样，完全不是我的本意。” “为什么会被禁呢，你的作品？” “你身上所必须背负的愚蠢远重于禁令。” “不对。” “恐怕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大师。你开始贬低自己职业的意义。你开始相信没有什么文学文化是重要的。你的立场存在感在明显地减弱。这真是令人遗憾，因为事实上，你写了一部杰作。”  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喜欢我作品的哪一点。也许他并不是真心喜欢。也许他根本没读过。他这种坚持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意味。这个潦倒的流浪汉不会仅仅因为同情—个美国人的成功而改变初衷。 他想要什么？ “但其实是你，”我提醒他，“是你被剥夺了继续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我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异乎寻常的——回报。从上东区 的一场演讲，到帮助可敬的杀人犯保释出狱，应有尽有。这就是此地诽谤和丑闻带来的力量。被严酷惩罚的人是你。禁止你写书，禁止你出版，把你从祖国赶走——有什么能比这更恼人更愚蠢？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作品做出高度评价，但用不着说什么'亲爱的大师’体现你的礼貌，我亲爱的朋友。是什么让你写出那么—本争议不断的书？” 女人开口了：“兹德内克，告诉他。” “告诉什么？”他说。“对他们来说，一次讥笑比彻底的意识形态狂热更难以接受。我一笑置之。他们是理论家。我痛恨理论家。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这也让我产生了疑虑。” 我让他解释一下他疑虑什么。 “1967 年我在布拉格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之作。 1968 年，俄国人 造访了布拉格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没什么好说的了。让我颇感兴趣的是，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些针对你作品的愚蠢评论。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愚蠢，而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篇能称得上富有洞见。一个人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东西，自然会对未来，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恐惧。” “对未来，甚至对整个世界怀有恐惧，这我理解。但是对'所有的一切’ 也抱有疑惧？对一个受到愚蠢评论的作家表示同情，会为你带来一个终生的朋友，西索夫斯基，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希望能听听你所谓的疑虑。” “把你的疑虑告诉他，兹德内克！” “我怎么告诉？说实话，我根本不相信我这所谓的疑虑。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疑虑。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疑虑。” “为什么？”我问。 “我还记得布拉格被侵入之前的时光，”他说。“我向你发誓，有关你作品的任何一条评论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的布拉格发表——水准实在太低了。尽管事实上根据简单的概念来看，我们是斯大林式的国家，而美国是个学术自由的国家。” “兹德内克，他不是想听关于这些评论的话——他希望听听你的疑虑！” “冷静一点，”他安抚她。  “这个人在问你问题。” “我正在回答呢。” “那就快回答。赶紧回答。他早就告诉你你已经对他太过奖了！”意大利，加拿大，现在又是纽约——她厌倦了四处漂泊，而现在也开始厌倦他了。在男人说话的时候，她有时会闭上眼睛，抚摸着太阳穴处凸起的青筋——仿佛记起了又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西索夫斯基惬意地喝着我的威士忌，她却连一杯茶也不肯喝。她只想早点离开，也许就想这样一路奔回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很可能只身一人。 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趁着她还没有尖叫——问那位绅士：“虽然你的书被禁了，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 “可以。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我在那里有个妻子。我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已经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没有人抵抗我们国家的苏俄化。虽然每个人都痛恨祖国被占领，但就长远而言，这并非是人们放弃抵抗的托辞。你们美国人考虑问题，都是以一两年时间为计；而俄国人的思维是以世纪为单位。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们会长期存在下去，时间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内心深深地了解这点，而且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国家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已经八年了。