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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思想的脚印。而风水观念几乎就是中国人思想里抹不掉的底色，明清以前的识字阶层，明清以后包括普罗大众的各阶层可以说大抵如此。风水被社会排斥和扬弃，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原因主要还是明清以后，风水观念淹流于社会底层，被各种不胜了了又别有所图之人利用，成为愚弄民众和谋取私利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党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坚决扫除一切祸害人民的牛鬼蛇神。风水也成了迷信这盆脏水里的婴儿，一并倾倒。然而，风水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和时空观念，从产生起就没有离开过中华大地和国人头脑。认识地名，看清思想的脚印，有时得借助风水的视角。 自然界的动物都有趋利避害、主动选择生活与居住场所的行为，“风水”正是人类这一行为的经验总结。 “风水”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代郭璞《葬经》“气乘风则散，遇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之前“风水”又称“相宅”、“相地”等，如《尚书.召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说的是“周成王住在丰镐，准备迁往洛邑，派遣召公前往勘查”。以“风水”观念选址营城，改善居住环境，少说也有3000多年了。如果把“风水”理解文化背后的时空观，“风水”的起源就跟文明一样久远，文明的开始，最初就是对时空的认识。 风水又称“堪舆”，“堪”是“俯则观法于地”，即地勘，是观察地物空间；甲骨文里，“舆”为四只手抬着的“车箱”，上古神话《山海经》记有“羲和”以车载日奔行于天，所以“舆”的意思就是“仰则观象于天”，观察天文时间。把“时空选择”称“堪舆”那是从工作的方法上来讲的。但传统中国人特别看重“气”，很多生活中常说的概念都是对气的描述。如“顺不顺”、“和不和”指的都是“气”顺不顺、和不和；“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他仍有变动不居的势，叫“气势”。不同的“时空”就体现在不同的“气”上，而“风”和“水”都是影响“气势”的关键，甚至就是对“气”的描述。所谓“气乘风则散，遇水则止”。把“时空选择”称“风水”，那是从“气”的角度来说的。所以“风水”之目的是选择有“生气”的时空，“风水”的本质是“时空观”，而“时空观”则是一切文化的底层代码，“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观念如此不同，其根子都是时空观这个底层代码的不同。 总体来看，“风水”分为“峦头派”和“理气派”。前者重点关注“龙穴砂水向”五要素，而后者则重在“九宫飞星”加以阴阳二气和木火土金水五行生克之理。“理气派”多流行于江西、福建，“峦头派”则流传更广。  峦头派认为，风水宝地“龙”即山势要绵长，祖山远及昆仑，“来龙去脉”可寻；“穴”要藏风纳气，(青龙白虎）左拥右抱；砂要秀；水要灵，来时缓、去有情；向要吉。这种地理空间实际上体现的正是老子《道德经》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念。智慧的古人早已发现，“负阴而抱阳”则万物生，“负阳而抱阴”则万物死。建筑选址中的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前要有照、后要有靠都是“负阴抱阳”这一观念在生活中的运用。 这样的风水格局跟胎儿受孕发育的环境是一致的，所谓的龙脉可以理解为母亲的脊柱，而“左青龙、右白虎”也象形于左右髀骨。这样来比喻和取象“风水”，并非“风水”浅薄，仿生学在许多领域仍在启发科学研究。成年人的“风水”观念，或早在溟溟之际的胎儿时期就留下模糊的印迹。贯穿风水理论的“易学”历来认为，物中有象、象中有数、数中有理，象、数、理是传统中国士人认识事物的三个维度。无论“峦头派”还是“理气派”，风水学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学。“风水”文化里的空间结构，也是国人的“心理”结构。  