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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5日，武汉汉口码头如往常一样客流涌动，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的杨永泰，在赴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宴会结束后，至汉口码头准备搭乘专用轮渡返回武昌，就在他还未登船之际，一声枪响划破了这个喧闹的码头，杨永泰的后脑、左肩、右背均被击中，当场倒地，惨不忍睹。杨永泰在死前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我没有什么可悔恨的。只是遗憾，我没有能够完成我的抱负，而国家的危机却越来越严重。”完完全全的忧国忧民之态。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二宗震惊全国的暗杀事件，仅次于廖仲恺遇刺案。杨永泰的死因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和争论。说复兴社者有之，CC系也逃不了干系，甚至有人猜测，蒋介石是幕后的黑手。可不管真相如何，只能说明杨永泰在政治上的敌人不计其数，他的死只会被当权者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真相永远不会被揭开。杨永泰，字畅卿，号鬯卿，广东高州人，曾是蒋介石的头号谋士，人称“卧龙”，蒋介石手下第一谋士，这是一个关于权谋、阴谋、谋略的故事！杨永泰出生于1880年，清朝光绪六年，他的家族是当地的望族，祖上有进士出身，父亲是一位名医，也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在家中排行第三，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杨永泰从小就受到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他的父亲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读书识字，他的母亲则教他诗词歌赋，他的哥哥们也给他讲解经史子集，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书香气息。1897年，17岁的杨永泰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高中榜首，有了秀才的功名。1899年，他到广州广雅书院求学，接触到了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他的眼界也随之开阔了。1901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政令之后，广雅书院改为广东高等学堂，杨永泰也转入了这所学校，开始了现代教育的学习。一年后，他又考入了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他的同学中有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黄郛、熊式辉等人，共同的求学经历让他们成了未来的挚友和盟友。1905年，杨永泰毕业后，回到广州，任广南报的编辑，参与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他也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1908年，他当选了广东咨议局的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又当选了临时参议院的议员，1913年，他当选了第一届国会的参议院议员，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1914年，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一部分国民党人不愿意参加，组成了欧事研究会。后改名为政学会，杨永泰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与周善培、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等人成为了政学会的骨干，他们主张以法制和议会为基础，推动国家的民主和进步，他们也支持了北洋军阀的段祺瑞，反对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永泰与政学会的同志们一起，发起了反对袁世凯的运动，他任中华新报的主笔，发表了许多激烈的社论，抨击袁世凯的专制和暴政，他也参与了护国战争的筹备和组织，为推翻袁世凯的复辟做出了贡献。 1916年，袁世凯死后，杨永泰赴广东参加护国运动，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财政局长，5月任肇庆军务院财政厅厅长，同年8月国会恢复后返回北京，重任参议员兼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11月参与发起政治学会（后改称政学会），任干事。1917年，孙中山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他希望杨永泰能来广州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也答应了孙中山的邀请，但是他却没有立即动身，而是以各种借口拖延，他的真实意图是观望形势，看看孙中山能否取得胜利，他也不想得罪政学会的同志们，他们都支持了西南军阀的陆荣廷和岑春煊，反对孙中山的护法运动。1918年，护法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非常国会也在广州召开，杨永泰也再次来到广州，准备接受孙中山的任命，但是他却遭到了政学会的反对，他们认为杨永泰是他们的同盟，不能和孙中山走得太近，他们也不相信孙中山能够统一中国，他们更看好西南军阀的实力，他们劝说杨永泰不要加入护法军政府，而是留在政学会，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杨永泰左右为难，他不想得罪孙中山，也不想失去政学会的支持，他只好一再推辞孙中山的任命同时也暗中与政学会的同志们保持联系，他想要在两边都站稳脚跟，等待时机的到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浪潮，孙中山也借此机会，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他再次邀请杨永泰来广州，担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这次没有再拒绝，他觉得孙中山的势力已经壮大，他也想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于是离开了北京，前往广州，加入了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到达广州后，就开始了他的财政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筹集军费，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印制钞票，征收捐款，甚至没收教会的财产，他的做法虽然有效，但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他也被指责为贪婪和官僚，他的声望也因此大跌。杨永泰在广东的财政工作，也遭到了政学会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杨永泰是他们的同盟，却为孙中山效力，背叛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赞成杨永泰的财政政策，认为他是在剥削和压迫广东的人民。