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西周五孔玉璋”考异

目前学术界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五孔玉璋”定名和断代欠准确。笔者就此提出浅见，认为它的名称应是五孔端刃玉刀，而不是“五孔玉璋”；制作时代是龙山文化晚期。冀望引起重视。

五孔玉璋的来历和研究现状

“西周五孔玉璋”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由于其属于一级文物，也是迄今为止北方史前或早期文明所见体量最大的玉器，因此对此器的定名和断代尤为重要。从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至2018年期间，它一直展示在“陕西古代文明”展览的周文化展线上[1]，并标明为西周玉璋。此器原为陇县博物馆藏品，肖琦先生曾撰写《陇县博物馆收藏的玉璋》一文，对这件玉器的来历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年代、定名、用途进行了初步研究与探索[2]。

该器通体磨光，青灰色，内夹有黑云斑，不透明，器壁较薄，首端和一侧端有刃，首端刃部较锋利，呈曲形，有刃的一端皆较相对应的另一端更宽更高。通体五孔，管钻，有一面钻和两面钻之分。其中下端两孔，竖行排列，孔间距离1.5厘米，无刃侧端4.5厘米处竖行排列3孔，孔间距相等，均为22.5厘米。首端刃宽32.5、下端宽28.5厘米，侧刃部高77.5、无刃部高68.5厘米，孔径1.8～2厘米，最厚处1厘米，器重4165克[3]。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五孔玉璋”

肖琦先生认为，此器被定为西周时期的主要根据是它可能是出自西周遗址中，1975年在陇县堎底下乡王马嘴村东塬的遗址内出土，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见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龙山文化和西周文化遗存，未见晚期文化遗存。从上交玉器的人员处了解到，该器是在当地挖土时从断崖上挖出后移交博物馆的。

为了弄清该器的出土地点，陇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对王马嘴遗址再行考察。该遗址位于陇县西南的蒲峪河谷谷口与千河交汇形成的一处较开阔平坦的台地，遗址范围较大，内涵丰富，又与出土过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牧正尊”的韦家庄遗址相望，近在咫尺，王马嘴有西周文化因素，因此将王马嘴遗址也推测成西周贵族活动的场所似亦能成立。

肖琦先生还对此器的定名进行探讨，认为“这件玉器虽然形似璋，但与《周礼》所记载的几种璋的形制均有较大的差异，称这件玉器为璋似有困难。……权以璋形玉器为名将该器诉诸于众，希望诸位专家进行研究，探讨。”[4]这件玉器推测为礼器，具体作图一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五孔玉璋”「探讨·争鸣」何用途还难以确定。肖琦先生对这件玉器的定名和年代还持谨慎开放态度。

然而，在《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中却将此件玉器直接定名为西周“五孔玉璋”，说明文字中将发现这件玉器的时间写成1980年，出土的地点直接写成陇县堎底下乡王马嘴西周遗址[5]。

在对这件玉器定名时依据夏鼐先生《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中所论述的“瑞玉的璋，和圭相似，不过上端一道是斜边”[6]，认为“半圭为璋”指的应该是这个形状。并认为这是一件少见的大型玉器，号称“玉璋王”。而这件玉器用途可能是周王巡狩时祭祀大山川的器物。

这里引用的“半圭为璋”出自东汉许慎著《说文·玉部》：“剡上为圭，半圭为璋。”[7]剡有削、锋、利的含义，是指圭的上端为尖首，将尖首圭从上至下分为一半就是璋。璋就是上端有一道斜边的长方形器物。此后也有学者从其说，将其视为西周玉璋[8]。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西周玉璋

研究西周玉器，《尚书》《诗经》及西周金文的记载真实可靠。西周玉璋是与玉圭比肩而立的重要礼玉，关于西周玉璋的记载始见于《尚书·顾命》：“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9]。《诗经·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玉璋成了君王威严的象征[10]。《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指贤臣庄重恭敬气宇轩昂，品德如圭如璋那样纯洁[11]。

