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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贞观之治 两汉之后，绝大部分黄帝书均已失传，但作为黄帝书精髓的《道悳经》却传承了下来。魏晋时期，黄老已经演变为老庄。由于黄帝学说已经在中国文化结构中消失了，民间已经不再有黄帝信仰，黄帝亦不像先秦那样为“学者所共术”，儒家几乎掌握了所有的文化与政治资源。 李唐宗室为了取得政治合法性，自称是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圣祖，以道教为国教，以《道悳经》为政治指导思想。这是自文景之治后，政治上第二次复归黄老，创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 唐太宗志尚清静，纯朴简约，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到了贞观八、九年，社会已经从隋末天下大乱的满目苍夷中恢复过来，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成了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 贞观年间政治修明，力行黄老学说之清静自治，大大减少了官吏贪污和鱼肉百姓的机会，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无敢侵欺细人”。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不平现象少之又少，社会没有怨气，“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犯罪率降到历史最低点。 唐太宗以黄老学说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并没有运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在清静自治之下，官吏贪污的机会和动机都很小，贞观年间成为一个没有贪污的时代。明代朱元璋奉行儒家治国，其对贪污的处罚之严酷在历史上亦是罕见的，但明代贪官之多亦为历史所罕见，可见儒家从未找到治国的根本方法。儒家反对清静自治，以怀诈饰智为能事。黄老学说以清静自治捆住了官吏的手脚，不给官吏贪污和鱼肉百姓的机会；而儒家则让官吏放开手脚，其内圣外王之道在约束官吏上毫无作用。 在先秦，老子的地位并不高，在《庄子·天下篇》中，老聃甚至排在关尹之后。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亦是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排列在一起。唐代崇道的主要特征是尊崇老子，神化老子，老子取得了独尊地位。本来属于黄帝书精髓的《道悳经》，完全成了老子的知识产权。 在黄老学说的治理下，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唐玄宗时又形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悳经》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它在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是自古以来最高深最根本的理论。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道悳经》被尊为《道悳真经》，并亲注《道悳经》，下诏令一切士庶之家必备。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文子》为《通玄真经》；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尊《列子》为《冲虚真经》；尊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尊《庚桑子》为《洞灵真经》。 尽管李唐崇奉老子，但由于《道悳经》实为黄帝书，因此亦是以黄帝之道治理天下。唐玄宗在《道悳经》注疏中，强调“无为即清静，故人自化；无为则不扰，故人自富。好静则得其性，故人自正；无欲则全和，故人自朴。此无事取天下矣！”这些均深得黄学之精髓。 唐玄宗继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衣钵，继续奉行黄老学说，创造了近30年的开元盛世。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赞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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