他们也担心杨永泰的财政权力过大，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安全，他们于是开始了对杨永泰的攻击和诽谤，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抨击杨永泰的文章，他们也在国会上提出了弹劾杨永泰的动议，他们甚至派出了刺客，试图暗杀杨永泰，杨永泰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杨永泰虽然受到了政学会的打压和孤立，但他却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和支持，孙中山对杨永泰的财政能力和政治智慧十分赞赏，他也认为杨永泰是他的忠诚的盟友，他不仅没有撤换杨永泰的职务，反而给予了他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他让杨永泰兼任了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让他参与了护法军政府的重要决策，他也让杨永泰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让他参与了国民党的重组和改革。他还让杨永泰担任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让他负责了国民党的对外宣传和联络，他甚至让杨永泰担任了国民党的代表，让他出访了日本和苏联，为护法运动争取了国际的支持和援助，杨永泰在孙中山的庇护下，逐渐成为了护法军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他的权力和地位也达到了顶峰。杨永泰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生涯并不顺遂，他曾经参与过政学会的活动，也曾经背叛过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但最终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地位和权力。他在上海过着寓公生活，心中怀着对政治的渴望和对自己才华的自信。1928年，他的好友黄郛和熊式辉向他介绍了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当时刚刚结束了北伐战争，统一了南方，但还面临着北方军阀的威胁和南方地方势力的不服。他需要一个能够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而杨永泰正是他所需要的人才。杨永泰和蒋介石在南京会面，杨永泰侃侃而谈，将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以及桂系军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蒋介石对杨永泰的见识和才华十分赞赏，立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并让他随同自己前往北京，参与和平统一的谈判。从此，杨永泰进入了蒋介石的政治圈，开始了他的“削藩”和“剿共”的谋略生涯。杨永泰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不仅是蒋介石的亲信智囊，也是蒋介石的政治代言人和执行者。他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提供了一系列的政治方针和策略，帮助蒋介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消除了内部的异己，对抗了外部的敌人。在蒋介石看来，杨永泰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既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也接受过现代的西方教育，他精通中外史地，熟悉国际形势，能够运用各种理论和思想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杨永泰有着十分敏锐的政治触觉和高超的谋略手段，他能够洞察时局的变化，把握政治的脉搏，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拘一格，不择手段。多年的寓居生涯让杨永泰有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和个人忠诚，他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视其为自己的“明主”和“恩主”，为其出生入死，不惜一切代价。很快，杨永泰为蒋介石提出的第一个“削藩”计划，目标直指针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势力派。他认为，这些地方势力派虽然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但实际上都有自己的私心和野心，他们不仅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和资源，也威胁了蒋介石的权威和统一。他建议蒋介石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将自己打造成孙中山继承人的形象，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一策略在舆论中坐实了蒋介石的合法性，加强了他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杨永泰继续提出了不同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的地方势力派。他建议蒋介石以经济手段解决冯玉祥，以政治手段解决阎锡山，以军事手段解决李宗仁。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中央财政的优势，削减冯玉祥的经费和军饷，使其无力维持军队的开支，从而瓦解其部下的士气和忠诚；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纪律，对阎锡山进行党内的清洗和整顿，剥夺其在党内的影响力和支持，从而孤立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对李宗仁进行军事的调动和改编，削弱其在军事上的实力和控制，从而消除其在军事上的威胁和挑战。杨永泰为蒋介石提出的第二个“削藩”计划，是针对张学良和西北军的。他认为，张学良和西北军是蒋介石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他们不仅控制了东北和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他们与日本和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标。他建议蒋介石以金钱政治和外交手段来拉拢张学良和瓦解西北军。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中央财政的优势，向张学良提供大量的经费和物资，以换取其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服从，同时利用张学良的债务和经济困境，逐步控制其经济命脉，从而削弱其军事和政治的实力；利用外交的优势，与日本和苏联进行谈判，以换取他们对张学良的施压和制约，从而破坏其外交的支持和援助。杨永泰的这一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和执行，他亲自前往东北，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向他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同时也要求他服从中央的指挥，缩减军队的规模，改善军队的纪律，放弃对外的联络，接受中央的监督。