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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记忆】当年，我出生的时候，被父母从江浦路杨浦区妇婴保健院抱回福禄街的家中，迎接我的是三个叔叔和三个孃孃的欣喜笑脸。
八埭头，是杨浦区一个很有名的地名。当年平凉路上有两个亮点，一个是临青路附近的杨百（市百三店）和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那一带；另一个就是八埭头了，在通北路至许昌路段，有新华书店、老大同、四季春点心店、沪东电影院、沪东医院等，还有就是著名的八埭头菜场。而我奶奶家、我的出生地，就在属八埭头范畴的福禄街。 八埭头·菜场 上海话里，“排”叫作“埭”。 19世纪末，既是地价低廉、又得黄浦江航运之便利的杨树浦，成为中外客商竞相投资办厂的热土。据1897年英文版《1896年工部局年报》记载：“这些工厂约需雇员12000多人，不包括已经雇佣的25000工人在内，其数目几乎增长到接近当时实际人口的3倍。估计杨树浦的人口到明年（1897年）将有极大的增长。” 于是，这里附近的房产业也开始起步。清光绪34年（1908年），天主教会在韬朋路（今通北路）建造八埭（排）二层砖木结构的广式房子（每埭十四间），这就是“八埭头”得名之由来。整个涵盖的区域应当是在平凉路、通北路附近的景星路至许昌路段及周边地区。 这在当年也算是规模较大的里弄住宅，建有225个单元老广式房屋。但以现在的眼光看，房屋条件不算太好，弄堂狭小，通风和采光较差。住宅设备仅有水、电，无煤气和卫生设备，通常3至4户居民合住一个门户。而这些房子的主要居住者也确是社会中下阶层。 陈从周教授在《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中把“八埭头”的民居样式作为教材，写道：“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比较简陋的单开间两层楼房屋，外形类似广东的旧式房屋，同时由于它较为矮小又被叫作东洋房子。起初集中在虹口、杨树浦一带。这种房屋开间小。进深浅，层高低，有的房屋连披屋也没有，前后密集，形似鸽笼，通风采光都很差，居住者大多为工人、小贩和低级职员。”
（民国时的八埭头） 此后，这里又建造了的惟兴里、亚纳里等旧式里弄，也都是主要出租给附近的自来水厂、造船厂、纺织厂工人和一些码头工人居住。人丁兴旺之后， “八埭头“成了公共租界东区的商业街市。 与此同时，上世纪20年代“八埭头”区域内的工业也开始起步，正广和汽水厂、大业印刷厂和正泰橡胶厂等也在这里创下了他们的品牌，还有很多弄堂小厂。百货、茶楼、布店、戏院等等应运而生，完全可以满足这里居民职工的开门七件事。像是协泰祥绸布店、同保康中药店、沪东状元楼、四季春点心店、老大同南货店、万泰昌粮店……听着名字就让人觉得可靠放心。 这里还有一所创办于1916年著名的学校“聂中丞华童公学” （Nieh chih kuei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是聂云台先生为纪念其父聂缉槼（曾国藩女婿，历官上海道台及江、浙、皖巡抚，位至中丞）献地15亩，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创办的。1941年改名为“上海市缉槼中学”，1951年定名为“上海市市东中学”。 地处工厂集中的沪东，受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早在1919年，聂中丞华童公学的广大学生就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举行罢课，上街演讲，宣传抵制日货。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后，聂中丞华童公学学生也参加了全市规模的大罢课和义演活动，前后近一个月，全校90%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这场运动。 而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八埭头菜场。这个菜场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是由租界当局所建的新式菜场。即使到了解放以后，上海一般的菜场也十分简陋肮脏。可是八埭头菜场却是两层高的室内菜场，当年与三角地菜场、八仙桥菜场、福州路菜场齐名,号称上海滩菜场行业的四大名旦。 