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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一次大决战。此战的战场之广阔，战况之复杂，战役战斗之激烈，超过中国以往任何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并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鲜明对照解放战争刚爆发时，人民军队不过100万多人，敌我兵力几乎是4：1。其时，我军的装备还很差，解放区的面积只占全国的1/4，人口只占全国的1/3 ，军事、经济力量的优势都在国民党当局一边。这自然也成了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的“底气”。但在战争的过程中，国民党军的后勤体系、整个国统区的经济迅速陷入崩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军队的后勤体系日趋完善，有力支撑了前方的作战。  支前民众油画 相较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竭泽而渔”用于内战的做法，早在1945年12 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就明确指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可以说，这一方针既保障了战争供给又改善了人民生活。比如，解放区普遍实施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开荒数量大为提升。陕北老区1948 年耕地面积为1651万亩，不仅达到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前边区耕地面积的总和，而且超过1946年边区耕地面积1倍。冀中地区，1948年6月前共开荒近15万亩占全部荒地一半多。华东解放区，1948年不到半年，消灭荒地一半以上。东北解放区，1947至1948年，共扩大耕地面积3165万亩。与此同时，粮食的亩产量一般增加1至2成，棉花的亩产量也有增加。1947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每垧平均为750公斤，1948年增至960公斤较1947年增产25%以上。其他解放区的粮食、棉花产量，也都有增加。 解放区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与国统区日渐凋敝的状况形成极大反差，也保障了人民军队对物资的大量需求。1945年10月，晋绥边区颁布公粮征集条例，改变历年来基本上以实际收入为计征标准的办法，规定农业收入以所种土地通常产量计征公粮，每户扣除每人平均5斗（注：1斗相当于现在的6.25公斤）消费粮后，余粮5石（注：1石相当于现在的50公斤）以下起征15%，累进至17石以上征40%。对生活优越，但负担较轻的富有之家，酌计征收资产米。1946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规定，征收公粮以200公斤为起征点，每户人均不满200公斤者免征，按产量累计征收，起征率为2%，最高为25%。在征收公粮时附征公草，每征收10公斤。但在扩大税收时，各解放区同时规定避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例如，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曾规定，人民负担不超过每人平均小米4至4.2斗。  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众 当然，由于解放战争的巨大规模，解放区农民的负担仍有所提高。1947至1948年，各老解放区农民负担的“公粮”大体提高到粮食产量的15%至22%（个别解放区还高一些）。到1949年稍有降低，仍在17%至18%间。为了尽可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人民军队的财政供应也遵循节约的原则。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制订和颁布了新的财政供给标准。按规定，后方部队的供给标准一律降低，前方部队除了服装费等部分项目的供应有所提高外，其他项目的供给标准一律降低。辽沈战役期间，部队领导要求前方部队“合理使用人力物力，提倡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马。如果浪费了，就是对战争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各部还实行了“三查”“诉苦”等新式整军运动。在经济民主方面，主要是反对贪污浪费，伙食由战士参加管理，账目定期公开。连队设有经济委员会并隶属士兵委员会，每排选一名经济委员，另外每班选一名经济代表（经济员）。在实施经济民主后，由于伙食改善，缴获归公，胜利品合理分配，战士纪律性加强，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了。这也与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待遇悬殊，离心离德的情形大不相同。  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民众 军民一体解放战争的规模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人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物质支援也是空前的。这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在1947年的孟良固战役中，面对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解放军动员了超过7万随军的常备民工，还有15.4万民工作为二线常备民工出动。在整个战役中，有69万人充当了临时民工，超出参战部队人数3倍之多。由于支前体系组织严密， 解放军在保障前线武器弹药后勤供给方面显得卓有成效。粟裕认为，在孟良固战役中，广大群众的吃苦耐劳与支援前线的高度热情，基本上克服了地理条件限制、落后交通工具与近代化大规模运动战之间的矛盾。 1948至1949年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性决战，敌我两军先后投入的兵力达数百万人之多。在三大战役中，数百万人民群众形成如水如潮的支前洪流，也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比如在辽沈战役期间、东北解放区共组织民工达183万人，担架13.7万多副，大车12.9万多辆，抢修公路2185公里，架设桥梁383座、运输粮食0.55亿公斤，豆油2000桶、食盐100万公斤，其他军需物资共计1900多节车皮。另外，为前线部队提供棉衣100万套，棉帽 100万顶，乌拉鞋和棉鞋100万双，拆洗血衣(被)10万套(床)。  辽沈战役中的支前民众 相比之下，淮海战役更具典型意义。淮海战役是继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军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是役，解放车投入共力约60万人。国民党军投入兵力约80万人。从兵力对比看，人民解放军处于劣势。但战役的最后结果却是，国民党军包括“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与第18军等大批精锐部队被歼，丧师55.5万之众。