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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札记——关于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每周一、四 晚上20点发布2篇原创文章。思想性和时事性相结合，期望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大家思想碰撞、心灵互动。欢迎投稿，敬请关注、阅读、分享、评论！ 近年来，由于互联网自媒体的诞生，曝出的“任性的权力”事件越来越多，有人直呼现在又回到了“以权治国”的时代。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个社会治理阶段，分别是“以德治国”、“以权治国”和“以法治国”。尧、舜、禹时期是圣人“以德治国”，此后，随着朝代建立，开启起了“以权治国”时代。但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各个朝代建立之初，大都推行“以权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近现代以后，我国逐渐与西方社会接轨，开始了“以法治国”模式，但由于“以权治国”时代漫长，影响深远，“依法治国”的进程是曲折的。 其实，无论“以德治国”，还是“以权治国”，都只不过是少数人专权或集权的结果。世界各国都从这两个阶段走过，我国这个阶段尤为漫长，从原始社会末期的邦国时代算起，大概经历了四五千年，仅封建帝制社会就有两千多年。
“以权治国”时代，君主或者帝王是所有统治阶层的最高集权代理人，这种社会下，权力呈现出金字塔结构，它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治国方式，之所以朝代频繁更迭，主要是人性所致。“以权治国”源于人的社会属性，但又与人追求自由的自然属性相悖，这种矛盾让历史中总是重复交替。为了彻底解决这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延安时，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曾就这个问题，问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的循环圈，伟人用“人民民主专政”回答了李鼎铭先生的历史之问。 “人民民主专政”无疑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形式。它利用多数人的权力，监督少数人的责任，把社会权力和责任统一起来，符合辩证法本质。第一，从人民主体看，不同时期的人民，群体是不同的；但不管任何时期，历史的主体都是大多数，他们代表才是国家的共同利益。第二，从民主性质看，我们的民主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的民主以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国家利益的实现方式，而西方社会的民主则强调个人权利。第三，从制度设计来说，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不是少数人的“集权”。这与古代的少数人专权有本质的区别，它用民主的形式来实现国家、人民、社会的共同利益。
古代“以权治国”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取代了社会和国家意志，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以权治国”是家天下，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君主私有。军队是君主个人的，所有的大臣都是君主的家臣。 第二个特点，所有官员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君主对官员的控制靠权力而不是靠制度。为了控制各级官员，在机构设计时，古代君主都有一套完善的系统，大概类似于现代的公检法司、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以及国安等部门的综合体，它在不同朝代的叫法也不一样，这个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 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之间相互牵制，但君权神授，君主是超越一切约束的。君主任命官员，官员之间相互牵制，但为了突出权力的优越性，士大夫和官员们违法违纪时，一般都享有豁免权，也可以将功折罪。说白了“以权治国”的社会里，是允许权力任性的。 这些特点在一个新的朝代出现时，由于社会还没有固化，阶层矛盾还不太突出，一旦时间久了，很容易官官相护。这造成了我国历史中很有趣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断改朝换代。由于人性作用，“以权治国”所导致的权力任性最终结局，必然会使统治者背离开疆拓土时的初衷，把少数人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
近年来，我国尝试了民主进程，但由于“以权治国”的历史痼疾，进程艰难。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帝制开启了民主进程，但人性自古难改，漫长的“以权治国”旧思想影响，社会转变的道路注定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开了历史倒车后，让国家陷入混乱，但老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历史的长河不可能永远倒流，最终国民党迎来了被西方社会称为“民国黄金十年”时代。但在民族危难时，面对外敌侵略，国民党的私心转变为独裁，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因此丧失了民心，国家意志完全沦为独裁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再一次证明，由于人性的作用，“以权治国”是跳不出历史轮回的。虽然现在社会进入法制时代，然而，旧思想的余孽仍然未除，比如“马树国举报事件”为何仍在发酵？其实就是“权力”与“法治”两种力量的对决，民众是向往完全法治的，但少数人往往“以权代法”，动辄用权力抓人，这实际上是“以权治国”的变种，如果任其蔓延，不仅会让私欲泛滥、权力任性，民众的安全感荡然无存，社会无信，开“历史倒车”的现象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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