《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圭如璋，如取如携”，天对万民诱导教化，如乐器埙和篪那样合洽，又如圭璋相配相称，时时携取和佩挂[12]。《诗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玉璋成了男性贵族的标志[13]。

西周铜器铭文所言璋者更多，如善夫山鼎、颂鼎、史颂簋、颂壶、鲜盘、競卣、卯簋盖、师遽方彝、五年琱生簋、大矢始鼎等器铭文中，都有对璋的记载。铭文记载了玉璋是西周时期非常重要的礼器，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裘卫盉铭文中记载了玉璋的价值“才八十朋”，需要一千亩土地才能换取。青铜器铭文中“璋”多记载其用途，却鲜有涉及玉璋造型的描述。

《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对所谓西周玉璋的记载最为丰富，有“大璋”“中璋”“边璋”“牙璋”，并对这些不同类型玉璋的大小和用途都有详细描述，上述若干篇文章在论证这件大型玉器的定名和用途时均引用了《周礼》中有关玉璋的记载，但几十年来西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已经非常丰富，没有任何一件能与《周礼》中所载玉璋相符。因此，以《周礼》内容为依据去研究西周玉器，必然会误入岐途[14]。

出土的“西周玉璋”质疑

王桂枝在《宝鸡西周墓出土的几件玉器》一文中介绍了宝鸡贾村乡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长20.8厘米形制规整的所谓“半圭形”玉璋[15]，孙庆伟先生说：“如保存完整的晋侯及其夫人墓几乎都出大玉戈，而无一墓出土这种半圭形的璋……就其器长而言，或可与上文所说的大玉圭相提并论，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器厚达1.6厘米，而西周时期的大玉戈和大玉圭的厚度通长在0.5厘米，厚度超过1厘米者则不见，因此，贾村西周墓所见的'玉璋’很可能是一件'半圭状’的玉料而已”[16]。

孙庆伟先生是从所谓“半圭形璋”玉器的厚度分析认为它是玉料。后来高次若发表的《宝鸡博物馆收藏的玉器选介》一文说玉璋是出自宝鸡桥镇乡桥镇大队十三小队，距离贾村乡陵厚村出土璧和琮的地点有7华里[17]。经笔者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保管部核对，桥镇玉璋准确的尺寸是通长20.9、宽7、厚2.3厘米，重870克（图二）。

那么这件桥镇玉璋究竟是出自什么性质的遗存中？是遗址或墓葬尚不能确认，究意是什么时代的玉器，也需要研究，将其归为西周器物缺乏根据，现已发现同桥镇大小形制相同，玉材亦非常相近的半圭形玉璋有多例[18]：

1971年在联志村出土的百余件玉器中有两件材质完全相同大小略有差异的玉璋，一件通长21、宽7、厚2.2厘米，重829克（图三）。另一件通长20.5、宽7、厚2.4厘米，重835克（图四）。

1980年在汉长安城遗址附近芦家口出土的百余件玉器，其中有两件大小相同的玉璋，通长21、宽6.6、厚2.5厘米，重量为847克（图五）。

近年来经考古发掘的陕西凤翔血池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几乎相同规制，宽7、厚2.5、残高约10厘米的残璋。

以上前两处遗址过去均认为是战国晚期秦国或是秦代遗址，确认的主要依据是这两个遗址出土的片状玉人头上偏髻，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头上的偏髻有类似之处，后来发现这种带偏髻的玉人以及形制规整的玉圭都是出自汉墓之中[19]，加之芦家口就在汉长安城墙遗址附近，而联志村也在汉长安城东南方向不足两公里处，这两个祭祀坑都与汉长安城有关系，因此将这两处遗址判断为西汉时期。

这几件大小、形制、重量、玉材都基本一致的玉璋，无疑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芦家口和联志村均为汉代祭祀坑，那么宝鸡桥镇那件玉璋出自汉代祭祀坑的可能性也最大。