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就谦卑这一条，就足以要求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了。你在嚷嚷着说自己的作品无法发表的同时总会扪心自问，是否这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我并非像你这样的天才。人们大可以去读穆齐尔 、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内森·祖克曼，凭什么来读我的作品呢？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愤慨，不只是因为那是篇讽刺文，还因为 1967 年我发表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新的一代。代表着未来。但这未来的一代和俄国人相处融洽得比任何人都好。让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用我的几本小书去惹俄国人的麻烦——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我再写本书呢？” “这可不是索尔仁尼琴 的观点。” “他愿意这样做就做吧。我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出版一本充满讥笑的作品？我这样和他们作对，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到底是想证明什么？但是很不幸，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不是为了别人——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而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或者说这也只是因为虚荣心？” “完全正确——我陷入了彻底的疑惑之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我待在那里，是的，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至少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得某种力量。在那里我至少可以当个捷克人——但我无法当个作家。而在西方，我可以当作家，却无法做个捷克人。在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我是完全微不足道的，我只是一个作家而已。我不再拥有其他能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祖国，母语，朋友，家庭，回忆，诸如此类——在这里，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才是一切。但我唯一能够创造的文学是关于那里的生活，而只有在那里才能让我的文字获得我期待的效果。” “那么，比禁令更为沉重的是由此而引发的疑虑？” “在我心里引发的疑虑。只有我。伊娃没有疑虑。她只有仇恨。” 伊娃很惊讶。“我恨什么？” “恨所有背叛了你的人，”他对她说。“恨所有抛弃了你的人。你憎恨他们，巴望他们全部死掉。” “我甚至都不再想他们了。” “你希望他们都在地狱里受苦。” “我已经彻底忘记他们了。” “我想和你谈谈伊娃·卡莉诺娃，”他对我说。“说这种事太过粗俗，不过如果不让你知道，那也太荒谬了。我竟然让伊娃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还让你耐着性子听我滔滔不绝地讲我的疑虑，本人觉得这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我很乐意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这里，”她说。“这没有必要。” “伊娃，”他开始向我介绍，“是布拉格扮演契诃夫戏剧人物的伟大演员。不信你可以到布拉格去问问。没有人会质疑这点，甚至连当局都不会。自她之后，就再也没人能演尼娜 ，伊琳娜 ，或玛莎 。” “我并不想要这些，”她说。 “伊娃在布拉格搭市内电车的时候，大家还是会鼓掌。自从她十八岁起，布拉格的人民就一直深爱着她。” “这么说他们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在我的墙上写'犹太人的婊子’？因为他们深爱着我？别蠢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很快她就会重返舞台的，”他向我保证。 “要想在美国演戏，你必须会讲一口不会让别人头痛的英文。” “伊娃，坐下。” 但是她的演艺生涯已经结束了。她没法坐下。 第二本：美国城市里的邻里效应，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和力量？
伟大的美国城市