人们在研究淮海战役以少胜多的经验时都注意到，在解放军60万人的身后还有着苏、鲁、皖、豫、冀5省人民的全力支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的战场大部分在新解放区或国统区，久经国民党掠夺 民穷财尽，必须从数百里甚至千里以外（渤海、胶东、盐阜、苏中等产粮区）连续转运，才能满足前线供应，中间稍有疏忽或稍有脱节，战争就会直接受到影响， 故而战役支前工作任务极为艰巨，再加上天气恶劣，因此需要后方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依常理而论，中共临时组织起来的支前体系似乎无法与国民党军的正规后勤体系相比，但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众在这次运动中分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换言之，土地改革运动不仅让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得到了生活保障。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组成了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后勤体系，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到战役后期，我军参战人数与支前民工数的比例达到1：9.陈毅在谈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说过，淮海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人民群众自从加入到支前运动中来，纷纷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支援前线。在运粮的路上，农民工的口粮吃完了、宁愿自己挨饿，也不吃车上的白面。《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显示：“淮海战役期间，后方人民用这种落后的运输工具，克服了无数困难，将300多万吨弹药物资、5亿7000万斤粮食、156万斤油盐、86万斤猪肉，及时运到了前方，满足了战争的需要，直到战争结束时，我军前线还存有1亿4000万斤粮食。”  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败军 如此军民一体的后勤工作，是国民党军做梦也不敢想的。第18军军长杨伯涛在淮海战场被俘后，被解放军由双堆集附近押送到临涣集集中。他回忆，一路上，“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对老百姓是不信任的，有时还要加以监视。特别进入解放区，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把老百姓集中在一块监视起来，唯恐他们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最终，杨伯涛不得不承认，“十八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取之于敌不过，在武器装备的供应方面，解放区仍处于劣势。国民党当时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及交通枢纽，拥有几乎全部的近代工业。其军事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能制造相当数量的步兵武器、重炮及各种弹药，更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多万人的全部装备，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然而，解放区的军工生产能力极为有限。据1947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为：迫击炮2门，步枪 1030 支，机枪 15挺，手榴弹28万余枚，迫击炮弹4710发，步机枪子弹29万余发。解放军若以此为基础进行解放战争，并寻求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对此，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取之于敌的军事原则：“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这一原则的实行，又是与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密不可分的。比如，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将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军第25师（属第52军）诱至新开岭全歼。此次战役，东北民主联军缴获包括步马枪2311支，60炮65门，重机枪42挺，山炮10门，以及百万余发弹药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而战场损耗枪弹不过几十万发、枪械几百支。单从量上便可知道，是役缴获的武器弹药远大于损耗。  辽沈战役中的解放军炮兵 我们再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增加了大约68万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缴获长短枪近40万支，各种机枪近4万挺，各种火炮600多门，掷弹筒0.42万具，枪榴筒0.06万具，火焰喷射器12具，子弹5700多万发，炮弹40多万发。由此可见，缴获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可以装备人民解放军所增加的兵力。 大量的武器缴获改善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水平，也逐渐扭转了国民党军长期占有的兵器技术优势。人民解放军就是“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到辽沈战役前，东北全区已建立16个炮兵团，2个高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拥有山炮、重迫击炮以上的火炮664门，步兵炮、迫击炮、60炮等小口径火炮近4000门。仅锦州战役中，解放军已能调集900余门火炮（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320余门）。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不过31小时便打下了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这是国民党军始料未及的场景。锦州守军第93军军长盛家兴承认，“解放军炮兵火力的强大出乎守军预料之外”。  平津战役 正如周恩来1949年4月17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所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120万人，现在则发展到400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这种情况下，解放战争的结局变得显而易见：“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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