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团长

永远的“老团长”大姑爹 李 健2024.2

时间过起来真快！一晃大姑爹“老团长”离开我们已34年了。然而，对他的思念、怀念、感念，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老人家的英勇事迹、魁伟相貌、关爱点滴犹如刀刻一般，永不泯灭。“老团长”的名声在我们孩提时代就真切的“如雷贯耳”了！我60年出生，中小学生涯大致伴随“文革”始终。“文革”时期的中小学似乎特别重视革命传统教育。肖家桥有个老革命叫肖英，身材瘦高挑，气质颇儒雅，让人肃然起敬，是“老团长”的部下。学校每年都要请他做革命传统教育讲座，而他的讲座其实主要就是讲述“老团长”的故事。他对“老团长”的钦佩、敬重，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被深深感染了。每年清明时节，学校组织师生到常周的两位著名烈士李作圣、常昌海墓地（坟）集体祭拜，悼念革命英烈。每当这个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听到“老团长”如何指挥若定、果敢神勇的事迹，因为李、常皆为“老团长”的部下，纪念他们，话题自然绕不开“老团长”。正因此，“老团长”的形象在我们幼小的心中就日渐高大起来。读五年级（毕业班）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陆曙东先生，他是个特别优秀、令学生非常敬畏的语文老师。其教学旁征博引、绘声绘色，最为学生感佩、喜欢的是善于、擅长讲故事，什么神话、寓言乃至鬼怪故事，信手拈来，娓娓道来，吊足我们的胃口。而陆先生讲得最多的则是“老团长”的故事。陆先生是失迷人，小“老团长”10来岁，显然对“老团长”更为熟知，了如指掌，讲起“老团长”的故事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每到这个时候，孩子们往往特别安静，陆先生又会“卖关子”、“玩噱头”，喜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我们一个个像长颈鹿一般的伸长脖子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唯恐少听一句话。陆先生眼中、口中的“老团长”简直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敢死队队长”，就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神”。“老团长”的卓越功勋、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成为滋养我们成长的精神养料。绝非掺杂个人感情的因素，也并非妄言，如今思来，在我包括我们常周、河失这一带不少中小学生幼时的心中，革命先辈除了毛主席，“老团长”就是“唯二”令我们最敬爱、最景仰的了！存留在我们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常家庄，值得“骄傲”的有五金厂、卫生院，另一个就是电灌站了。那里不仅有整套的灌溉设备，以电能为动力驱动设备进行灌溉排水，还有完整的粮食加工设备，常年有三四人在那里专职加工粮食，我很小就经常或跟着哥哥或独立去电灌站轧粮。这个电灌站和粮食加工中心为常周的村民百姓造福了足有四十年！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后几年常庄的电灌站被取消，其机器设施经久耐用得无法想象，从“诞生”到“消亡”，神奇般地都没有坏过！而这一切完全归功于我们的“老团长”。所有设施包括施工都是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为无偿引进、组织实施的（包括常周中学那里的一座电灌站）！这在村里花甲年龄以上的人们中间一直传为佳话，在常庄的发展史上可称得上是不同凡响的大事！大概是92年的一天，我因为感冒到黄桥人民医院输液。在输液室，恰好一位年近古稀、瘦瘦小小的老太太也在那里挂水，闲着无事便聊起天来。不聊不知道，一聊方知眼前的老太竟然是位老革命，而且是“老团长”的部下！那时“老团长”才去世一两年，老太听闻“老团长”已经去世的不幸消息，立即情不自已地大哭起来！那种悲痛欲绝的情状，好像是自己的父母死了一般的伤心！经过在旁几个人好生相劝，过了好一会才止息。老太回忆起“老团长”奋勇作战、冲锋陷阵的情景是那样激动！现场的我真是感慨万千，不仅为“老团长”的战斗精神所感染，更为老太对“老团长”近半个世纪矢志不渝的战友情、崇敬心而感动！“老团长”在1965年11月即离职休养，长住扬州干休所，虽然人不在职，颐养天年，但由于他在常周、在泰兴的威望很高，可以说无人堪比，此后的二十多年一直拥有丰沛的人脉，保持极高的人气，求他办事的人如过江之鲫。如果来人所求之事不合政策，或因违法犯罪通融说情，他不但不帮忙，反而大发雷霆，怒斥而去。“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于他表现得很突出。在他面前，但凡求助者，许多人战战兢兢，唯恐遭到斥骂。