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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恭王府被文化部的各个下属部门占据， 其中，九十九间半所在的两层凹形楼被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占用。 我妈妈谢宛如八十年代就在外国文艺研究所工作。 听到有人用上海话呼唤她的全名， 原来在办公室伏案工作的宛如感到非常奇怪， 那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熟悉的是那个声音仿佛是从时光的深处走来， 带有着过往时代的某种特殊痕迹， 陌生的是三十多年来， 这个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声音突然又想起来的时候， 宛如一时半会儿都无法确定，那是呼喊曾经的自己， 那个已经被岁月的流逝遗忘在上海的年轻姑娘谢宛如。 自从1949年我妈妈到北京参加革命之后， 已经没有人再用上海话直呼其全名了。 谢宛如这个上海话的名字只有她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经常被称呼， 代表着她在上海从小学到大学的青少年时代。 宛如带着惊讶跑出办公室来到回廊上，向楼下张望着，向看看楼下是谁在用上海话呼唤她的全名。 从楼上望去， 宛如看到院子当中站着一个头发花白、戴着变色眼镜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米色的麂皮甲克，配着一条剪裁合身裤线笔挺的米色毛料裤，脚上是一双式样讲究的棕色皮鞋。 如此打扮的这个中年男人，与当时都穿着蓝色与灰色服装的北京人比起来，如同鹤立鸡群， 让人一眼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而是国外回来的华侨。 中年男人看到宛如出现在回廊上， 他仰着的脸庞上浮现出笑容。 宛如一时间怔住了，呆望着那个似曾相识的笑脸， 脑子里面极速地在她一生所认识的面孔中搜索着回忆着，这到底是谁。 看着宛如怔怔的表情， 中年男人急忙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杨诚宗啊，马宾农的好朋友！” 如同五雷轰顶， 宛如被突然出现的这两个名字砸得头晕眼花。 时光急速倒流回1949年前的上海， 回到她在清新女中读高中的时代， 回到清新校庆的那天，回到她与小马久别重逢并且第一次见到小马的好友大杨的那个上海的初春。 就是那天之后， 他们三个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她与小马也展开了彼此的上海初恋。 霎那间， 上海高中时代在时光的隧道中重现眼前， 宛如仿佛又看到了两张年轻幼稚的脸庞在眼前晃动。 三十多年了， 这两个人已经被她埋葬在记忆深处，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记忆会再次被触动。 这么多年来，她曾经一直试图忘记小马这个人，忘记他的名字， 以及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回忆。 随着岁月的流逝， 她也以为自己已经把这个人的一切都彻底淡忘了。没想到的是， 三十多年过去，当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时光，以及难忘的记忆再次决堤而出的时候，曾经被她已经埋葬的青春往事，居然又那么轻易地从自己的记忆深处爆发出来，宛如自己都难以置信般地惊呆了。 随着记忆的奔涌， 宛如回过神来，身不由己地奔下楼去。窄窄的木头楼梯在她的脚底下吱吱作响的同时，眼泪止不住地顺着她的面颊流淌。 从二层楼到院子里，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但宛如感觉仿佛一个世纪般的漫长。她仿佛穿越了三十多年的时光， 重新回到上海， 回到她高中时代与小马的初恋时光， 回到她在沪江大学与小马分手的伤痛之中， 回到1948年的冬天， 大杨来上海马利斯新村找她， 想带她离开上海去香港的时候。 宛如终于跑下楼梯，来到院子里，和杨诚宗面对面地站着，两个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彼此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和脸庞， 试图从中寻找到当年的影子。 此时此刻，往事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地拍击着宛如内心的海岸，让她有恍然如梦的感觉，喉咙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两个人最后见面，还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 宛如与我姥姥珍珠所在的马利斯新村的公寓里。 那天她愤怒地对大杨叫嚷出最后一句话，“去做你的白奴吧！