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丨多维贾平凹

多维贾平凹

孙德喜

神秘贾平凹

贾平凹生来就与中国传统的神秘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是在自家出生而是落在姓李人家的炕上，就是由于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直到满了百日，他才与母亲回到自家。为了一家人的平平安安，贾平凹的大伯还特意将他家的旧屋作了改造，将原来的门移开原位二尺，以便让门正对着寨子岭，据说这可以使贾家将来的日子能有好势头。

其实，早在贾平凹出生之前的1952年春节，就有一位到贾家门上来的“皓首长须的乞讨者”预言贾家将要出一个“贵人”（王娜：《贾平凹的道路》，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后来，贾平凹果然成了闻名中外的大作家，而且还在作协担任了官职，拥有一定的级别，这在长辈看来毕竟是应验了那位神奇的乞讨者的预言。按说这只是贾平凹父辈相信风水这些神秘的东西，或许就是先辈人给他的耳濡目染，也可能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十分灵验，贾平凹还是将其继承了下来，而且将他自己搞得极为怪异。据了解，早在1970年代末，贾平凹大学刚毕业，进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他在一次与邹志安、白志刚（白描）到乡下帮忙写社史期间，居然运用人家传给他们的一种阿尔巴尼亚的算命法给人算命。事后，贾平凹竟然拜邹志安为师，精读《仙家大算》和《莲花现》等，接受邹志安的所谓“佛宝万千，心宝第一”的警告，非常虔诚，而且一直信以为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中国受到最高供奉，并且一直被广泛深入地宣传，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到的高等教育也一直灌输着无神论的思想观念，但是在贾平凹这里，这些竟然都敌不过一直受到猛烈批判的被贬斥为“封建迷信”的神秘文化。原因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贾平凹每每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封建迷信”竟然帮他摆脱困境。贾平凹最早一次谈对象时，他与那位女矿工就在芦苇地里迷了路，贾平凹认为是遇到了“迷糊鬼”，于是高声朗诵“阿弥陀佛”，居然非常管用，很快认出了路。而且这样的迷路似乎还预示着他们俩的命运陷入了迷途而最终不能收获爱情。

然而，真正陷入传统神秘文化的还是贾平凹，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与百家杂书，而且还花了大量的精力去啃麻衣相法。从作家的角度出于创作熟悉各类生活的需要，阅读麻衣相法之类的神秘文化书籍，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像贾平凹这样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就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了。他不是单单把传统的神秘文化当作客观社会生活形态来描写，也不是单单感悟到艺术的奥秘和精髓，而是怀着虔诚态度对待那些神神鬼鬼，无论是在他的创作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贾平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有3天晚上不睡觉，哭得很厉害，而且没完没了，非常烦人，贾平凹的妻子韩俊芳于是要他写一张黄表纸贴到公路边的柳树上。按照迷信的说法，黄表纸上的咒语让路人读了，闹夜的小孩就会转好。可是偏偏遭到了贾平凹的拒绝。这倒不是因为贾平凹拒绝迷信，而是他不相信那种咒语的神力，而是他贾平凹相信另一套，于是在黄表纸上画了两把板斧，然后将其贴在自家门扇上，说是这样可以将附在他女儿身上的那些“毛鬼神”给砍下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贾平凹这一招果然灵验，他那符纸一贴上，马上见效，他女儿的哭声很快就变了腔调，并且渐渐地停息下来，但是女儿的嘴却张着，喉咙里声音还是“疙瘩绳一般扯不尽”。为了彻底根除他女儿的哭闹顽症，贾平凹居然找出一张刊载他小说《罪证》的《人民日报》点火燃烧，他自己就提着燃烧的报纸“呼呼”跑圈，以便“降妖驱怪”（第136页）。

发展到后来，就连如何投稿，贾平凹都要卜个牌卦。当初出版《山地笔记》，贾平凹就是根据牌卦的指示，将稿子交给上海的出版社，因为牌卦告诉他“东南名胜”，于是西安、天津与甘肃的3家出版社就没能拿到他的稿子。当然，他将稿子交给哪家出版，那是他个人的事，他有决定权，只是他的决定的方式却是有点荒唐的。