图2—兴义老城地理形势图 注：蓝色为老城街片区，建于乾隆十 三年（1748年） 红色为街心花园片区，建于咸丰 四年（1854年） 从上面的“地理形势图”可见，兴义老城区正是几条山脉旋转会聚的核心，大扁山、将台营山、羊场坡山、柯沙坡-龙头山都奔竞归聚于伏牛山，青龙山护拥于右、狮子山盘踞于左，苍莽厚重的群山层层叠叠推拥着北固山横距于北，花水河（湾塘河）自西蜿蜒而来在右前方左拐平流，有如“玉带缠腰”。这种前有照、后有靠，来龙蜿蜒、去势盘旋，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地理形势，已然是少有的“风水”格局了。 伏牛山（即穿云洞公园）之名显然也是因“风水”而得。《晋书.周访传》载：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说的是，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年轻时家道贫穷，侃父死时失牛，有老父说若将“侃父”葬于前山牛卧之地，陶侃将位极人臣。陶侃如是葬其父，后来果然为军中名将，官至太尉，获赠大司马，谥号“桓”。 前人将“大佛洞山”以“伏牛山”名之，除了山形如卧牛之外，应还受到风水中“卧牛之地”的影响。或许正因于此，何应钦二哥何应禄的长公子何绍斌才会在“伏牛山”与花水河（湾塘河）之间的风水宝地（伏牛饮水处）建筑“何公馆”（现今“通灵宾馆”处）。 从大格局来看，“伏牛山”还是原县府（今市委市政府大院内）之案山，其后的将台营山、羊场坡山都是其领衔来朝之“砂山”。风水讲，“案”要低伏，“砂”要明秀，上述诸山应当如是。 明清以降，“风水”地理中的白虎山南方多称“狮子山”，著名音乐人罗文曾为香港的“狮子山”演唱过《狮子山下》的歌曲。兴义老城里的“狮子山”也是白虎山。只是为何“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在兴义却变成了“左白虎（狮子山）、右青龙”了？我想，这或许是“宁可青龙高千丈、不可白虎抬头望”观念导致的。“风水”认为，白虎踞右为西方，五行属金，五色为白，主兵事；青龙踞左为东方，五行属木，五色为青，主文事。白虎山高于青龙山，则兵事多而文事少。就一个城市来说，就是易犯兵灾。史料记载，清嘉庆咸同年间，兴义老城至少被攻破四次，可谓兵灾多发。把更低的东边之山名为“狮子山”，更高的西边之山名为“青龙山”，是有心要光大文事，压抑武事，消弭兵灾之意。当然，“狮子山”、“青龙山”现在位置的定型，是筑城之初还是兵灾之后，我没有考证。 兴义老城里“花水河（湾塘河）”的来势和去向，与北京城的金水河非常相似，都是从西北而来，折弯后顺东南而去，筑城于内湾，水也成了护城河，完全符合风水观念。“花水河”从木贾经坪东而来，落差不大，可谓“来要缓”；但“花水河”过“跋浪亭”后，极速下跌，落差极大，与“风水”里的“去有情”不符。此种情况，一般采取筑坝修桥等方式，减缓水势，形成一波三叠，不舍外流之势。甚者还要建庙以镇之，曰“水口庙”，兴义老城的“水口庙”位于金三角爆仗铺处，想必也是因“风水”需要镇水而建。 兴义老城北门环岛处有山曰“水金山”，山上有寺曰“水金寺”。我曾以为，因环岛处为原老城“北门”，城墙脚有井，至今尚存，“水金山”、“水金寺”都应为“水井山”、“水井寺”。我的朋友反驳说，“水金山”与苏州街处的“火金山”是一对儿，北方属水为“水金山”，南方属火为“火金山”，两山一南一北，跟水井没有关系，我以为然。至于名中的“金（或：晶）”为何意，至今不明，盼有识者教我。 “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流而来的重要民俗，在地名的产生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长安，洛阳，淮阴，汝南，金陵、咸阳等地名，都直接或间接因“风水”而生。这些地名的背后包含着“风水”观念对地域的理解和改造。 “风水”在选择和构建人居环境上的价值，比较中会更明显。因为工作，我曾认真学习过西方的“田园城市”、“光辉城市”、“生态城市”等城市规划理论，这些“城市模型”或者说“规划理论”总少不了机械、直白、生硬的感觉，更多是一种逻辑思考下的工业化空间安排，是理性规划。而明清北京城的时空布局，却给人一种把握阴阳、提携天地、天人合一、通天彻地之感。“风水”中营城选址的方法、蕴含的时空观，和其孕育的地名，或自有其价值。 地名是历史的“生死符”，一旦被解读，历史的“酸麻胀痛”仿佛就在我们身上，作为重要传统民俗的“风水”，或也是射出这枚“生死符”的天山童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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