“他们两个人做梦都都没有想到， 那次一别， 两个人从此会天各一方， 失联三十五年。 宛如端详着眼前的大杨， 三十五年的时光已经将当年那个二十出头的瘦高的年轻人催老变胖。 如果走在路上， 她根本都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就是她高中时代初恋情人的好友， 是她曾经的玩伴。 同样的时光也带走了宛如的青春靓丽的岁月， 让她变成一个穿着蓝布衣裤，戴着眼镜的中年妇人。三十五年的岁月让两个天各一方不同世界的人重逢的时候， 命运给他们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样子。 大杨告诉宛如， 三十五年来， 他和小马一直惦记着她， 希望知道她的下落。 自从1948年的最后一面， 大杨就去了香港， 后来定居在加拿大。而小马早大杨前两年就去了美国留学， 毕业后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由于大陆的闭关锁国， 他们无法知道宛如的下落。 1979年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了国门， 让大杨平添了很多希望，1983年利用与太太回国探亲的机会开始踏上寻找宛如的旅途。 杨诚宗先是到上海，找到过去的同学和熟人打听宛如的下落，然而上海的老同学们谁也不知道宛如的去向。于是， 百般无奈之下，杨诚宗便跑到上海马利斯新村宛如以前住的公寓去敲门，开门出来的人告诉他说，宛如母女搬走很多年了，谁也不知到她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站在马利斯新村的楼前，内心失落惆怅的杨诚宗禁不住想到崔护写的那首 “去年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在马力斯新村公寓的楼下， 看着宛如曾经住过的公寓阳台，杨诚宗想起多少年前的往事。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他们三个高中生用一个放着零钱的小篮子吊到楼下， 让街头走过的卖油炸萝卜丝饼的小贩拿了钱后，将萝卜丝饼再放到篮子里给他们吊上去。杨诚宗又想到那天，他从他爸爸的工厂里拿了钢化玻璃杯后兴冲冲地从街上一个一个地往阳台上扔，小马就在阳台上一个一个地接。那是些多么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啊， 如今岁月消亡，人去楼空，杨诚宗心里禁不住唏嘘感怀。 就在杨诚宗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天，他曾经的一个老同学送给他一本美国畅销书书《根》，说可以通过这本书找到宛如。原来， 宛如翻译了许多美国名著， 这部《根》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作为译者出现在书的封面上。 根据出版社的名字，杨诚宗追踪到北京，在朝阳门大街找到这家出版社，打听宛如的住址。出版社知道宛如联络方式的只有责任编辑， 而他那天却外出办事了。 于是， 杨诚宗第二天再次去出版社，找到了这位责任编辑。编辑给了杨诚宗宛如工作单位的地址， 于是他就找上门来。 在恭王府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杨诚宗在不同的单位里面问来问去， 终于问到了九十九间半这个院子里的二层楼。 因为不知道宛如在哪间办公室工作， 于是，杨诚宗只好站在楼下大叫宛如的名字， 终于找到了宛如。 那天， 为了避开所有好奇的同事， 宛如与杨诚宗离开了单位， 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宛如在北京住的胡同平房。 两个人一路上不断叙旧， 讲述彼此三十五年来的人生经历。 我们家当时住在东四十条29号的一个大院子里，里面住的十来户人家都是文化部各部门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个院子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对外文化委员会下属的展览工作室的木工车间，专门加工出国和来华的展览所需的框架陈设。大院子里走进来， 迎面是一排车间，车间左手的地方有一个小夹道，后面有一个做锅炉房的小院子，锅炉房加两间极窄小简陋的锅炉工人的休息室。 锅炉间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加工用的机器而烧的暖气。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终止了，对外文委也撤消了，几乎所有在文化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了散落外地各省份农村的五七干校。全面停工了以后，这个院子也就锁了起来，一直空着没再使用了。 1974年， 所有北京机关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的知识分子都被放了回来， 我的父母也从河南农村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北京。 