每天清晨6点开秤，买菜的人则更早就要去排队了。听到开秤铃声，排队的人神经高度紧张，怕有人插队，担心排到自己时心仪的排骨或是带鱼卖完了。郊区农民一般都在半夜送菜进城，我那在青浦的插队落户的表哥就曾干过这差事。他说这都是属于抢手活，也许是可以看看城里风景吧。农民送来的菜就堆在了菜场外面，有时这里也能看到半爿猪身。 菜场很大，以一个公共厕所为界，分成两个区块。奶奶要有人陪着才敢去这个大的菜场。平时她都在景星路菜场买菜。寒暑假我住奶奶家时常陪奶奶去八埭头菜场，毕竟那里货源比较充足。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然后根据要买的东西，我和奶奶分头排队。有时她在东区，我在西区，菜场太大，我常常担心会找不到奶奶。如果偶尔能买到些紧俏品，像蹄膀啊、活鱼什么的，那就要喜出望外了。回家的路上，奶奶总要慰劳我一下，在通北路那里给我买一个大饼，莫大的享受啊。可她从来都不吃一口。 可惜现在这四个菜场都消失了。直到现在，看见碧绿的青菜、闻到鱼腥味，我都会一阵兴奋，记忆的密码深埋于心底，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却会突然浮出水面，给你温柔的一击。 福禄街·沪东医院 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街名啊。福禄街在平凉路靠近通北路的地方，被一条平凉路分隔成南北两条，但又不是对得齐的十字路口，分别成了两条丁字路。我的出生地、我的奶奶家都在北边的这条福禄街上。当年街口就是一所医院，叫作“沪东医院”（现已改作社区卫生中心）。 犹记那年夏天的一个漫长的下午，我们突然被此起彼伏的救火车、救命车（上海人对消防车、救护车的俗称）的警报声吓住了。我随着大人奔到了福禄街的街口，才知道黄浦江上有一条刚造好的船失火了，重伤员正送往附近各医院抢救，其中一部分就送到了沪东医院。站在福禄街上也能看到远处江边的烟火。 很多年以后，查阅资料才知道，那是1970年8月31日下午，上海船厂新造的“风雷号”万吨轮试航前夕，工人给油箱加油，因灌装燃料的工人擅离岗位，燃油从油箱溢出遇电焊火花引起火灾，造成了一场75人伤亡的特别重大的伤亡事故，其中死亡15人，重伤60人。市、区消防处出动消防车多达50辆。这在当时的上海，成为了特大号的新闻。直到近年来，一些出版社在出版《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案例》之类的书时，仍把“风雷号”万吨轮加油溢出遇电焊火花火灾事故当作一个典型的案例。 沪东医院，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据创办人后人回忆，是他们的外公盛才（原名盛清诚）创办的。盛才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武康县（现德清县）的穷人家庭，因不见容于后母，被去莫干山避暑的外国牧师带到了杭州，接受教育，兼做校工。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来上海参加沪东公社工业医院工作后，看到这里工厂密布、贫民聚集，却无较好的医疗资源，于是于1924年7月1日经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获得“医院开业执照”，创办了 “沪东医院”。先是在眉州路，何时迁往平凉路不甚明确。 盛家后人回忆：“1956年改为公立，到1979年易名为杨浦区肿瘤防治院（后搬移到平凉路）。”但事实上，我们小时候（上世纪70年代初起）沪东医院一直就在福禄街和平凉路交界处。很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堂妹突然昏厥，奶奶和我把她送进了福禄街的沪东医院。 在上海市区一些民众的眼里，杨浦区不是“穷街”，就是“两万户”。但福禄街上还真是有些好房子。有些民居属于花园洋房。福禄街210号，我们一直叫作“大业印刷厂”，但其实早在1961年已改名为上海市印刷二厂。厂对面就是一排欧式风格的洋房，应该是当年工厂的高级职员宿舍。记得大力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有一家子女不愿下乡，花园里每天驻扎着居委干部，敲锣打鼓通宵达旦，左邻右舍都不得安宁。 可是，厂隔壁216弄（我出生后的第一个住所，时称锦德坊）的房子以及我出生时的奶奶家，用陋室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常听父亲回忆说，我还在襁褓中时，夜里每有大哭，他只好抱我去外面溜达。