当然，这样荒唐的举动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当他以极虔诚的态度将他的神神鬼鬼写进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么许多读者就少不了要受他的影响，尤其是他那写实的叙事方式，很容易令人信以为真。有一次，在听到朋友孙见喜的父亲讲乡间的逸闻趣事时，贾平凹一听说给自己选墓穴的风水先生的事，就立即来了兴致，要到实地去看看，并且执意要见人家的四姨太。后来，他还真把这当回事，将其写成了小说《美穴地》，现实中的“四姨太”到了小说中依然是“四姨太”。就这样，自从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的小说鬼气越来越浓重。从获得美国飞马文学奖的《浮躁》，到《鬼市》《晚雨》《油月亮》等“逛山”系列、“太白山记”，再到90年代引起激烈争论并获得法国女评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废都》，直到《白夜》《土门》《高家庄》，乃至世纪之交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等，贾平凹的小说描写和叙事总是与那些鬼怪神佛纠缠在一起，虽说他的这些小说不乏探索创新的东西，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阴森森的，仿佛远离阳光，就是现代都市生活，到了他的笔下，也都蒙上一层鬼魂的阴影，让人疑心小说中的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人世之间，个个都仿佛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很有阴森恐怖之感。

神秘文化直接影响着贾平凹对人生的看法。有一次，贾平凹领着老朋友孙见喜到一条老街上去，他看到这街的两边全是棺材铺，那白森森的棺材一字排开，码在那里。他禁不住发表起他的高论：“这实际上是许多旅店。人生的生命终结，到寿棺里休息一下，等待阎王重新安排。”“人死了，其实是到世上出了一趟差。”（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二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620-621页）实际上，棺材或者说火葬场只是人的最后的归宿，人生的一切都在这里终结、了结。但是，由于他相信人有前世、现世和来世，所以他才把人生看着是“出了一趟差”，棺材也就成了“旅店”，死去的人还要“等待阎王重新安排”，等待着到新的地方去投胎重生。

不仅如此，贾平凹还将他的迷信思想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认识，自觉不自觉地为其辩护。1988年他在回答孙见喜的关于文化的提问时，贾平凹告诉对方：“最近我结识一些气功界的朋友，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议论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有意思。他们像门捷列夫排元素周期表那样，把中国的文化诸元素串列起来，成一个整体，使之有序化、枝干化，且末端是开放的无极态。他们把中国文化分为五个层次：一、儒释道；二、中医；三、气功；四、特异功能；五、六眼通，全知全觉。对这种说法，我觉得新奇，但不符合我接受过的'唯物论’，要在50年代，这些理论肯定属封建迷信；就是60年代，也会被批成唯心论，现在80年代，人们的心理空间宽大了，思想境界也不那么窄狭，所以对这种说法能容忍。”（第467页）贾平凹的这番话虽然陈述的是“气功界的朋友”的观点，其实他自己对这样的观点是确信不疑，然而就其陈述来说，却是拉了点为人们承认的儒释道文化和中医文化作幌子，兜售的是所谓的“特异功能”和“六眼通，全知全觉”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非常混乱的。

看来，贾平凹相信这些鬼神真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难怪他的朋友孙见喜见他翻弄那些八卦之类的书，就气不打一处来，甚至骂他是“迷信罐罐子”。（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第398页）当他被这些神秘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时候，贾平凹很可能会在创作中迷失了方向，最终沉沦下去，其结局也很可能是令人悲哀的。

病人贾平凹

贾平凹相信神神鬼鬼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长期患病，经常出入医院或者住院治疗。在当代作家中，身体状况最令人堪忧的要数贾平凹。贾平凹尽管只有50出头的年龄，但是他在医院待的时间除了年已百岁的巴金大概就数到他了。据他自己说：“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废都·后记》）他几十年的人生可以说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疾病相伴的。