然而，当时他们离开的时候， 原来的住房都被别人占据了， 因此， 北京的机关部委只能重新给这些回来的干部们找地方住。这个院子也被改头换面，成为了像我父母这样从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住房。 车间里的机器和锅炉拆掉了，大厂房隔成一间一间的小屋子，像兵营一样，一家分住一间。 我父母被分配住在后面小院子里的锅炉房里， 因此，我父母就用在五七干校当了七年建筑工和农民的本事，把原来院子里到处丛生的一人高的各种野草给除掉， 在泥地上铺上水泥地并隔出下水道，还在院子角落里用到处捡来的各种杂砖搭建的一个小厨房。 屋子里的锅炉搬走了之后， 留下了一个水泥底座， 我父母就用自己一点点把水泥底座给凿了， 让原来狭小的屋子里扩展了空间。 改建了以后的锅炉房小院看上去干净整齐， 比原来的吓人样子好多了。 我们家因此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的居住条件比大院子里面的邻居强多了。 杨承宗在宛如的带领下来到了我家住的这个小院子。 他们经过大院邻居们的目光“阅兵典礼”， 走进狭窄幽暗堆满邻居杂物的通道， 来到原本是锅炉房的后院。 一进门， 杨承宗就惊呼道：“你就住在这个鬼地方？ 你为共产党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 他们就给你就住这种地方？” 宛如愣住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改建的锅炉房，在杨承宗的眼睛里居然是一个鬼地方。 如果他看到以前那个连她自己都无法容忍的鬼样子， 还不会更震惊吗？ 杨承宗住在加拿大温哥华近郊的一座宽敞亮丽的花园洋房里， 周边是绿茵茵的草地与幽深的小树林， 溪水潺潺流过树林，发出轻盈的流水声，让原本寂静平和的花园草地显得更加空寂。 在花园洋房里居住了三十多年的他无法想象， 也无法理解眼前所看到的居住环境。 他真的不明白， 原来三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全家居然住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地方竟然还自觉很满意。 杨承宗忍不住对宛如说：“你还记得我去香港前到你家找你时你说的话吗？我当时暗示你要不要跟我坐船去香港，你却冷冷地回答我说，'我才不要做白华，像白俄一样逃离家园，做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你那时坚持要要留在上海等共产党来建立新中国，你是多么爱国啊！难道你的爱国换来的就是这个？” 宛如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今被杨承宗这样突然一问， 她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临离开北京的前一天， 杨承宗约宛如来到僻静的北京中山公园进行了一场深谈。两个人沿着公园的小径，在萧瑟似水、 静寂如秋的北京初春中，踏着刚刚过去的冬天遗留满地的枯黄落叶缓缓而行。 杨承宗跟宛如讲述了这三十几年来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 三十五年前， 当杨承宗陪着好友小马第一次在清新高中女生部看到穿着一身白色体操服， 青春靓丽的宛如， 他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然而，碍于小马的朋友情， 他只能将这份暗恋深埋心底。 后来， 宛如考大学去小马家里吃午餐的时候，因为小马后妈的一句居高临下的评论而内心大受打击， 萌生了与小马分手的念头。 他们彼此家庭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小马对她内心渴望家庭温暖的不解是宛如不得不与小马分手的主要原因。 很多次， 杨承宗受小马嘱托来找宛如请求她回心转意， 每当宛如跟他大吐苦水的时候， 他都冲动地想告诉宛如自己对她的一份深情。 然而碍于朋友情份， 他难于启齿。 最后一次见到宛如的时候已经是1948年底， 上海有钱人纷纷撤离上海之际。 他那时就是想请求宛如跟他一起离开上海去香港，却被一心等待上海解放的宛如回绝。 三十五年一别，他心底里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勇气将这份情感告诉宛如， 没有能够将他心底最惦记的这个沪江女生一起拉到香港从而改变彼此的命运。 如今，看到宛如生活的如此简陋粗燥， 他更加后悔当初自己的懦弱和退缩。 宛如听到杨承宗的这一番告白， 心底里又是感激又是难过。 感激的是杨承宗终于将自己的内心情感告白与她， 让她明白了他这几十年寻找她的一番苦心， 难过的是这么多年， 三个人天涯相隔， 互无音信， 只能将青春里这段最美好的时光， 最珍贵的记忆埋葬在心底最隐秘的地方。 宛如忍不住泪水上涌，眼眶泛潮。