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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光明阙，神仙奠巨鳌。风清双雉扇，天近五龙袍。” 这是元代学者陈孚写下的诗句，时人称他“天材过人，性任侠不羁，诗文不事雕琢”，这几句诗影响不大，却可能是历史上首次提到“龙袍”。 至少在隋代，已有团窠花纹制度，《唐会要》明确规定：“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称帝后的第四个年号）五月二十二日，出绣袍以赐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训诫。诸王则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对麒麟，左右武威卫饰以对虎，左右鹰扬卫饰以对鹰，左右千牛卫饰以对牛，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左右玉钤卫饰以对鹘，左右金吾卫饰以对豸。” 可见，此时“龙袍”已成身份象征，但时人不称“龙袍”，而是称“龙衣”“龙卷”“龙衮”等，它并非最高等级的礼仪用服。元明时，“龙袍”的地位陡升，清代正式列入典章。清朝皇帝穿龙袍，后妃、皇子也穿，皇帝甚至赐给大臣龙袍，名臣左宗棠便获此殊荣。 和龙一样，“龙袍”的神圣性也是逐步建构而成。地坛春节庙会的祭地表演中，仍可见“龙袍”，但少有人注意到，该“龙袍”的袖口是明黄色——在故宫，保存着两种明黄色“龙袍”，一种是石青色袖口，一种是明黄色袖口。后者更精美，因为它是祭祀专用服。地坛的表演者们注意到了这一细节，可见用功之深。 龙年将至，计划去地坛赶庙会的读者，可细致观察一下。 “龙袍”本是二等服 “龙衣”历史悠久，在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中，发现着龙纹袍服的商代玉人，胸部有龙头形花纹，两臂各一条“降龙”（即正下降的龙，据《礼仪》，天子冕服“有升龙，有降龙”，公之服只可用降龙）。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立像上，亦着龙纹外袍。 《周易》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据《周礼》，周天子之服分吉服和凶服。吉服即六冕三弁，适用于祭祀、重大仪式、朝会和战争等；凶服分三种，服弁服是丧服，弁绖（音如叠）服是吊服，素服则遇大札（疫病）、大荒（饥馑）、大灾（自然灾害）时用。 吉服中，六冕即大裘冕、衮冕、鷩（音如弊，意为锦鸡）冕、毳（音如脆，意为鸟兽细毛）冕、絺（音如吃，意为细葛布）冕和玄冕；三弁即韦弁（战时穿用）、皮弁（朝服）、冠弁（猎时穿用）。 古人为何把穿衣服搞得这么复杂？ 首先，管理需要。当时统治者的主业是祭祀与战争，举止合乎礼，才能给他人做出示范，令其服从；才能保证世界在秩序内运转，不惹上天发怒。这可能也说明，上古先王多出身于巫师，靠营造仪式感，获取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财务需要。当时社会形态介于国家与部落之间，统治者无强制收税能力，税收来自人们自愿捐献，通过祭祀、宴饮、聚会等来落实，主持者郑重其事才能取得好效果，故场合不同，穿着也不同。 在六冕中，衮（即绣有龙的衣服，近于后代的“龙袍”）冕仅排在第二等，是天子祭先王、在宗庙接受诸侯朝觐时的着装，公爵也可服用。  ▲故宫藏香色缂丝金龙夹龙袍，为清代乾隆皇帝的嫔及皇子福晋所穿的龙袍（图片来自北京晚报） 两大元素必不可少 在“龙袍”上，还有两大元素不可或缺。 其一是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有时分成花、鸟两章）、宗彝（南宋前是一虎一猴）、藻、火、粉米（晋前是粉、米两章）、黼、黻（音如服）等，实为十六章。 学者缪煜清在《龙袍十二章纹的符号学意义》中指出：日月星辰，取光照天下之意；山，取镇压之意；龙，取神、变之意；华虫，取文采之意；宗彝，取孝养之意；藻，取洁净之意；火，取明亮之意；粉米，取滋养之意；黼，取果断之意；黻，取明辨之意。 据《周礼》，天子才可使用全部的十二章。 其二是黄色。古人认为，青、赤、黄、白、黑是正色，其他皆杂色。但黄也罢，赤也罢，均有多种，该以什么为标准？ 学者唐金萍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黄色》一文中钩沉，古人很可能用野鸡毛定色。野鸡毛同时具备五种正色，被视为五德俱备的吉鸟，遂以其黄羽为标准黄，以其红羽为标准红，以其黑羽为标准黑…… 唐金萍指出，甲骨文中有“黄”字，本意难明，有学者认为是“古玉佩之象”，有学者认为是孕妇，有学者认为是“肚内生虫，形成腹水，同时出现黄疸”……总之，黄本不指颜色，而是从某黄色物体发展而来。 龙形、十二章、黄色组合在一起，成“天人合一”的整体隐喻，即《周易·系辞》所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是“龙袍”走向神话的基础。 秦始皇搅局没成功 先秦时，“龙袍”发展到相当程度，秦朝突逆转，成“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音如均）玄”。“袀玄”是微带红色的黑色礼服。 历朝“受命”于上天，秦以武力得天下，难以服众，力挺“五行终始学说”。该学说主张，“天命”乃五行之命，非上天之命，天子得五行之德中的一德即可。周是火德，秦代之，是水克火，则秦得水德。 水德说无符应，只好牵扯到500年前，秦文公出猎时曾获黑龙。秦始皇称：“上天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通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即太阳）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为匹配水德，秦规定每年十月朔为岁首，衣服和旌旗用黑色；数以六为纪，如符是六寸，舆是六尺，乘是六马；更名黄河为德水。这是史上首次正式实行五德说。 汉承秦制，以冠别尊卑。汉帝祭祀，冕上必十二旒（旒音流，古代帝王礼帽前后下垂的玉串，共十二排），每旒贯玉12颗，穿黑上衣、红裙子，上绘十二章纹，虽有龙，却极小。 