汉代亦有可与大型玉璋相比肩的大型玉圭。最为典型的就是近十年来在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发掘出土的五件玉圭，其中大玉圭4件，长21、宽9.6、厚1.7厘米。而且从材质判断都是青玉，玉质内含细小散状的黑色石墨[20]。

1968年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发掘出土的3件玉圭，一件较小，另外两件较大：编号1:5096，通长20.8、宽7、厚1.2厘米；编号1:5226，通长18.6、宽7、厚1.35厘米[21]。对比这些玉圭和玉璋的尺寸，通长为20厘米左右，宽度多为7厘米左右，玉圭厚度1.2～2.5厘米不等，但玉璋厚度多在2.2厘米以上。

由此亦证实至少西汉时期大型玉璋和大型玉圭均有基本规制。因此，笔者认为汉儒们所谓的“半圭为璋”这种璋在西周玉器中并不存在，但却存在于汉代玉器中。正如夏鼐先生在《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一文中也曾说：“玉璋原是指半圭形的玉版”[22]，无疑是准确无误的。

姜涛、李秀萍将西周贵族墓葬中的龙凤纹柄形器称为璋[23]。龙凤纹柄形器是西周高等级贵族墓中的重要随葬品，将其视为重要礼器是毫无疑义的，仅这一点与玉璋同为礼器相吻合，但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证实此类柄形器就是西周玉璋。李喜娥亦认为玉柄形器应为玉璋或玉璋的亚种[24]。众所周知，柄形器流行于夏商周三代，非西周所独有，所以迄今仍无确凿的证据证明何种造型的玉器才是西周的玉璋。

定名和制作年代

首先有必要确定一下这件大型玉器的名称。从形态观察这件大型玉器，为平板状，较高的一侧边单面开刃，另一侧两排共钻有五孔，钻孔是为了装柄捆绑，这样大体量开刃玉器无法徒手持之使用，只有装柄使用才能发挥其功能。这件玉器基本符合刀的特征，刀的早期形态一般是背部平直，刃部较长且单面开刃，前端宽大，后端略窄。

因此将此件器物的属性，认定为玉刀较为妥当，只是这件刀较特殊，在前端亦开了刃，是否存在二次改制仍需继续研究。但此件玉器装上柄后，其主要功能是砍切，端部亦可刺。

由此分析，这件玉器的定名应为五孔端刃玉刀更为准确。王马嘴出土的这件大型玉器，在迄今为止发掘出土的玉器乃至传世品中都未曾出现，笔者认为这件五孔端刃玉刀不是西周时制作的器物，理由如下：

第一，这件玉器究竟是出自王马嘴遗址哪个时代的文化层尚不能确认，即使出自西周文化层也不能证明它就是西周时期制作的，判断器物的时代主要还是要从器物本身来考察，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器物，除非器物自身有纪年，否则只能反映器物使用的下限。玉器一般可分为制作年代和传世延续使用的年代。

第二，从已出土的大量西周时期玉器可知，西周并无制作如此大型玉器的传统。

第三，这件玉器完全是素面无纹，并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特有的纹样或工艺特征。

因此，完全可以排除这件玉器是西周时制作的可能性。该遗址还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那么这件玉器的制作年代是否会更早？

在陕西龙岗寺考古发掘的仰韶文化时期的19座墓葬中，曾发现过24件玉器，器形有斧、锛、铲、凿、刀等工具类，且体量相对较小。在其他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未发现过大型玉器。因此，这件特大型玉器亦可排除为仰韶文化时期产物。

如此，这件玉器为龙山文化时期制作的可能性最大。陕西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大型玉器，如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七孔玉刀，长54.5、宽10、厚0.4厘米，该玉刀两侧边上有扉牙，刀背上共有6个穿孔，其中刀背缘上有3个不封边的穿孔，刀尾一端正中还有一个小穿孔[25]。

玉刀   龙山文化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出土于延安市芦山峁遗址

另外在榆林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中更有大型玉刀的存在，如戴应新先生当年在神木高家堡征集的玉器就有许多多孔大玉刀，如SSY78号与SSY84号五孔大玉刀，经陕西历史博物馆专业人员拼对后发现是同一件器物，之前因断裂才当作两件。