张学良虽然心知肚明，但也无力反抗，他只好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成为了蒋介石的傀儡。杨永泰的这一计划也对西北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利用张学良的影响力，拉拢了西北军的一部分将领，如阎锡山的部下杨虎城、白崇禧等人，使他们背离了西北军的领导，归顺了蒋介石的统治。他也利用中央的权力，对西北军进行了军事的调动和改编，削弱了西北军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他还利用外交的手段，与苏联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争取了苏联的支持和合作，使苏联对西北军的援助和干涉大为减少。杨永泰的这一计划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和西北军的势力大为削弱，蒋介石的统一大业也得到了顺利的推进，杨永泰也因此获得了蒋介石的更大的信任和赏识，他的“削藩”计划也被誉为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政治奇迹。获得“校长”赏识的杨永泰干劲十足，立马提出了第一个“剿共”政策，他认为，工农红军是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他们不仅占据了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大片土地，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他们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标。他建议蒋介石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来对付他们。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军事的优势，对他们进行军事的围剿和消灭，同时利用政治的优势，对他们进行政治的分化和瓦解。杨永泰的这一策略直接给了蒋介石一个顺理成章“剿匪”的理由，他动员国民革命军的精锐部队，对江西苏区进行了多次的围剿，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摧毁革命根据地，结束武装斗争。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策略的政治部分则由杨永泰出手，他利用了国民党的组织和宣传，工农红军进行了政治的攻击和诋毁，把他们描绘成是国家的敌人，民族的叛徒，利用了国民党的政策和法律，对地下党进行政治的打压和迫害，甚至利用国民党的利益和诱惑，进行了政治的收买和拉拢，使一部分人投靠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杨永泰的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他成功地削弱了工农红军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也造成了他们的一些损失和困境，他也因此获得了蒋介石的赞扬和奖励。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杨永泰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手段已经不足以消灭红军，必须加强政治上的打击和分化。他向蒋介石建议，实行“政治围剿”的策略，即利用国民党的政治优势，对红军的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文化封锁、宣传封锁和外交封锁，削弱红军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支持，同时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收买、分化、瓦解红军的领导人和干部，挑拨红军内部的矛盾，造成红军的分裂和崩溃。杨永泰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共产党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于1933年5月7日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杨永泰的“政治围剿”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和士气，但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目的。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成功地进行了第五次反“围剿”。杨永泰认识到，要想根绝红军，还必须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彻底切断红军的联系和补给，将其围困、分割、歼灭。他又开始出了馊主意，向蒋介石建议，实行“军事围剿”的策略，即动员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对红军的根据地进行全面的包围和进攻，以火力、机动、速度、协同等优势，压倒红军的抵抗，一举歼灭红军的主力。杨永泰认为，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蒋介石接受了杨永泰的建议，于1934年9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是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动员了近100万军队，分为五路进攻，对红军的根据地进行全面的包围和进攻。杨永泰在这次“围剿”中又一次升了官，担任了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全面负责“围剿”的政治、经济、外交、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为蒋介石提供了各种支持和协助。1935年，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在中央和地方的权威，对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组，他任命了一批自己的亲信和盟友，担任各省政府的主席，以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和管理。杨永泰作为蒋介石的智囊和亲信，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负责湖北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杨永泰虽然在政治上有着辉煌的成就，但也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和仇恨。他的政治手段和谋略，使他得罪了许多的政治派别和人物，政学会、桂系军阀、张学良、西北军都对杨永泰怀有深深的恨意和敌意，他们都想要除掉杨永泰，以报复他的背叛和伤害。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汉遇刺身亡，凶手刺杀杨永泰后，被捕并处决，他临死前留下了一封遗书，写道：“我杀杨永泰，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的人民，是为了中国的未来，我没有后悔，我只有骄傲。”杨永泰的死，对蒋介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失去了自己的智囊和亲信，也标志着国民党的“削藩”和“剿共”政策的失败，民国的精彩历史仍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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