否则全弄堂的人都要被我吵醒。这间6平米的蜗居是因父母亲结婚房管所分配的。相距不到30米的奶奶家，当时也只有一间平房，搭了个阁楼才勉强安置下一家8口。与奶奶家相隔一个天井的二层洋房里住着奶奶的父亲，这种稀奇古怪的搭配，就牵扯出我的家族传奇。 上海一家人 当年，我出生的时候，被父母从江浦路杨浦区妇婴保健院抱回福禄街的家中，迎接我的是三个叔叔和三个孃孃的欣喜笑脸。那时期，家中的四条汉子三个姑娘连同他们的朋友和姊妹淘整天从前门进后门出的，把个搭着阁楼的平房闹得都要掀开房顶了。奶奶从早忙到晚，但她的心是踏实的。和同辈的妯娌小姑相比，她的儿子最多。长子（我父亲）又从复旦大学毕业，终于成家立业了。 说到前门和后门，福禄街的这一房屋结构在上海的民居中似乎不能归类。房屋的主体应该算是洋房，一长排看上去牢固结实的水泥结构的二层洋房，记得共有14个门牌号。每个门牌号里，楼下是个大厅，楼上是主卧，主卧后面是个小间，就点像石库门的后厢房。一二楼转角处有个亭子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底楼亭子间的正下方，有卫浴和煤气。不知是设计上的缺陷，还是建筑商偷工减料，房子落成时，其中的一套竟是没有浴缸的。这在当年的上海也算是有相当家底的人家才能入住的。当地俗称“外国弄堂”。 这幢房子是我奶奶的父亲我的太公建造的。但奶奶却没能住进去。每套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前面不知为何有一排平房，据母亲回忆应当是太公轮船公司的仓库，但听我孃孃说是给工匠干活和寄宿的，总之和后面的外国弄堂有天壤之别。奶奶一家就住在平房里。不过后面的天井特别大，因奶奶家在这排房子的顶头，对应了两套洋房的天井。我小时候，曾有一度，太公楼下的客厅被用来作为一家托儿所，奶奶家的天井就是孩子们的室外活动场地。在后面的洋房里只有一间亭子间是属于奶奶家的。 资本家的父亲，为什么给亲生女儿住在他洋房前面的小破屋里？那又是另一个冗长的故事了。在此略作简述。奶奶出生于现杨浦区隆昌路附近。自小因家境贫寒，虽是长女，刚出生就被送人。幸得养父母视如己出，一直养到她风光嫁人。待她亲生父亲找来时，生母早已病逝，而生父却奇迹般成了富人。那时上海滩多得是神话，他的发家故事只能算是一朵小浪花。据说他是从做银行的boy开始勤勉致富的。富到何种程度？除了那排洋房，还有10多条商船。因为父辈们并不太愿说他，我了解得并不太多。他从底层奋斗到上层的结果是妻妾成群，其中还有一对是姐妹，妻妾间争风吃醋的斗争已够他费心的，因而他对儿女基本上是冷漠寡情的。尤其是对奶奶这个被丢弃多年又找回来的长女。这也许可以解释奶奶一家为何住在那间平房里。 叔叔们对于“亲不亲，阶级分”这句话一直是深信不疑。他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领悟到，他们之所以与自己的外祖父不亲反怨，就是因为他们分属于两个阶级。奶奶的出身一栏里，一直写的是“贫农”。这不仅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而是她真的是在感情上更怀念倾其所有给予她快乐童年的养父母。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在四叔的努力下，奶奶家所在的那一排平房翻修成了二层楼房，还接进了煤气管道，奶奶和她的邻居们的住宿条件才有所改善。 太太和太公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于上海民居的后门，及后门背后的厨房，有着不厌其详的极尽细腻的表述。而我对于那套洋房后门的那间厨房的体验及回忆却全然不同。 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胖胖的，穿着一身玄色的衣服，通常坐在灶披间的阴湿的角落里，眼睛好象患了白内障还是别的眼病，看不大清楚。听见有人走过，就要问：是谁吧？不怒自威。她的形象，多年来一直主宰着我对于弄堂后门的印象。她，就是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太太。 小时候，大太太是我最为惧怕的。我记忆中的她，简直跟黄世仁的妈长得一模一样。后来听说，我的大孃孃曾被她像丫头一样使唤，更加固了我记忆中她的这般形象。我有时怕被她发现，想蹑手蹑脚从她身边溜过，可总也逃不过她的耳朵。那时，他们的家境经过公私合营和“文革”冲击，已经是比较惨淡了。常听大人说，她连馊了的饭还不舍得丢，煮了再吃。