这件五孔玉刀原长71厘米，最宽处达11.5，厚0.3厘米，宽端有扉牙，窄端柄部有1穿孔，其余4孔均在刀背，其制作年代有可能比龙山文化晚期略晚[26]。但这件玉刀和王马嘴五孔端刃玉刀长度接近，时代也比较接近。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陕西龙山文化的五孔玉刀（编号51682），长78.7、宽12.8厘米[27]，其长度与王马嘴五孔端刃玉刀非常相近，只不过宽度尚不及王马嘴端刃玉刀。

因此，笔者认为将王马嘴五孔端刃玉刀的时代确定为陕西龙山文化晚期较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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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孔玉刀的用途

这件五孔大玉刀用途究竟是什么？既然不是周代玉器，周王巡狩祭山川的观点自然可以排除。笔者仔细观察了这件玉器，玉刀端刃锋利，刀背靠前有残损，前端刃和侧边刃都有碰豁，显然是使用的痕迹，那么由此是否可得出这件装有木柄的端刃玉刀是当年用于实战的一件玉兵器？

虽然有学者也主张玉兵器曾作作战武器使用，而且又有使用的痕迹。但笔者认为制作玉兵器成本极高，尤其是制作如此大体量的五孔端刃玉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将其用于日常实战，恐怕得不偿失。

早期文明社会人们毫无疑问信仰玉为神物，认为玉器是可以通神通灵的，这样大体量的玉器当是作为礼器，代表权贵的身分和威严，这件玉器上留下的使用痕迹很可能是特殊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或作为日常作战武器而留下的。

余论

综上所述，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五孔端刃玉刀，不是西周时期制作的玉璋，其最基本的形制是端刃玉刀，和玉璋没有任何关系。它是陕西龙山文化晚期即将跨入夏代文明社会的一件带有标志性的大型礼器，也是在整个北方新石器时代末期所见最大体量的玉器。在这件玉器的背后，无疑隐含着许多未解之谜。

笔者认为当年能拥有这样大型玉器的社会组织机构在龙山文化晚期至少是一个颇有实力的方国（执玉帛者之国）。由于还未对这个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发掘，还缺乏其它更多的证据支撑，但这样一件特殊的标志性大型玉器，无疑能带来更多的启示和遐想。

注释：

[1]2018年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古代文明”新陈列已将此文物调整至史前部分。

[2]肖琦：《陇县博物馆收藏的玉璋》，《文博》1993年（增刊）。

[3]藏品档案编号为T5L75，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提供。

[4]同[2]。

[5]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第26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6]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7][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1页，中华书局，1963年。

[8]刘云辉：《中国古代玉璋研究》，《文博》1993年（增刊）。

[9]江灏等：《今古文尚书全译》第40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金启华译注：《诗经全译》第64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1]金启华译注：《诗经全译》第7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2]金启华译注：《诗经全译》第7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3]金启华译注：《诗经全译》第43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14][清]孙怡让：《周礼正义》第3338页，中华书局，1987年。

[15]王桂枝：《宝鸡西周墓出土的几件玉器》，《文博》1987年第6期。[16]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第214、2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7]高次若：《宝鸡博物馆收藏的玉器选介》，《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18]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第196页，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年。

[19]田亚岐、许卫红：《宝鸡马营镇汉墓出土的玉人分析》，《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20]南京博物院编：《长毋相忘——读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第30、31页，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2013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137、138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22]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23]姜涛、李秀萍：《论虢国墓地M2001号墓所出“玉龙凤纹饰”的定名及相关问题》，载邓聪主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第107~11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

[24]李喜娥：《玉柄形器与玉璋的关系研究》，《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

[25]姬乃军：《延安市发现的古代玉器》，《文物》1984年第2期。

[26]刘云辉、刘思哲：《陕西出土的夏商玉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8~9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

[27]张广文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1（新石器时代）》第185页图版177，紫金城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

文章刊于《文博》杂志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