贾平凹生来就显得与众不同，刚出生的时候他竟然几天不吃奶，而且只是埋头大睡，就连眼睛还是他父亲将其掰开的，那模样就让人怀疑是生了什么病。童年的贾平凹虽然文化学习上非常聪明，但是似乎发育不良，身材比较弱小，得了个“菜籽儿”的外号。平时，他因此常常被身强力壮的同学捉住“打夯”。这样的先天不足，显然是50、60年代物质贫困造成的。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先天不足，也就没有考虑身体的保养，或许他根本就没有那种条件保养自己，尤其是进入了大学，他仍然没有那种进入保险箱的感觉，在大学读书期间不仅没有歇息的念头，反而更加玩命地写作，“几乎夜夜在作诗，像早春的母鸡，忙忙碌碌的。”（第35页）他这样拼命地写作，固然有他热爱文学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只有吃得苦中苦，方才成为人上人”的古训。就在他大学刚毕业时，贾平凹给文学期刊投稿，可以说是屡投屡败，先后收到了127张退稿签，他将这127张退稿签全部贴在墙上警示自己，并且还学历史上的勾践用一根绳子吊起苦胆，“仰脸去舔，一天二十四遍”（第61页）。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想将来有出息，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以一个乡下人所拥有的过人的耐力和毅力，刻苦用功，勤奋努力，坚持不懈。惟其如此，他才能冲出创作的瓶颈，从而在文坛上站稳脚跟，得到一块立足之地。为此，他实在顾不得怜惜自己的身体。为了给艰苦的读书和创作提神，贾平凹还养成了嗜烟的不良习惯，而且由于当时的经济非常窘迫，他所抽的都是劣质烟，因而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或许这就是他在人生奋斗中走向辉煌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此外，他那抑郁型的内向性格也不利于他的健康。1982年春，贾平凹接受一位姓巴的心理学家的问卷调查时认为自己的气质是“粘液质＋抑郁质”，自己的性格类型是“内倾型＋独立型”。（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第284页）这样，贾平凹一直受到各种疾病的纠缠，常常生病住院。

长期的住院治病，尤其是因肝炎被隔离治疗，对贾平凹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是一种集群性的动物，具有强烈的与同类交流的需要，因而，人习惯于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如果将一个人与人群隔离开来，那么首先弥漫在他心头的就是深深的孤独感，在这孤独寂寞之中，一般人会觉得时间漫长而非常无聊。试想身患肝炎的贾平凹住在隔离区的病房里，且不说他此时的心态如何，头脑里到底会想些什么呢？他的《红狐》《人病》等散文明确告诉人们他的想入非非。躺在病床上，贾平凹有时无聊得两眼盯着顶棚发呆，有时在看“一只蜘蛛在那里结网”；有时，他“把目光拉直了瞅天花板，天花板上有细小纹路，他看那纹路是山是水是花鸟鱼虫，第二天了，再看，那纹路又是牛头马面骆驼蹄子，他想这天花板其实是一部内涵丰富形式复杂的书”（第481页）；窗外的一棵树，在他的意识中也幻化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这种幻象的出现，既是他对摆脱孤独状态，重返人群的强烈渴望的意识的真实反映，又是他艺术想象的某种方式。更重要的是，病痛的折磨之下，贾平凹心理状态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久而久之，他就产生了异常的感觉，他的“四肢越长越长，到了末梢就分叉，是生出的根须，全身的毛和头发拔节似的疯长，长成荒草。”（贾平凹：《红狐》）荒芜感一度占据他的心头。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幽默风趣，但这并非豁达大度的表现，而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解嘲和揶揄。

与此同时，他的审美趣味也日渐变得阴暗，他的许多小说和散文都把叙述的目光紧盯着阴间鬼域，进而给他的作品笼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鬼神的阴影和某种程度的恐怖的气氛。这其中固然有他的艺术探索的意味，但是他的那种“不阴不阳”的描写和来往于阴阳之间的许多人物着实让人感到作呕。正如李建军博士所言：“自《废都》以下，我在他（指贾平凹——引者）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副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食之既已无味，弃之亦不可惜。”（《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惠西平编：《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第8页）