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一片枯叶， 看着远处掩盖在初春里的依然萧瑟的皇家园林， 慢慢地说： “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三十五年的往事就像一场梦，等梦醒来时，已经是人老体衰筋疲力尽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最好的年华已经烟消云散毫无踪影了。回忆往事太痛苦了，我只想尽可能地把它忘掉。现在我别无他求，只想过一点安定平静的生活。” 杨承宗被宛如的消极吓了一跳， 他惊讶地望着眼前这个人到中年的女士， 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充满激情，性格像男孩子一样泼辣的谢宛如。 当年的那个快乐开朗、生气勃勃的姑娘形象，烙印般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记忆之中，挥之不去。而今眼前这个神态疲惫、容貌凋零的女干部，无论如何让他难以相信这两个宛如是同一个人。 宛如将自己这三十五年因为政治运动导致的各种颠沛流离的人生坎坷以最简单的语言向杨承宗一一道来。他们时而并肩漫步， 时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不断倾诉， 另一个不断理解， 转眼几个小时过去， 他们就像年轻时在上海一起谈心一样， 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叙述之中， 忘记了时间。 宛如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还会与杨承宗见面， 会跟他当面述说三十五年来走过的人生路。 三十五年前分手时， 他们还是二十岁的年轻人， 而三十五年后， 当彼此的道路再次交叉的时候， 他们已经人生过半， 无法再回头。 站在中山公园铺满落叶的小径， 两个中年人最后相拥而泣， 互道珍重。 两个人都不知道， 此次一别， 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再过一个三十五年， 彼此的道路是否还会交叉相会。 杨承宗离开之后的几个月里， 宛如都难以抑制内心的伤感。 夜里， 她难以入睡， 不断回忆当初的一切， 问自己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她是否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和决定。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 当初杨承宗来上海马力斯新村找她的时候， 她斥责他是不爱国的白华。 而今， 三十五年过去， 她却跟同一个人要求将自己还在上高中的女儿保送到国外读书。 这样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难道不是对她人生的一个否定， 一个莫大的讽刺嘛！ 杨承宗回到了加拿大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在台湾的当年小马， 现在的知名人士马先生打了一个电话， 劈头盖脸就说：“我找到谢宛如了！” 电话里， 马先生顿了好一会儿， 好像不敢相信他这句话的真实性似的。 回想起当年，自从宛如在沪江与他决绝分手的时候， 他伤心了好久， 觉得肯定是宛如考上了大学， 看不起他才跟他分手的。 于是， 他收拾起伤心踏上了去美国上大学的旅途。 想到， 美国之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让他的人生从此与谢宛如毫无交集， 这个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名字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埋没心底。 如今， 杨承宗的一句话就让他心底一颤， 往事回涌。 毕竟， 马先生已经是商场上的知名大亨， 不再是当年那个穿着美式军装的毛头小伙， 因此他只是沉吟了一下， 不再说什么。曾经的上海， 曾经的往事如同一场梦一样，只存在他的记忆深处。 只有在可望不可及的记忆里，他曾经的初恋情人如此鲜活生动地笑靥如花， 深情相望， 那个十九岁的谢宛如是所有的时光都无法消融的光影， 常存在他心底的相册中。 （选自作者纪实回忆性小说《上海浮生若梦》最后一章《似曾相识燕归来》。《上海浮生若梦》在Amazon上有售。） 【作者简介】纽约桃花, 生于北京，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教育部, CBS电视台. 美国音乐电视台MTV纽约总部和亚洲部担任电视节目制作人。 获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电视制作硕士学位。目前，从事新媒体新艺术项目的创立与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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