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同时是伟大的诗人，一生创作的优秀诗词丰硕而厚重。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满怀激情地开始了诗词创作。延安时期，毛泽东编印了自己的诗词集《风尘集》。1957 年《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18 首。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 首，1976 年再版时增加为39 首。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选》50 首。1996 年9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67 首。这些都充分说明，尽管毛泽东的不少诗词作品和珍贵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前屡遭战火、不幸流失，但也陆续出版了大量作品，且首首珍贵，皆是精品。 多年以来，围绕着毛泽东诗词，各种文字或形式的出版物、朗诵会、学习会、讲坛、诗词大会此起彼伏，始终活跃在华夏大地、五洲四海。诗词充满革命英豪之情和壮阔基调，传播广泛、影响深远、震撼人心。今兹毛泽东同志诞辰130 周年之际，重读他老人家的诗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不禁要问：毛泽东逝世已47 年，其诗词的魅力为什么丝毫不减当年，仍然光芒四射，辉煌久久？ 1939 年3 月1 日延安《鲁艺校刊》刊登了毛泽东给路社常务委员会诸同志的一封信。路社是鲁艺的一个诗歌社团，这个社团写信向毛泽东请教关于诗歌的问题。毛泽东在回信中说：“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件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这一点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请你们斟酌一番。”这封信只有 100多字，虽然不长，但讲到的问题却极为重要和紧迫，涉及到包括诗词创作在内的文艺工作的几个重大方针。第一个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文艺工作最根本、最原则的大问题。毛泽东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大众”，即人民。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第二个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源泉在哪里，谁是其源头活水。毛泽东的答案是“反映民众生活”。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能否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决定着文艺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第三个是文艺作品的根本评价标准是什么，毛泽东的答案也很清楚，即“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文艺要热爱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幸福放在心上，倾注在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用优秀的作品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只有好作品才经得起人民的评价和肯定。同时，毛泽东很不客气而又严肃地指出，在当时的文艺部门，包括诗歌领域仍存在“不反映民众生活”的毛病。1942年 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些重大方针和文艺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重申、丰富和发展，作了更加系统完整的阐述，为后来包括诗词创作在内的各项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经过毛泽东的指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文艺面貌为之一新，涌现出《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人民群众战斗和生活的好作品。 毛泽东是我党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的提出者、创立者、倡导者、领导者，也是真正的实践者、力行者、带头执行者，在诗词创作中身先士卒，成为光辉典范和学习榜样。 毛泽东诗词创作始终与他领导和参加的中国革命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沁园春·长沙》等一批重要作品，就来源于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产生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反映那个时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精品诗词。《清平乐·蒋桂战争》等 10多首诗词，热情奔放、斗志坚韧，真实深刻反映了掀起“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土地革命风暴的生动场景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乐观主义精神。《沁园春·雪》等一批诗词产生于延安时期，表达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充满必胜信心的豪情壮志，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毛泽东还给丁玲作了一首词，笔法情真意切、朴素自然、格调明快，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既写出了丁玲冒险奔赴延安前后经历，又表达了对以丁玲为代表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的欢迎、重视、信任和礼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诸多诗词创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并要求“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等多首诗词，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以诗词会友、与党外民主人士广泛交流的真实写照。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诗友、挚友，毛泽东胸怀开阔、心平气和地既和他谈“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又善意地提醒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还豪情满满地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对党外民主人士真诚相交，深受广大民主人士的欢迎和感激。《浪淘沙·北戴河》等一批诗词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以及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七律·冬云》等诸多诗词，既反映了 20世纪 6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严峻，又凸显出诗人高瞻远瞩、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伟大形象，成为铭记我们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精神，渡过“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不寻常岁月的生动写照。 很显然，毛泽东诗词重要的特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带领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以包括农民、工人、战士在内的人民大众为主角，以歌颂人民的各种战斗、建设、学习和生活为内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以红色基因为中轴贯通线，勾勒出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抒发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强烈的感染力，令读者豪情满怀、激情燃烧、志气奋发。