作者简介：桑普森教授是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和犯罪社会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成员，大不列颠学院通信院士， 2011 - 2012 年美国犯罪社会学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社会科学教授，波士顿地区研究项目主任，美国律师协会研究教授。此前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在伊利诺斯大学任教。 书籍摘录：前言 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哈佛大学教授 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的《伟大的美国城市——芝加哥和持久的邻里效应》不仅会改变我们思考邻里效应的思维方式，还将赋予开展社会科学调查的标准以全新的内涵。实际上，我认为《伟大的美国城市》一书是有史以来由社会科学家开展的最全面、最缜密的实证研究之一。这本书可读性极高、措辞精确,人们会不禁惊叹于其研究范围之广。正如罗伯特·桑普森指出的，“这本书是一部介绍一个想法的思想史，一则讲述一项重要研究的故事，一段描绘了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的传说，一套有关邻里效应系统化的理论，一份反映了一系列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es）中社区层面变迁的实证报告，一套对社会调查不同学派的汇总分析，以及一个批判地整合了现有的各种假设并意在揭露新的事实的长期的实证分析”。 《伟大的美国城市》对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观进行了探究：一种是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看待日常生活的个体视角；另一种则强调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共识的情景化背景的集体进程（collective processes）。无论是在大众观念体系中，还是在社会科学学科近年的变化发展中（如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型），当代美国社会都极强地表露出第一种视角的特征。然而，通过揭示城市生活的空间逻辑对社会因果关系的机制产生深远影响的方式，本书在其理论主旨中巧妙地弘扬了第二种世界观。在成书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套路沿着自上（社会结构）而下或自下（个人行为）而上的顺序写，而是极富创造性地将个人、邻里和结构动态地进行了整合。 罗伯特·桑普森是一个定量社会科学家，他熟知科学研究的逻辑，因此也深谙将论证的结构、概念的内涵与意义和证据的性质进行全面整合的重要性。在罗伯特·桑普森的研究中，对概念的实证化测量以及对数据的分析，都是以理论来驱动的。并且，作者是站在“多元化的立场上看待证据的性质以考察因果关系”，由此实现了他对所掌握的丰富数据资源的充分挖掘。他所贡献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主要源自一项饱含团队努力之汗水的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其名曰“芝加哥邻里人类发展项目”（PHDCN）。这个项目把芝加哥这样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当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收集儿童、家庭和邻里的纵向数据。这使该项目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史中最具“野心”、最具创造性的研究项目之一。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芝加哥是否具有代表其他美国城市的良好代表性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上述研究是一个以理论驱动的研究，而芝加哥恰好是一个可供学者们检验由理论推导出的假设的极好的实验室。 罗伯特·桑普森认为，邻里环境本身是影响在该环境中产生的人类行为的质和量的重要因素，这是从他无比丰富的数据资源中所总结得出的结论。在这些数据里，他不仅清晰地指出了邻里效应在结构和文化层面各包含哪些内容，也关注了居民个体的选择和感知，以及更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的影响。罗伯特·桑普森熟练地运用了生态计量这一评估生态环境的实证方法，从而为背景环境的研究描绘出一张全面的路线图，并力证了集体现象（比如邻里）需要有自己的测量逻辑，且不能化约为个体层面的特征。 罗伯特·桑普森对社区方方面面的实证测量是以理论驱动的，这便使他的做法与其他的经典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典研究往往孜孜不倦地寻求或强调对邻里这一概念“正确的”操作化定义，这样的测量方法往往独立于任何理论框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事实上，罗伯特·桑普森对邻里效应的多层次测量所体现的是他兼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所描绘的是在大小不一的具体生态区域里所显现的变化无常的人际互动、观点看法和制度力量。而他全面综合的纵向数据则支持他“考察了在广阔的社会现象体系中所体现的邻里效应的方方面面”。  《伟大的美国城市》证明了生态聚集的负面效应对邻里中的个体结果与行为比率具有强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机制包括失业、贫困、有儿童的单亲家庭、口头表达能力、暴力、监禁和集体效能，它们都被种族隔离的现状所放大。罗伯特·桑普森认为，贫困及其相关因素对贫穷的黑人社区的影响尤为持久。事实上，他的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证明社区内部分层的持久性的证据，这是本书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尽管时光荏苒，社会先后经历了 20 世纪后期城市中的社会转型和宏观的经济政治变迁以及 21 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即将日渐破败的市区改造为中产阶级居住区），该书的意义仍是不容置疑的。 