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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就是如此神奇，1985年相亲对象考上军校后，毅然选择和我退亲，我没有进行挽回，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之后通过介绍认识现在丈夫，当时我的丈夫是一名合同制警察，没想到因此事改变命运。  我1964年出生于山东济宁一农村家庭中，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 在我很小后，我就和隔壁村一个叫做王万里的男孩定下娃娃亲，我们两家都希望我们成年后结婚成家。 我和王万里定下娃娃亲的原因：我爷爷和王万里爷爷是拜把兄弟，并且我和王万里年龄相仿，于是便定下这门亲事。 小时候王万里他们家就当我们家是亲家来对待，逢年过节都会带着礼物过来探望我们，我的父母也会按照招待亲家的礼节，给王万里家进行回礼。 读小学时候我就和王万里在一个班上，我和王万里每天都相约一起上学和放学， 那时候同班同学就叫我是王万里小老婆了。 初中时候，我和王万里是同一所中学不同的班，上初中后我和王万里对于男女之事也开始慢慢了解。 知道我们定下娃娃亲后，都有点感觉到不好意思，每次碰面都会害羞的低下头。 初中毕业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而王万里则是继续读高中。 那个时候我们公社中学读书是免费的，每年只需要缴纳学杂费即可，只要你成绩好考得上就不怕没书读。 我的成绩其实也不差，初中毕业后是考上了高中，但我的父亲在一次劳动中把腰弄伤了，干不了重活，挣工分的担子便落下母亲一人肩上。 其次就是那个年代，女孩子能够读完初中已经很幸运了，当时我们家乡重男轻女特别严重，很多女孩子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留在家干农活。 我能够顺利读完初中已经很满足了，思来想去我便决定放弃继续读高中，回到家里参加劳动挣工分减轻父母的压力。 王万里读高中成绩不算很优秀也不算很差，属于中游水平的学生，不过王万里因为长得清秀白净，读高中时候是吸引到不少女孩子的追求。 那些女孩子哪怕知道王万里已经有定亲对象的情况下，依旧会给王万里写信，在她们眼里这才是追求自由恋爱的大胆行为。  1982年王万里在高考中落榜，便回到家里跟我一样当农民参加劳动，不过王万里并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当农民了，于是便选择复读一年。 结果复读那年高考成绩还不如之前，就连中专线都没有考上，心灰意冷的王万里是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回来当农民修理地球。 在一次聊天中，我无意间跟王万里说：“万里，要不你去当兵吧，我初中有几个同学去当兵后考上军校了，听说在部队考军校容易很多，要不你去试一下”。 我的话犹余是一道光一样，瞬间是点亮王万里的内心。 王万里听完我的话，立马两眼发亮起来说道：“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去当兵呢”，然后是拉着我的手蹦跳起来。 王万里回到家后，立马跟他父母是商量想去当兵的事情。 王万里父母自然是同意他这个决定的，当时我们公社还没有撤销，我们还是采用集体经济模式。 我们大队对于当兵家属是有优待政策的，只要家里有人去当兵，每天都会额外多加一个壮劳力工分给当兵家庭。 意思就是说，王万里去当兵后，一点都不影响他帮家里人挣工分，并且王万里在部队还有津贴发放，在这种背景下王万里父母自然是同意他去当兵了。 也因为那个年代当兵好处多多，所以农村青年是挤破脑袋都想去当兵，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很多人是连一个报名资格都拿不到。 当时我的大伯在公社做饭，认识几个公社小领导，在我大伯的帮助下，是给王万里拿到一个报名资格。 幸运的是，王万里之后的体检政审家访等环节都顺利通过，在1982年12月23日就出发前往部队服役了。 王万里去到部队后，将考军校是作为奋斗目标，那个时候部队是需要当兵两年才能参加军考，并且需要表现出色才能够获得连队的推荐报名参加。 因此，王万里是军事训练处处争第一，连队勤务公差是踊跃参与，当兵第二年就担任连队骨干班长。  第三年王万里不单单要负责班里面的训练和工作，自己还要抽出时间进行复习，在1985年夏季，王万里是如愿考上了石家庄陆军学院。 考上军校后，王万里是特意给我们拍了电报，将这个好消息是分享给我们。 