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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黄炎培  黄炎培出生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最为深重的时代。黄炎培从小就立志救国。9岁时，黄炎培从外祖父孟荫余那里受到了爱国主义启蒙教育。1901年，黄炎培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受教于特班中文总教习蔡元培。受到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黄炎培认定“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1902年秋，黄炎培回故乡川沙办学，从此开启“教育救国”之路。 改革旧教育。由于私塾、书院的旧教育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黄炎培希望通过废除旧学提倡新学来实现“教育救国”。被聘为川沙小学校长后，黄炎培以“并重德育、智育，而归本于忠爱”为办学宗旨，选聘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员任教。学校“废读经增实科”，开设了国文、算数以及英语、音乐、美术等新学科，并特别重视体育。在正课以外，常举行各种游戏及演讲活动。黄炎培亲自授课，还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校讲学。1903年6月，黄炎培应邀去新场镇演讲后，离开了川沙小学堂。 1904年，黄炎培走避日本回国。同年8月，黄炎培为解决浦东学生失学之苦，受杨斯盛委托，选址浦东六里桥白莲泾畔，购地40亩，筹办浦东中学。1907年1月，浦东中学正式开学。黄炎培办学既有十分明确的“为国育才”和“德智体并重”的指导思想，又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和措施。学校以“勤、朴、诚”为校训，订有《普中学生修养标准》，严格选聘师资，提倡“自学辅导法”，编订各学程纲要，着重数理化、但重理不轻文。浦东中学因为教学质量而闻名，赢得了“北南开、南浦东”之美誉。 提出“实用主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任职期间，黄炎培拟定了《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1913年8月，黄炎培写成《学校教育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在此基础上，又撰写了《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文在报刊上发表，提出要真正振兴教育，必须将教育与各地的实际结合，使之能有效地服务社会。从此，黄炎培开始探索在中小学推行实用主义教育。 提倡职业教育。1914年2月，黄炎培从江苏教育署辞职。卸职之后，黄炎培开始系统研读西方教育著作。黄炎培深信：“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状，虽谓此主义为唯一之对病良药可也。”黄炎培在研究西方各种教育学说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和调查，为中国教育寻找出路。 从1914年2月22日起，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走遍安徽、江西、浙江三省，考察教育，历时95天。不久以后，又北上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教育，历时36天。两次国内考察，使黄炎培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到奉节教育弊病的流毒之深，更加立定改革旧教育的决心。 1915年4月，中国组织旅美实业团，黄炎培应邀随农商部组织的旅美实业考察团赴美国考察三个月。其间，黄炎培对美国芝加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职业教育的态度、职业教育的年限、学科设置等进行了认真考察，并与当地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黄炎培在考察中目睹美国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不能不认识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并根据美国的经验，提出了职业教育以“中学校为中心”的思想。从美国考察归国后不久，黄炎培就着手为在国内推行职业教育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1916年，黄炎培在家乡依托同乡会组织，进行职业教育的实践。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附设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职业教育研究会，并宣告“将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 1917年1月，为了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方案，黄炎培同蒋维亚、郭秉文、陈宝泉等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历时96天。在日本和菲律宾，黄炎培更切实地看到了职业教育的功效，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从日本、菲律宾考察回国以后，黄炎培坚定了办职业教育的决心，开始为筹建中华职业教育社奔走联络。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社之初，黄炎培提出：“同人鉴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之。”“普及，则社会国家一切至重要至困难问题，根本上皆得缘以解决也。”并乐观地预言，职业教育进行“十年而后”，将出现“学校无不用之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麻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的局面。 沟通教育与职业，纵向发展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为了推广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沟通教育与职业，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以及政界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为办事部主任。从此之后，黄炎培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负责人，全身心投入倡导职业教育的事业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部”和职业教育编辑股，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举办演讲和讲座，编辑出版职业教育书籍和著作，举办展览会，开展调查研究，并且举办集会、展览会、专家会议来提倡和推广职业教育。 1918年5月，为“举例示人”，黄炎培发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自为办学校筹款、选址、建校舍、设科、提出办学方针并拟定校训；9月8日，中华职业学校正式开学，黄炎培亲自授课。中华职校就读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动脑动手的能力，毕业后受到社会欢迎。学校声誉扩大，职业教育蔚然成风，到1921年，全国的职业学校及补习学校已达700余所。中华职业教育社还通过创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来实践职业教育。192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职业指导部，向社会开展职业介绍业务。职教社的职业补习教育实践活动则多是依托中华职业学校进行，对学校附近的工厂职工、徒工、商店学徒招生，促进了在职青年的职业补习教育。 1925年，黄炎培在给山西职教界同行作的一篇演讲中提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职业教育之宗旨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从1917年到1925年，黄炎培先后提出职业教育的四大宗旨、终极目标，概括职业教育的功能属性和职教社的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经过第一个黄金时期的纵向发展，在中国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性。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横向拓展职业教育。192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国内军阀混战，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各项事业发展受到冲击。黄炎培“教育救国”路线式微。黄炎培在总结“职业教育”开创的10年时，说：“我们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黄炎培开始认识到“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1925年底，黄炎培撰写《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政治立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同当时中国的各方势力，尤其是同政界加强了联系。