低调贾平凹

贾平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十分辉煌的，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对此，他保持异常的冷静，并没有像1990年代以来一些人大肆张扬，一再作秀，不断地借助媒体为自己造势，而是采取低调的姿态。正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所言：“热闹是他们的。”早在1972年春，贾平凹从陕南农村来到西安上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是他也没有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态，而是“一个半大孩子的稼娃”（第29页）的打扮，如果不是他在一位农民受到城管人员的欺负时仗义执言，没有人想到就这样一个模样的年轻人还是前来读书的大学生。后来，贾平凹来到北京领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的全国大奖时，站在电视镜头前，“他戴着帽子，帽檐低低地遮着眉眼，他很拘谨，甚至有点慌张。”（第118页）再后来贾平凹获得更高的奖项，他都没有声张，从来没有主动去找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或者大谈自己成功的经验，而是常常让人不知其去处，玩起了“失踪”的游戏。往往就在评论界和学术界讨论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在国内外邀请他出席各种颁奖仪式的时候，贾平凹却跑到偏僻的长安县终南山或者户县的农户家去构思和写作新的作品。贾平凹的这种低姿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既是他谦虚的表现，也是他“真人不露相”或者说“神龙见首不见尾”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既是他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不平常的事情，也是他那传统农民式的纯朴和笃实的表现，当然还说明他性格的内向。

贾平凹是个头脑相当清醒和冷静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不善言辞而又木讷，平时又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因而不宜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因而他的文化心理中浸透着道家为人处世的原则，他在发表处女作时将自己的名字定为“贾平凹”这三个字，其中的“平”指的是他“父亲指望他一生平安顺遂，实际上他却坎坷不平”；“凹”则是指“凹是吃亏，吃亏是福；凹是器皿，盛水不漏；凹是谦下，虚怀若谷。”（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第33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谦虚一向被视为一种美德，受到广泛地推崇；与此相反，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出头的椽子先烂”与“树大招风”之类的经验教训。贾平凹在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他长期以来面对着成功一直保持低调。这种低姿态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以免在成功之后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废都》出版后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尽管不少人猛批贾平凹的创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但是贾平凹并不为自己辩护，任由他人痛骂抨击，只是忙于创作自己的新作。他是想用新的作品来回答别人的严厉批评，这样使得别人的声音因没有回应而变得虚浮无力，正应了“沉默是最好的反抗”这一名言。这样，时间一长，批评的声音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的这部小说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贾平凹虽然是一个名扬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但是他与赵树理、马烽、路遥等人一样，还是将自己定位于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当然，在当下，也有这样一些早已脱离了农民生活，从来没有创作一部叙述描写农民和农村的作品的作家，却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农民”。贾平凹显然与这一类所谓的“农民”不一样，因为他的思想和心理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本色，而且还是传统农民的本色，他的文化心理从根本上讲就是农民的，他在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仍然以一个农民的眼光看世界，他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以中国传统农民的思想意识去审视他所熟悉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也都是以传统农民的方式生活，包括生活在西京大都市里的庄之蝶、孟云房、阮知非等。表现在对待功名问题上，贾平凹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方式，体现的是传统农民式的狡黠。因为历史上走终南捷径的实在不少。当然，贾平凹无意于作官，但是在文学创作的路途上他还是玩得非常娴熟。

情色贾平凹

从上面所谈的贾平凹来看，他那种传统农民式的模样，似乎与情色绝缘，然而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自古以来，才子、作家、诗人总是与情色结下不解之缘，文学史上许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都留下无以计数的风流逸事。当然，在孙见喜所著的贾平凹传记文学作品中，贾平凹的婚恋固然有一定的记述，但是他的那些情色之事或许出于朋友的情面而写得含含糊糊，当然，贾平凹不像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艾青等人的风流韵事那样到处流传，不过，他的创作却有意无意地泄露了不少东西，让人们看到了情色中的贾平凹。