罗伯特·桑普森非常谨慎地指出，历史的、宏观性的和全球性的力量确实影响了城市邻里，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取缔邻里强大的“低层次”机制，此机制有助于解释集中劣势现象中的变异。这些机制包括与广泛的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es）相互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刻板印象、共同的期望和对无序的感知），并作用于邻里身份认同的塑造和社区的发展轨迹。他主张，在集体中形成的对无序的感知和对道德和法律的玩世不恭“可能是塑造美国社区福祉和持续的种族和经济隔离的被低估的原因，并且在别的国家里的城市情况可能也一样”。而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使我对他的这种主张大为赞同。 《伟大的美国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在于罗伯特·桑普森对一些把自我选择偏误（self-selection bias）摆在重要位置的学说进行的有力批判。自我选择偏误这个术语在研究中被用于描述人们依靠共同的特征而进行自我分类的效应。自我选择偏误的支持者认为，大众所普遍认为的由贫困的邻里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有可能是由最终生活在那里的家庭和个人的特性造成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贫困的邻里可能并不是引起家庭贫困的原因；相反，正是那些工作技能最弱、对影响孩子们发展的社会环境了解和关注最少、对社会流动持反对态度，以及个人生活负担最重的家庭，才更有可能成为这类邻里。而有些人甚至直接否认邻里效应的重要性。 罗伯特·桑普森并不排除个体选择效应（individual selection effects）的作用。但同时他亦指出，无论是更高层次的结构还是邻里机制都不从属于个人的选择。事实上，罗伯特·桑普森认为“个体选择嵌入社会环境中”，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邻里效应。他主张，邻里影响着个人的决定（选择）以及看法，这反过来又影响流动性（mobility），并最终影响邻里构成和社会动态。人们的选择和流动性也对超越邻里（例如，空间邻近）的过程以及更高层次的（非空间的）连接产生影响。因此罗伯特·桑普森宣称：“从本质上来说，个人的选择既是邻里效应，也嵌入'结构性分类’（structural sorting）的过程当中。”这一主张将本书中整合个人、邻里和结构的所有发现串联了起来。 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是罗伯特·桑普森在邻里效应的研究中非常强调社会结构。在我的书《真正的弱势群体》（The Truly Disadvantaged）里，我大约引用了 3500 项实证研究的成果并对它们展开讨论。尽管我的书是结构主义取向的，但书中压倒性地聚焦于个体层面的后果。许多关于邻里效应的更严苛的研究强调实验性的因果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罗伯特·桑普森的著作中，他把“结构”重新纳入讨论。事实上罗伯特·桑普森主张，理论性的观点由于其性质本身结合了对社会结构的探讨，而对从实验得出的因果关系假设提出了挑战。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非社会性的世界，至少是短暂的，是由随机选择产生的；其次，因果推论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并非直接产生于数据或特定的方法（无论该方法有多冠冕堂皇或细致严谨）。因此他认为，使用统计或实验结果寻求或揭示因果机制，事实上只是为研究提供了线索，而没有为理论性的问题提供解答。难怪他会说：“有时候，定性的实证数据会比乍眼看上去更严谨的定量数据提供更多的信息。” 在这本书的各个章节里，罗伯特·桑普森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因果关系的灵活定义是如何与“关键性的个人实验”（crucial individual experiment）形成鲜明对比的。《伟大的美国城市》有一个特色，就是利用全面的“语境因果关系”刻画邻里中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靠对单一效应的讨论。此书通过多种方法，包括创造性地使用了生态计量，对一系列的邻里效应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解释、说明和观察。  桑普森，来自：wsu 过去的社会学研究强调如“工具包”（tool kits）和“脚本”（scripts）等概念的重要性，而《伟大的美国城市》却提供了一个帮助人们提出关键性问题的框架，以思考过去几十年社会科学里的“文化转向”。虽然罗伯特·桑普森也意识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积极贡献，但他同时指出，这些主导性概念更多是个人主义取向的，因此不太适合用于理解持久的宏观历史的连续性、文化机制和深嵌的结构。基于《伟大的美国城市》的发现，罗伯特·桑普森提出了以下问题：“既然人们有那么多工具包可以选择，为什么还存在如此多的连贯性（结构）和对邻里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中介物（basic mediators）的主体间的共识呢？”这本书清楚地阐述了在各种社会环境（包括邻里）中，规范准则和共同理解才是持续存在的（或再生产的），而不像工具包和脚本那样是互换的、可被个人轻易得到或丢弃的。 《伟大的美国城市》的讨论范围之广着实令人惊讶，这在第 8 章能得到生动的体现。