同时，通过调整组织系统，吸收各界精英人士加入，组建各式委员会，增添专职工作人员，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在“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引领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27年到1937年，推动职教拓展了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农村改进四大事业；到20世纪30年代，通过了大规模举办职业补习教育的决议，并制定了开展职业补习教育的全盘规划，仅在上海就设有7所职业补习学校，补习学校学生达10余万人。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把职业指导工作提到了更高的位置，不仅缓解了职业学校所面临的就业危机，还扩大与普通大众的接触面。另外，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改进，通过推行普通教育、发展经济、移风易俗，对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改进，改进了农村落后面貌。 “大职业教育主义”概括出职业教育的社会属性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民间属性，解决了只从职业教育界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的问题，实现了教育方式“社会化”、教育中心“区域化”和教育内容“拓展化”，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从小到大横向拓展，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民间性。 确定“教育跟着政治走”路线，职业教育转向政治。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黄炎培“职教救国”的理想破灭。1938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迁社重庆。同年12月22日，黄炎培前往重庆南温泉写出《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概括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政治属性，提出了战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展方向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政治远景。1939年4月16日至5月4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云南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黄炎培这篇文章，确定了“教育跟着政治走”的路线，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参与国家政治活动，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力投入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对象。 从1939年起，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共一起抗日，先后邀请周恩来在《国讯》上撰写《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在“青年星期讲座”上作《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演讲，做了大量抗战工作；11月23日，黄炎培等还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明确以“反对内战，调解国共关系为职志”。1941年3月19日，三党三派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选为常委会主席。民盟的成立得到周恩来的支持。1945年12月16日，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做了大量的反独裁工作。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黄炎培代表民盟、民建立即响应号召，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3月，黄炎培应邀从香港辗转北上，同年6月和9月先后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职业教育社西迁以后，继续推动中华职教育社办事业，延续了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农村改进等职教实践活动，并开展了难民职业教育等，推动了战时职业教育的发展。 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参与抗战，反对内战、反独裁，推动战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统战性和中国职业教育从大到强的基础。
▲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1949年8月8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现的新生命》中提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化私为公”的新方向，建议把职教社所办的各种事业和学校“依其必要和可能，归之于公家”“它的社本部，改为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和职业教育研究者研究总机构，隶属于人民政府全国教育行政系统之下。” 技术教育入宪。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讨论制定《共同纲领》时，对于是否加入“职业教育”一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主要是学习苏联。有看法认为，职业学校多已改为中专，职业教育实际已不复存在；苏联把中专放在高教部，属于技术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技术处于重要地位，故应当把职业教育改称技术教育。黄炎培考虑有关意见后表示，只要不因为名称关系而同样能做到发展职业教育，称谓变化可以接受。最后，《共同纲领》将职业教育以技术教育相称。 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社办事业“化私为公”。1950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工作讨论会结束后，黄炎培向毛泽东表达了“化私为公”的愿望和决心。毛泽东指示，“化私为公”的政策，必须有步骤地进行。1951年初，根据指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经济上彻底实现了“化私为公”。从1951年到1956年，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比乐中学、昆明中华业余学校等社办事业和学校相继归公。1957年6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40周年，周恩来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坚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继续存在，发挥作用”的信心。会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怀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化私为公”后得以继续发挥力量。 继续发挥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致力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建言献策等，为推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进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从1951年到196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通过开展业余函授师范教育、举办北京函授师范学校、中华函授学校和语文学习讲座等形式，实验和推广函授师范教育，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建设者，职业教育继续发挥力量，中华职业教育社统战、教育性和民间性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团结报》2024年2月1日7版 作者：陈永松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编辑： 秦雪 赵昕 审核：鲍家树 监制：邵宏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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