这正是其魅力久久四射的一个关键所在。 1965年 7月 21日，毛泽东关于诗词创作给陈毅回过一封长信，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在信中，毛泽东还引经据典阐述了创作诗词的方法，向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介绍自己长期积累和总结的创作经验及亲身体会。 毛泽东诗词之所以那么雄浑、豪放、挺拔、畅达，之所以思想深邃、意境高远、气势恢宏、审美超凡，之所以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震撼人，之所以老幼皆诵、家传户晓、张力不减，离不开他给陈毅的这封信里所阐述的几个创作观点。 首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诗要用形象思维”来创作。这不是随便说的，是他深刻总结了我国历代诗歌创作的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自己从长期创作的实践中逐渐悟出来的真谛。毛泽东每篇诗词作品都是潜心运用形象思维，通过自己个性化的独特感悟和奇巧超拔的艺术构想，采取丰富多彩的想象和新颖绝妙的幻想，创造性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经过反复提炼、去粗取精、创造革新，才得以塑造出有广大民众生活气息的、生动活泼的、富有生命力的、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比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就把红军高大挺拔、气壮山河、不怕困难的英雄形象描绘得活灵活现。又比如，“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等诗句，把人民英雄的豪情和使命感、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富有激情和活力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艺术感染力，无时无刻都在浸润、陶冶和启迪读者的内心，久久不会散去，激励读者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斗志和奋进的力量。 其次，毛泽东提出作诗填词“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这是毛泽东反复阅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以及李白等诗词大家的大量古代优秀历史文化经典，批阅 445位古典诗词曲赋作家的 1865首传诵名篇之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的总结，得出来的精辟结论。作诗填词既要用形象思维，也离不开比兴手法。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个方法创作出了一系列广受民众欢迎的有激情、有品味的诗词佳作。如毛泽东运用与大自然对比衬托的手法，刻画了红军“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崇高精神和坚毅形象。横亘曲折的高大山岭和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与红军比起来，只不过像沙滩岸边渺小的细浪和泥丸罢了。在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不少是用今人今事与古人古事比兴的，如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与今天的“风流人物”相比，结果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而揭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在毛泽东看来，尽管不少封建帝王在历史上建立了丰功伟业，但也比不上“今朝”的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足以作为如此多娇江山的主人。又如，毛泽东在诗中把华陀与当时的全国人民相比，一代名医“华陀无奈小虫何”，而今“六亿神州尽舜尧”，全国人民都成了尧舜这样的圣君，能使“红雨随心”“青山着意”，消灭那些血吸虫更不在话下。这些都是通过古人古事和今人今事或新人新事对比做到“古为今用”。 再次，毛泽东认为可以采用夸张之类的手法。他曾说过：“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他在诗词中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也是很多的，如“天兵怒气冲霄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惊回首，离天三尺三”；“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等。正是合理地运用夸张手法，给诗词增添了空间、色彩、旷达和美感，带给诗词恢弘气势、浓郁氛围和豪放飘逸的潇洒神韵；夸张大大提高了诗词内涵的张力，产生了撼人心魄、震颤心灵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诗词创作绵延超过半个多世纪，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密切联系在一起，始终与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同战斗、同克难、同胜利、同吟唱。其诗词的题材和内容十分广博深厚，是中国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历程的记实和缩影。从 1920年初冬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代表湖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到 1976年 9月 9日在党中央主席任上逝世，他领导和参加了党的一系列重大会议决策和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从 1927年 11月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1931年 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到 1949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领导和参加了根据地建设、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从秋收起义、多次反“围剿”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他指挥和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捍卫新中国安全的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决策和活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从 1924年 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到 1949年秋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领导和参加了缔造全国政协和统一战线的许多活动；从 1921年 12月作为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到安源煤矿考察，1926年 11月作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调研起，一生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始终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从 1918年 4月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到 20世纪 70年代，结交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诗友、好友，其中既有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也有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体代表。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生地，在毛泽东诗词中都有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的反映。以毛泽东诗词的标题为例，就有“秋收起义”“井冈山”“蒋桂战争”“反第一次大'围剿’ ”“反第二次大'围剿’”“大柏地”“从汀州向长沙”“广昌路上”“会昌”“娄山关”“长征”“昆仑”“六盘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柳亚子先生”“北戴河”“送瘟神”“和郭沫若同志”“祭黄帝陵”等。