八十年代时候，通讯手段不发达，农村人一般是使用信件进行联系，很少是用到电报的，除非是万不得已才会用到。 因为拍电报的费用高昂，电报是按照字数去算，当时一个字大约要5分钱左右，王万里为了将这个好消息能够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才会舍得选择使用电报。 王万里父母和我们家得知他考上军校后，都为他感到开心和兴奋，王万里考上军校意味着他已经跳出农村了，改变农村人的身份。 我作为他未来的妻子，当然也是十分高兴，村里人都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有些人还说我命好，从小就和王万里定下娃娃亲。 只可惜我未能如愿成为王万里的妻子，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家属。 王万里在读军校第二年时候，给我寄回来一封退婚的信，信中王万里表达出他意愿坚决，信最后一句是“我们不合适，祝你能够早点找到合适的对象”。 拿着王万里给我寄回来的退婚信，我心中是百感交集，之前我就听说过农村当兵提干后和相亲对象退婚的事情了，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发生在我身上。 父母是建议我去军校找王万里要个说法，或者直接去军校找王万里的领导告发他当“陈世美”。 我觉得强扭的瓜不甜，就算我尽力挽回了，我和王万里的关系已经回不到之前了，我们心中已经有一根刺了，就算以后在一起也不会有幸福的。 我便同意王万里的退婚请求，那段时间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劳动中，每天出工最早回来最晚，很多男人干的重活我都抢着干，试图用这种方式发泄心中的委屈。  后来我从同学口中了解到，王万里和部队的一个首长女儿在交往，是王万里读军校时候同学介绍给他的。 1987年，我已经是24岁的大姑娘了，和我同龄的女孩基本都当妈了，我却连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父母对于我的终生大事是很着急，不断让媒人给我相亲。 后来在媒人介绍下，我认识现任丈夫李春生，李春生比我大一岁，他也是农民家庭出生，当年他是我们县城第一批合同制警察。 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去干合同制警察，很大部分也是运气成分，因为当时的合同制警察工作很辛苦，工作强度也大，但工资却不高，也没有什么福利而言。 那个时候当工人是第一选择，当工人不单单工资高稳定，并且福利也好，其次就是工厂企业其他岗位。 公检法这些单位当时确实没人愿意去，所以那时候公检法这些单位人手短缺，不得不去各个大队上招工，我的丈夫就这样报名招工成为一名合同制警察。 我和李春生结婚后的第二年，他们单位招一个笔录员，我本身文字功底就不错，于是在我丈夫的介绍下是也成为一名合同制干警，专门负责笔录这一项工作。 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6元，是比上不足（当时工人工资一般在50元以上），比下有余（比起当农民会好一点）。 虽然工资不高，但我和丈夫的工资每个月加起来也有五六十块，单位发工资也稳定，我们婚后是生育了一个小子，日子过的还算可以。 我和丈夫对于这一份合同工都很是珍惜，每天都兢兢业业工作，认真完成领导安排给我们的每一件事。 1992年我和丈夫命运是发生改变，在国家政策统一下，我和丈夫都转为正式警察。 不单单我和丈夫这些合同制警察转正，毫不夸张的说，连那些在食堂给我们做饭的人和看大门的人都转正了。  转正后，我和丈夫更加干劲十足，我之后是被调到后勤单位工作，而我丈夫最高职务是成为派出所所长，并且在派出所所长这个岗位上退休。 丈夫经常跟我说，他一个农村娃出身的人，能够当派出所所长已经觉得很骄傲了，毕竟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我结婚后就没有怎么和王万里联系过，只听说他后来和那个干部女儿吹了，在同学介绍下是和一名城里户口当工人的女孩结婚。 王万里干到副营长时候就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了，而她的妻子也因为工厂倒闭成为下岗工人。 有时候我也会感叹，这一切都是命啊！命运这个东西往往就是怎么神奇，当年我没有和王万里结婚，和现任丈夫结婚，没想到因此改变命运。 投稿人：李丽媛（声明：本文内容并非本人经历，根据投稿人口述整理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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