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穿袀玄，即“自秦灭弃礼法，先王之制靡敝不存，汉初犹服袀玄以从大祀，历代虽渐复古，终亦不纯而已”。汉武帝修历法，服色改为尚黄。 永平二年（59年），东汉明帝推出“永平冕制”，弃袀玄，重穿衮冕，掀起持续千余年的“古礼复兴运动”，这是“儒家衣冠制度首次被全面贯彻”，影响直至明末。 元代街市上卖“龙袍” 汉后中原长期战乱，六冕不全，衮冕受重视。隋统一后，“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唐代恢复了大裘冕，却遇问题，“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与大裘冕比，衮冕更方便。 唐代前期皇帝穿赭袍，无龙纹，中唐以后，民间穿赤黄者多，其色近日，为防“天有二日”，便下令将赤黄袍定为皇家专用，《旧唐书》称：“睹纶言于凤纸，若面丹墀；认御札于龙衣，如亲翠盖。” 宋代也称“龙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赐功臣董遵诲“龙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政府发布禁令：“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及为小儿钤鋜（通镯）、钗篸（通簪）、金川缠、珥环之属；仍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其用银毋得涂金。” 宋朝的过度敏感感染了辽金。辽于1077年颁布法令，“禁士庶服用锦绮、日月、山龙之文”。到了金朝，甚至“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銮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须更改”，不能用黄色帐篷，如皇帝赏赐的“龙衣”，也必须改后使用。所谓“鞘眼”，指马鞍下垂的装饰物，“天子六鞘”，普通人连五个都不许有。 元代有了“龙袍”一词，在市场即可买到，《元典章》称：“街市卖的缎子似皇上御穿的一般，用大龙，只少一个爪子。”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已有禁令，“禁缯缎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但元朝的“龙袍”专指绣五爪大龙的服装，暗花龙、小龙不算，还算讲理。 龙袍越穿越宽松 明初朱元璋不喜铺张，“备衮冕之服……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对“皇权旁落”感到焦虑，反复更改六冕制度，对“龙袍”的禁忌达到空前程度，副作用是，“龙袍”的概念得以推广。 据《大明会典》：“若僭用违禁龙凤文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违禁之物并入官。”德庆侯廖永忠被杀，罪名便是擅用龙凤纹，耿炳文之死，亦与“僭饰龙凤”相关。 从画像看，朱元璋时“龙袍”较简，装饰少，窄袖紧身；明英宗朱祁镇起，“龙袍”加上十二章，仍窄袖；明光宗时，“龙袍”突然变成大袖。显然，明代“龙袍”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紧身到宽松的过程。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褐裳，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人物相丽，贵贱有别。” 明代“龙袍”用金线织造，沉重难久穿。 清代“龙袍”更夸张，据《清朝通志》：“皇帝御冬朝服……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要（腰）帷行龙五，衽正龙一，襞积前后团龙各九，裳正龙二、行龙四，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现存清代皇后的“龙袍”上，竟有78条龙。 清代正式确立“龙袍”制度，规定详细：“黄色，秋香色（黄偏绿色），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及四爪暗蟒之四团补，八团补缎纱，官民不许穿用……若颁赐五爪龙缎，挑去一爪穿用。若官员军民人等违例滥用者，系官革职，平人枷号一个月，杖一百。” 清代皇帝很少穿“龙袍” 故宫现存两种明黄色“龙袍”，一种袖口是明黄色，一种是石青色。前者“占现存实物约80%”，工艺“莫不质良”；后者不如前者。 都是“龙袍”，为何袖口颜色不同？学者房宏俊认为：前者用于祭祀，后者用于朝会。统称朝服，但专服专用，不可混淆。 清代“朝服分为蓝、红、月白和明黄四种颜色”：祭天、祈谷和常雩（求雨）穿蓝色；天坛朝日穿红色；日坛夕月（祭月仪式）穿白色；地坛祭祀穿黄色。 祭服“袖从衣色”，朝会则“披领及袖俱石青”，多数清宫剧忽略了此细节。 一方面，咸丰元年（1851年）起，“祭服”一词突然从清宫《穿戴档》中消失，原因未知，后人误以为祭祀用服即上朝用服。 另一方面，今人不查原始档案，不知清帝很少穿“龙袍”。据房宏俊钩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光绪皇帝全年只穿了12次“龙袍”，10次是参与祭祀，剩下只在元旦、万寿圣节穿过。 据学者张姗的《清代龙袍适用人群与龙袍赏赐案例研究》，顺治二年（1645年），“定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仪仗。郡王以上用五爪龙，贝勒以下不许用”。康熙时的赵弘燮、师懿德、吴郡、郝伟，雍正时的鄂尔泰、岳钟琪，光绪时的左宗棠，都被赏过龙袍。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次从江南运到京师的龙袍达40件，或为打赏专用，乾隆曾3次向泰山赐龙袍。 至此，“龙袍”已变成传播等级观念的专制工具，它在人们脑中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以致百余年后的编剧们，总喜欢给剧中的皇帝套上“龙袍”。（完） 作者/蔡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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