贾平凹的创作可以说始终离不开女色，他早年的小说《满月儿》中的两个年青女子就是一对精灵儿，后来小说《小月前本》以及散文《空谷箫人》《对月》等也都是美丽女子撑起的世界。这些年青貌美的女子可以说是从贾平凹心灵深处升起的一个梦，而且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丑人的梦，就像《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深情地爱着艾斯梅哈尔达。不过，现实中的贾平凹并不算太丑，只是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只是一个“面如黑漆，形如饿鬼”的人。他的这种自卑源于他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发育不良，个子矮小，身体单薄、家境贫困以及时常受人欺侮、嘲笑和戏弄。到了80年代，贾平凹当然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乡下娃贾平凹了，而是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的前途不可低估的青年作家了，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此时仍然没有融入许多大都市的时尚，而作为才子红袖知己的美女通常又是与一个时代的时尚联系密切，这就使得他这个非常谦卑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与美女总是有一种隔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贾平凹的梦想多少带有抚慰自己的意味，就同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读者一样。所以，他笔下的那些女子虽为他梦中知己，但都保持着东方女性的传统神韵：清纯、质朴、善良、灵秀，仿佛都是从唐诗宋词或者“红楼”“聊斋”中走来的，是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走来的，真让人看不出她们是哪个朝代的人，虽然她们的穿戴是20世纪的，住在20世纪的城市里。就是在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中，人们虽然可以看到生活在西京这样的现代大都市里许多女子，但充其量不过是顶着现代符号的倡优，那种体现现代精神气质的白领丽人、女企业家、office小姐似乎被贾平凹视而不见。因而在贾平凹的眼里，女人只是女人，而不是现代女性，不是平等的合作或竞争的伙伴，只是心灵的慰藉而已，是他的情感的陪伴而已。最典型的就是《废都》中的唐婉儿、柳月和阿灿，她们似乎都是庄之蝶的附属物，缺乏人格独立性，连古代的赵盼儿、杜十娘都不如。

女人是如此的俊俏和美丽，而贾平凹笔下的那些男人却非常猥琐和可怜，很少有那种像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那样充满阳刚之气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是被贴上土匪身份的白朗、唐景、天鉴这样的土匪头子也都不像其他匪首那样膘悍和凶顽，倒颇有几分奶油小生的味，而且遇事总有点优柔寡断。土匪尚且如此，其他男人更是站立不起来，天狗、柳子言、五魁这些人在女人面前根本就不配叫男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他们所崇拜的女人的宠物，实在缺乏男子汉的尊严。最可悲的是《秦腔》中的张引生，一直暗恋着白雪，但是他既很贫困，又很邋遢丑陋，而且没有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视为傻子。他明知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到白雪的爱，但是还是痴恋。久而久之，张引生的心理发生了病变，在偷了白雪的乳罩之后竟然自阉，索性连男子生殖器也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废人，实在可怜，同时让人觉得这些男人太窝囊了。联系到贾平凹的《废都·后记》中那种凄苦的诉说，再看他散文《红狐》中那个对着窗外的一棵树与室内案上的一架古琴想入非非的主人公，人们不能不将他这些小说中的男人看作是贾平凹内心深处某种思想意识的投影。