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他不知帮了多少人的忙！特别是战争年代的战友、部属，只要让他知道有什么困难，他甚至主动帮助解决！不谈别的，仅我所耳闻，帮忙成为“合同工”的，在常庄就近10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成为一个“合同工”简直比登天还难！获此不仅预示自己有好的前程，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人就是这么现实与势利，在“老团长”故去后，曾经受惠于他的人，能感恩戴德、没齿不忘者，几人欤？姻缘就是如此奇妙！我与夫人小新（赵瑾）的婚事是小新的舅舅和我的一位姨父介绍的，二人一见钟情，两家一拍即合。因为小新从小在扬州大姑父母身边长大，这门亲事得征求“老团长”的意见。岳父郑重其事地写了封信寄到扬州，向他的姐夫、姐姐“禀报”此事。姑父母得知男孩是从高考考场上走出来的小伙子，是个中学老师，欣然同意。而在我，能娶到这样既是“高门大户”出身又是革命家庭走出来的女孩，还与素未谋面、拜为“战神”的“老团长”结了亲，真是诚惶诚恐，与有荣焉！我们是84年腊月底结的婚，从此开始，我们年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到扬州给大姑父母拜年。姑父是90年清明节前逝世的，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每年清明节期间，我夫妇都要到姑父（母）的墓前祭拜磕头。我以为，这不仅是对我们至亲长辈的缅怀，也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我“出道”较早，79年从教之初分到母校常周中学教学。小新在黄桥工具厂做工，结婚后她黄桥、常周两地跑，30多里路，骑辆自行车，每天往返很是辛劳。女儿文娟85年年底出生，小新既要上班，又要牵挂孩子，照顾家庭，更兼我有个兄长为“分家”欺负虐待我们，小新可谓心力交瘁。大姑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说：“机器整天运转还有磨损，需要保养，何况人啊！小新这样两头兼顾，哪里吃得消？！”至于对我的家事，姑父则曰：“惹不起躲得起，干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为我的调动，86年暑期他给市里的领导打了招呼。然而，常周中学特别是当时的乡政府对我这个“骨干教师”坚决不放，承诺“再为常周服务两年，我们就放。”既如此，只好作罢。过了两年，也就是88年，我再次提出调去黄桥，学校与乡政府“故伎重演”，依然不放。在此情况下，大姑父给常周乡党委书记蒋国正亲笔写信，请他放行。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我11月份将回泰兴参加马甸电厂落成仪式，到时我会来拜叫你们”，而且在“拜叫你们”四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其意不言自明。蒋书记一看，立即表态：“不能阻拦！老团长一旦回来发脾气，谁也吃不消！”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才得以顺利调成。不是大姑父，我的调动还不知会费多少周折呢！大姑父于1990年4月3日逝世。他的葬礼隆重庄严、规格较高，泰兴四套班子主要负责人亦悉数赶往扬州参加，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他的悼词初稿写明是1938年5月参加革命，治丧委员会可能出于尊重，将悼词呈给大姑父的“结拜兄弟”，同样是老革命，曾担任扬州地区专员的黄云祥“过目”。不知何故，黄老竟将“1938”改为“1939”，也就是将大姑父参加革命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主事的领导一看，慎重起见，反复查阅有关材料，认定黄老的修改错了，于是又改回了“1938”。用毛笔仅改一数，才放下笔，蘸墨汁的瓶子便自动“瀑”地一声炸碎了，墨汁沾了一地。竟有这等蹊跷事！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场景，所有在场人士无不惊讶！大家说：这是“老团长”有灵！他对参加革命时间被推迟一年的修改心有不甘啊！虽然血与火、生与死的战争硝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以“老团长”为代表的先辈们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精神、感人的情怀、显赫的伟业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我们尤其要教育我们的子孙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各自岗位上多做些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事情，充分享受为国家、为人民、为亲人尽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