在这一章当中，罗伯特·桑普森分析了芝加哥集体公民行动项目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罗伯特·桑普森审视非营利组织在各种条件下（包括种族隔离、贫困的聚集、居住稳定性、人口密度，以及从朋友/亲属关系到志愿社团等其他各类社会过程）所造成的影响。罗伯特·桑普森发现，无论是否存在种族隔离、贫困或其他导致生活艰难的社会条件，非营利组织的密度对邻里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这里需要强调，罗伯特·桑普森关于非营利组织影响力的坚实发现，与他早些时候探讨的关于社区集体效能重要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关。从根本上说，罗伯特·桑普森认为，在组织生活丰富的邻里中，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和嵌于其中的共同期望得到促进，而这有利于巩固和提升人们的信任感。这些发现对社区干预相关的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社区承诺”，这在罗伯特·桑普森讨论整体研究发现对政策的现实指导意义时会有进一步的阐述，而我也即将在我的总结性评论中对此加以阐明。 在倒数第 2 章即第 16 章罗伯特·桑普森记叙了他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再度到访芝加哥市的情景，而且相当精彩地讨论了适用于今日芝加哥的分析策略和一整套的分析。在这一章中，他回归到在本书的第 1 章中讨论到的叙事结构和方法，从鸟瞰的视角出发逐步放大这些邻里。而他也在 2010 年徒步游览相同的街区，一边观察，一边拍照和现场记录。研究中还加入了一些近期房屋止赎（foreclosures）数据、犯罪数据和通过邮寄问卷收集来的定量数据。因此，这本书涵盖了 1995 ～ 2010 年的原始数据，并对 196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在第 16 章的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本书的主题，而且在崭新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扩展了这一主题。 在最后一章即第 17 章里，他重访了佐尔鲍（Zorbaugh）在 1929 年的经典研究《黄金海岸和贫民窟》（Gold Coast and Slum）里所讲的地区，特别是现在位于前卡布里尼绿色家园（Cabrini-Green）住房项目中心区域的“死角”（Death Corner）。他在 2010 年的夏天多次回到那里， 2010 年 10 月又最后去了一次，为的是从此地的视角出发阐述书中的观点。最后，他还把环绕着“死角”的卡布里尼绿色家园住房项目拆除的事例置于该章的最后一节，探讨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以这本书的理论论证和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罗伯特·桑普森主张用不同的方法对城市的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干预。他列举了开展社区层面干预的理由，也为在社会范围内开展整体性的政策干预提供了依据，而不是鼓励人们搬离混乱的社区。这样的干预思路认识到了美国城市中邻里间存在相互联系的社会基本结构。同时，与本书的理论研究保持一致，这一政策倡议将重点涵盖能够将公共安全干预战略（例如当地警察和社区居民定期开会以共同发现问题）和利用社会组织进行社会调解的更广泛的非犯罪化政策（如创造机会以促进公民参与和动员）二者整合起来的方法。这一倡议也囊括其他理论上相关的方案，如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都市的不同收入阶层混合住房计划。这些方案都与社区层面的变化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所有这些政策倡议与罗伯特·桑普森对政府行动的影响的关注是一致的，即从城市区划决策到相互关联的住房和教育政策，这些政府行动如何影响贫困聚集、居住隔离、邻里稳定和最近的房屋止赎。 罗伯特·桑普森认为，历史上的经验证据表明，社区的结构往往是像模板一样刻出来的，如果将政策重点放在社区层面的干预上，并基于对城市变化机制的研究制定政策，比只关注个体的政策往往更为可行，并且从长远来看更加节约成本。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认为有必要拓展我们进行政策评估的思路，因为过去的评估几乎是仅关注个体的行为。只有理解了持续变化的邻里动态和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政策建议中才能推动积极变化的产生，因此这些社会进程理应成为任何评估计划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罗伯特·桑普森认为，当我们借助社区和城市的社会纽带进行政策干预时，社会政策就根本不可能解决不了现实中的个人选择所带来的问题。 正如我为《伟大的美国城市》一书作序的开头所说的一样，这本书将改变我们思考邻里效应的方式，并且为社会科学调查设置新的标准。我这样说其实是毫不夸张的。这本书将会源源不断地引出后人的争辩和讨论，也将成为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标准参考书。尽管这是一部记录详尽、论证严谨而科学的学术著作，但对于普遍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它同样也具有可读性和吸引力。援引罗伯特·桑普森自己的话来说，他对芝加哥街道的研究投入以及研究成果，将引导读者领会“邻里效应的逻辑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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