我们再来看看贾平凹的情爱史。上小学时，他因身材矮小，“上体育课是最发愁的，沙坑跳不远，篮球抢不着，只有一旁去看女孩家玩石子，跳房房。”（第15页）到了14岁时，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同样因为“瘦而又小”被分配“和婆娘女子一搭里干活”（第20页），并且受到了羞辱。他在青少年时期固然有对一个叫“花花”女孩的好感，但那只是单相思，因为人家女孩并没有那意思。他真正以一个男人进入女孩视野的，还是他上了大学以后。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贾平凹没有被推荐上大学，他很难说就不会走上他《秦腔》中的张引生的那条路。贾平凹终究没有成为张引生，就因为他上了大学，身份和地位不同了。于是就有了最初与矿山女工的恋爱，但是这一次感到自卑的不是贾平凹，而是那位女工，或许这位女工觉得自己与大学生谈恋爱是高攀，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因而“没有尽力来追求”（王娜：《贾平凹的道路》，第66页）。而贾平凹则感到他们俩之间缺少共同语言而与她散了伙。后来，贾平凹遇到了丹凤县剧团女演员韩俊芳，似乎有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尽管这其中还插入了贾平凹的崇拜者小波私图闯进贾平凹的心灵的短暂一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两人冲破了各种阻力结婚，建立了家庭。婚后的一段时间里，贾平凹的爱情是甜蜜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可是，谁也没想到14年后贾平凹竟然和韩俊芳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各有各的说法，但有一种说法是贾平凹与一位姓夏的女士关系非同一般，然而这夏女士与贾平凹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从孙见喜的《鬼才贾平凹》（第二部）欲言又止的叙述来看很有点味道，但是说不清楚的，是否发生了什么桃色事件，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至多周围少数几个目击者清楚。不过，早在80年代后期，贾平凹发表的《平凹携妇人游石林》就隐约透露出韩俊芳在他的心目中已不再处于爱人的位置了。因为此时的韩俊芳已不再是亲密的“爱人”，而是一般的“妇人”，而且对于石林的见解甚至平庸，没有贾平凹作品中许多美丽女性的那种灵性。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夏女士在贾平凹离婚后也没有与贾平凹结合，倒是另一位叫陈每的女孩对贾平凹非常体贴关照，然而他们的感情到底如何却也扑朔迷离，旁人无法说清。

在当代小说作家中，贾平凹在创作中对性是最感兴趣的之一，我们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作为现代卫道士在道德上指责他。谈到这一点，人们自然会想到10多年前他的《废都》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这部被称为20世纪“《金瓶梅》”的小说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性事和性器官，文本中还夹杂着一些小方框，表示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据说可能引起部分读者的胡思乱想，因而颇为人们所诟病。当然也有人认为在他的性描写的背后隐喻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不过，贾平凹曾经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当你感到身体的哪个部位存在的时候，那个部位就一定出了问题。你越是缺少什么就会想得越多，谈得越多。以他的这番话来看他在小说中越来越多的性描写，这其中似乎很有味道。贾平凹并不是一登上文坛就纠缠于性的，他的性描写大约始于80年代后期，到了90年代越来越泛滥，尤其津津乐道于描写女性生殖器官。他在《油月亮》里将一段自然景物描写成女性性器官，并在《瘪家沟》里同样以这段文字状写“瘪家沟”的景致，而小说的标题所称的地名很明显就与阴道的俗称有关。在系列小说《太白山记》中，贾平凹不厌其烦地大写特写民间的性事，兴致很浓。就是在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秦腔》里，他又花了数百字的篇幅叙说七里沟的好穴位，将女性的阴部形象与风水联系起来。不仅如此，贾平凹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散文中，总喜欢在不经意间扯到性上来，或者让他的叙事染上点“黄色”。到底这是否出于艺术或者出于表达思想文化的需要，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只是从直观上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贾平凹的眼睛怎么总是盯女人肚脐的上下呢！

2005年1月27日于扬州存思屋

孙德喜 教授

孙德喜，男，汉族，1960年11月生，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学位。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江苏省当代文学学会、江苏省鲁迅研究会理事。

主讲课程：中国当代文学、现当代散文研究、现代作家传记选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等本科课程教学，并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现当代散文文体研究课程。

学术成果：参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下卷，王庆生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讲》（下卷王泽龙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两部教材。先后出版《在自由中逼近真理》《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的文化透视》《历史的误会》《准则》《水的狂欢》《寒山碧评传》《明月文化中的扬州文学》等著作，在海内外各种期刊发表论文150多篇。

《扬州上下三千年》是朱志泊先生倾数十年心血研究，独立撰写而成的一部扬州通史。欲购此书的朋友，请联系作者朱志泊先生，可得朱先生签名本。联系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