若是单论历史人物，毛泽东诗词不仅涉及到建党、建立新中国、建军等一系列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而且涉及到华夏始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李白、杜甫、华陀等古代历史人物。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诗词立足中共党史、新中国史、人民军队史，放眼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构建的历史空间广阔浩大，刻划的历史线条丰满挺拔，塑造的历史人物横空出世、金戈铁马、丰富多彩，最后形成的是一部气壮山河、广为流传、名副其实的不朽史诗。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在对同志、作家、友人、学生等谦逊诚恳、落落大气。如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写道：“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言辞之真诚、直率、友善、恳切跃然于纸上。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毛泽东写道：“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充分体现出对老战友的信任、赞誉，大气敞亮、胸怀坦荡、情谊满满。毛泽东多次致信胡乔木请郭沫若改诗，一次写道：“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另一次写道“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即送予、送给 ——引者注）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这种虚心请教的态度高风亮节、难能可贵。1957年初，毛泽东的 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发表后，他收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任轲、湖南资兴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冯文冰和江苏泰县茆戚小学校长孟运荣三封来信，前两封提出《菩萨蛮·黄鹤楼》词中“把酒酎滔滔”的“酎”字，是“酹”字之误；后一封提出毛泽东 1957年 1月 12日写给臧克家等同志的复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为“贻”字。毛泽东看完来信，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来信人复信，告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又告诉《诗刊》编辑部负责同志，请照来信人的意见，将错字改过来。1962年，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发表他的 6首词给臧克家写信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不管是学生、还是战士，只要他们说的对，毛泽东一概接受，有错就改，并公之于众，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多么大的气度！谁能不敬佩、谁能不折服？当然类似这样的请教之事远不止这些，但仅此几例足以说明其人格的魅力。 其次，毛泽东很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创作的每一首诗词都经过千锤百炼，反复推敲和修改。在自己的诗词出版之前，先出个征求意见本，请一些同志提意见，其中一次他亲自开列名单，召开座谈会，直至开会的前一天，他还在对自己的诗词“有所删节改正”。那次座谈会上，大家对其中三首诗词，建议暂不收入集中，他同意了。臧克家等同志提出 23条意见，他采纳了 13条，作了修改。1961年底，臧克家写信请他谈谈诗词创作，他复信写道：“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 再次，毛泽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越是处在革命最危难的关头、越是斗志昂扬或激情澎湃的时候，越是他诗性大发、创作高峰到来之时。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九一八事变爆发等等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斗志和激情，使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诗词创作高峰。从井冈山到延安，他战斗了一路，创作了一路，如《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清平乐·六盘山》等近 20首气势磅礴、豪情壮志、想象丰富、语言优美的诗词，都是在这个期间创作的。20世纪 60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以及国内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迎难而上、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坚韧不拔、乐观旷达，在工作异常繁忙、经常通宵达旦之余，还坚持诗词创作。这一时期他又出现了一个创作新高峰。他创作了《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近 20首经典诗词，反映了他在严重困难和压力面前，始终保持大无畏的百折不挠、愈战愈勇气概，思路更加活跃、理想更加坚定、感情更加丰富、气魄更加宏伟，而他创作的诗词魅力也越崇山跨大洋，飘向世界。 毛泽东诗词创作中始终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审美原则，高举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审美旗帜，这同他自己的审美气质和审美志趣是分不开的。他一贯重视从内容、形式、风格、意境、语言、形象到借典、引用神话故事等各方面都充分体现自己的特色，即坚守原则、锐创新颖、不乏趣味。周恩来评价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时说：毛主席写诗“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1972年 2月 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毛泽东会谈时说：我“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同日晚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尼克松在答谢辞中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1976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艾森豪威尔和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在谈话中，戴维说：“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是什么？”毛泽东笑了。他回忆起在陕北黄土高原上曾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诗人？”他豪迈地抬起手指着自己说：“这儿就有一个。”离开中南海，朱莉在车上问戴维：“你对他什么印象？”戴维说：“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上述每个人的评价都说明，毛泽东不仅本人处事很有个性特征，而且他的诗词更有雄伟昂然、气势万里、新颖旷世、与众不同的审美个性特色。 首先是风格的个性美。毛泽东曾结合自己的欣赏情趣谈到：“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他还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独有的、创造性的一种新颖的风格，婉约也好、豪放也罢，都框不住他。他诗词风格突出的表现为：大气磅礴、感情豪放、意蕴深厚、景色壮丽、思想精邃。毛泽东对于美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感受和理解。他的诗词创作实践，是他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态度的体现。他的诗词实质性、根本性的美学特色，在于扬共产党的气度、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削反动派的风头；在于鼓舞人们不断坚守真善美、不断提高识别假恶丑的能力，踔厉奋进，为打碎旧世界、旧社会和创建新世界、新社会、新生活作出新贡献。 