于是，我心目中的她，就是个又吝啬又凶恶的老太太，和小说电影上的地主婆差不多可以划等号了。 我出生的时候，太公的妾们大都已风流云散，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海外。我只见过他的大房正妻和被叔辈们称作天津小老婆的小妾。大太太还活着时，小妾不曾来过福禄街。 她去世后，那个比我奶奶还小的天津太太就搬了进来，因大人从没让我叫过她，所以我可说是不曾同她有过接触，只记得她的嗓音是尖利的，那有些侉气的天津话在这上海的弄堂里颇为刺耳。太公去世后，她也不知流落去了何处。 “文革”中，太公的房产大多被没收了，只给他留了唯一没有浴缸的那套二楼正房。这真是颇具讽刺意味。父辈们都在猜测，他一定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监工。他是一个太要干净整洁的人了。坚持每天洗澡。没有浴缸给他带来多大的不便。他的养生和毅力在当时也是让我们为之侧目的。 据说，他每天早晨必喝一杯盐开水。我所看到的他，就是每天在楼梯上来回走路锻炼身体，雪白的头发，气色很好的一张脸上，一个高耸的十分西化的鼻子。大人都说他，有点像外国人。他的生活方式也相当西化。估计他是在洋行里学来的。他经历了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又从资产阶级到一无所有。但至少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受到打击的痕迹。对于他，我虽受父辈的影响，没什么好感，但也没什么惧怕。现在想来，大概就是因为，人老了，给旁人一个健康清洁的印象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他，印象最深的另一件事是四叔与他的一场谈判。是关于那间亭子间的。也许最早，是因为奶奶家儿女太多，只有一间平房和一个阁楼，他发慈悲将亭子间借给了他们。心里还是觉得那是自己的。其实那间房子在经历了解放后的诸多运动以及“文革”之后，在房管所的登记上早就属于奶奶家的了。他当然不敢跟政府较劲，于是就同自己的外孙谈判，大概是说这间亭子间原先是他的，应该还给他。四叔一句话就把他堵了回去：“这一整排房子原先都是你的，你怎么不去都要回来呀！”他被自己的外孙呛得无言以对。他的精明、他的传奇，在这大时代大背景下已一无用处了。 太公一直在此生活到90多岁，无疾而终。 焦晃和二叔 焦晃叔叔是我二叔的中学同学。在见到他之前，就听父母说起，“文革”前受邀看过他主演的话剧《战斗的青春》，他在剧中扮演一个叛徒汉奸的反面角色，演技极好。 二叔许家瑾，因英年早逝，我并无他的确切资料，但按照焦晃叔叔的毕业年份推算，他应当是1955年考上大学的，他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但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只是杨浦区一家工厂的临时工。有这么大的生活落差，是因为反“右”年代，他出于同情、也是义气，和已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仍然有密切交往，结果被勒令退学。听父亲说，他是在北海公园的五凤亭和右派同学游玩时被熟人看见而受到检举的。我每次去北京的北海公园，看见五凤亭总有无限的悲哀。 焦晃叔叔作为青年话剧团的优秀演员在“文革”也不免受到打击，他们两个同为天涯沦落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解忧。不知是否“借酒浇愁愁更愁”，我二叔在他35岁刚转成正式工时，患了肝癌。他在参加工厂献血之后，一直感到身体虚弱，以为是失血之故，再去细查，已是肝癌晚期。直到他去世，家人才知道是因为验血失误，医院把另一个健康的人误作癌症了。现在想来，叔叔一定是压抑多年才在这样的年龄郁郁得病的。 二叔养病时，焦晃叔叔一家都来看望他。二叔去世时是焦晃叔叔念的悼词，他以他浑厚的声音和真切的情感，让现场的亲朋好友潸然泪下。二叔去世后，焦叔叔还常来奶奶家。后来焦叔叔的处境有了改善，拍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演了一个著名的反角“刘副区长”，全国闻名。他的相片挂到了八埭头那家照相馆里了，同一橱窗里还有朱逢博、任桂珍等知名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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