其次是意境美。在毛泽东诗词中，美的意境往往与他具体创作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写，而是精选主题，如《念奴娇·昆仑》，诗人自注“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沁园春·雪》，诗人自注主题是“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五律·喜闻捷报》，主题是胜利的喜悦。他多次谈到，诗意必须新颖，要浪漫、要比兴，“直抒胸臆，豁达洒脱”，“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如“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就充满浪漫色彩；幻想和刻画的形象不能俗套，必须贴切，如“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观察事物要注意视角，掌握好焦距，一定要选最有特色、最令人心动的角度，如《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把鲁迅的文人特点描绘得精准到位、惟妙惟肖；借典或引典，包括运用神话和古代故事传说，既要选得准确，又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如《卜算子·咏梅》引用陆游词，“反其意而用之”，颇有新的意境和新的构想，《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对牛郎织女的故事传说赋予了新的意蕴和新的境界。毛泽东一再强调，“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 再次是语言的格调美。诗词是通过精炼的语言表达诗人内心世界的心声，是诗人观察世界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态度的反映，是诗人内心深处情感、意愿、志向的抒发，是诗人为广大民众和社会主义言志的重要艺术形式。1938年秋季的一天，臧云远在延安向毛泽东报告武汉抗战诗歌的朗诵情况，毛泽东听完后笑着对他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以及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大师、文章大家、诗词高手，常常通过不凡的语言风格把理想信念和丰满情感描绘得引人入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通篇洋溢着生动的语言魅力和浪漫主义情调，格调高昂、思路明快、激情澎湃，读来令人心胸开阔、昂扬奋进。《沁园春·长沙》一词，充分展示了诗人要在时代大潮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蕴蓄着壮志凌云、振兴中华的力量，闪耀着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丰富的审美价值。毛泽东运用豪放美妙的诗词语言，把大自然描绘得无比宏伟壮丽，展现出一种高大、辽阔、巍峨、挺拔的形象，让人陶醉，流连忘返。毛泽东喜欢把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语言与古代诗词大家们的语言、戏曲语言、典籍语言统统熔炼在一起，喜欢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两种语境、两种语言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健美高雅、精炼明快、好懂好记、朗朗上口的新颖语言风格，广泛受到好评和欢迎，给自己创作的诗词增加了不少的色彩、韵味和魅力。他尤其注重诗词的语言美，对不满意的诗词句，见一个改一个，从不犹豫；改一遍不行，就再改一遍或若干遍。如“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第一次发表后经推敲，又将“无翠柏”改为“情更迫”；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将“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将“独有花枝俏”改为“犹有花枝俏”，将“梅亦不争春”改为“俏也不争春”，将“她在傍边笑”改为“她在丛中笑”；将“金沙浪拍云崖暖”改为“金沙水拍云崖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反映他在创作过程中对每句诗词、每个字都一丝不苟、精心构思、不断琢磨、逐个推敲、反复修改、精益求精，直到满意为止。正是由于这种一以贯之的好作风、好追求、好心态，才使得他的诗词能把意境描绘得宏伟壮美、旷达不羁、酣畅淋漓、跌宕多姿、美不胜收；把人物及其群体形象刻画描写得豪情满怀、生龙活虎、个性飞扬、千姿百态，无比吸引人、打动人、感动人。 毛泽东诗词最充分、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1945年他为了争取和平，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勇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把《沁园春·雪》这首词书赠柳亚子，后被报纸陆续发表、转载。年轻的作家徐迟读了深为感动，于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诗词的教诲，拿着一本精美的册页，到他居住的红岩楼请求题词。他略一凝神，就提笔写下了“诗言志”三个大字。这虽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结晶式总结，但毛泽东又赋予其新的涵义和时代意义。在青年学生时期，毛泽东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豪迈地吟咏：“粪土当年万户侯”。在长征途中，他誓言要“缚住苍龙”。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勇敢地展现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志气。20世纪 60年代，在国际风云变幻、敌对势力不断挑衅的情况下，他以英雄的胆略吟颂出“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些雄伟瑰丽、境界高远、思想性高、想象丰富、艺术感染力极强的诗词，指明了人们前进的方向，鼓舞着人们立志征服大自然，勇敢推翻旧世界，全力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毛泽东的诗词充分反映了他丰富激跃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对世界、对社会的种种感受和思考，反映了对天下物象万千事物的价值判断。如《采桑子·重阳》中的“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菩萨蛮·大柏地》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等等。这些诗词透视出意境美、形象美、语言美、哲理美、心灵美，把诗人的感受与人民大众的感受融为一体，迸发出冲天的革命激情。 毛泽东诗词始终以广大民众为主体、以普通老百姓为中心，歌颂他们的真善美，赞扬他们的英雄行为，牵挂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基本情感和对基本人生、基本价值的思考。如“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等，各有侧重、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尽显魅力。 毛泽东诗词中有大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描述，洋溢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和赞美，展现出一个积极挺拔、绚烂多彩、令人陶醉的景象。如“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等。类似这样的描述有许多。在这些描述中，祖国大好河山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有的被描绘得威严崇高、险峻壮美，有的被描绘得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有的被描绘得气质高雅、绚丽可爱。而且被描绘的山河不是象征伟大的祖国，就是象征英雄的人民；不是象征革命的洪流，就是象征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从这些诗词中，人们每每看到的都是生动活泼、伟岸豪迈的光辉形象，而毛泽东诗词也和这些形象一起，成为鼓舞人、感动人、教育人并广为流传的经典。 作者：高俊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 |
|
|
来自： 昵称21405352 > 《学毛选、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