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南侵，平津危急。原在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于当年11月1日上课。 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宣布迁云南。数百名师生徒步3000余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4月26日抵昆明，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4日上课。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直到1946年“五四”，联大结束，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历时整整8年。 8年间，西南联大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学者，写出中国教育史上最绚烂的一页。在联大招收的8000余名学生中，已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3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6位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以及8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缅怀8年支持之辛苦，纪念三校“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的珍贵历史，在抗战胜利后，联大各校即将复员北返之际，校方决定树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西南联大纪念碑原碑立于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二·一”四烈士墓西侧。正面碑文约1000余字，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碑后则为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的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刻录了834位联大参军同学的名字。后北大、清华、南开逐步将此碑复制，立于该校。 作者简介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该校。 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官阙。 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 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 诗书器，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 千秋耻，终已雪。 见倭寇，如烟灭。 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 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 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三从联大的精神看今天大学的精神(一)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精神 西南联大在长沙、南岳、蒙自、昆明等地克服各种艰难，在当时那样动乱的局势中，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以“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精神，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这就是西南联大精神。 (1)表现在坚持教学、勤奋学习、弦歌不辍上。 1938年联大在昆明城外西北部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土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据杨振宁回忆，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就在这片新校舍以及其他租借来的房屋中，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研究、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创业之才。 1943年12月林语堂准备到美国路经昆明时，参观了西南联大并作讲演说:“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这种精神乃是民主精神、科学精神，首先是爱国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构筑了西南联大师生的共同信念和责任,即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国家、民族前途所具有的责任感。正像陈岱孙回忆说:“尽管，在这抗战八年期间，前方战事有时遭到挫折，但联大师生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是绝不动摇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我们终究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竭’的”，抗战胜利之后，会“百废待兴，我们国家此时将需要一大批各方面的建国人才。'中兴业，须人杰’，责无旁贷，我们要承担起提供这人才的重任”。 (2)表现在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精神品质上。 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具备的精神和人格,及教师们做学问的认真态度，才能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薰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浩学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一文中回忆说:“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 蒋梦麟校长也回忆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物理学家杨振宁深有感触地讲: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三千人为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曾再三讲过，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这其实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们的共同感受。自由民主的学风和西南联大的精神,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杰出人才。据资料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委员，有118人出身于西南联大，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54名委员中，西南联大教授占了11人，堪称一时之盛。还有言道，西南联大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大师级学者，在那里，走出了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华人科学家。西南联大是现代中国科学家的摇篮。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反之，西南联大制度的设计者们(教授校长)都是具有优良品格的人，有了好人，才能立好制度，才能办好大学， 1971年到 1972年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中文名字易社强)，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联大八年》一书，他发现战时的中国，在其西南角上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居然办了这么一个大学，他便提出一个疑问一一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竟能培养出这样众多出色的人才?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多方搜集资料，访问了五十多位联大教师，两百多个联大同学;不辞辛劳，远渡重洋，八次往来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长达七百余页的巨著《联大一一在战争与革命中的一座中国大学》。
易社强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他曾对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善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他深信西南联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深远的意义。 (二)今天大学的精神应该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及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可是今天的大学都在考虑那些问题呢？ 首先是学校升级成风。专科向本科、学院向大学、普通大学向重点大学、专科大学向综合大学，等等。升级的数据为:校园面积、招生人数、有多少国家级实验室、多少图书馆藏书、多少教授、多少篇论著、多少项重点课题、中青年教授比例及博士学位者比例等等,很少有衡量教师在某领域的独创性贡献、对学术传承和发展起重大作用(即大师)的标准。 人们看到的只是升级后给大学带来实际的好处，而没有想到隐藏在这些“集体舞弊”的飙升数据背后的代价，则是牺牲了作为大学教师的基本准则,“种下了不诚实的祸根，而对天真的学生，我们将无地自容!学校升级理应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它依靠实力作证、良心保底。如果这样挖空心思的蒙混过关，不加掩饰地集体作假，不得不让人怀疑只有这么一些解释:尽快地为权力寻找提升的借口，无情地为市场拓展更残酷的空间,贪婪地为掠夺建造更具欺骗性的平台!” 当大学领导为招生扩大、升级成功、圈地到手、大楼盖起而欢欣鼓舞时，高校的现代教育原则，不同大学本身应该具有的风格与特点皆抛到脑后。 其次是增设学科成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社会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加大，大学新兴学科也应运而生，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当大学搭乘市场的快车，以追求效益为目标的学科建设一旦蔚然成风时，势必形成许多大学不管自己师资情况如何,也不管对该学科有无实际研究能力，只要是能赚钱的学科就盲目上马，一时间各个大学竞相开设广告专业、影视专业、商品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法律专业、文秘与公关专业等等，形成教育领域中的“市场泡沫”。 而学校开设这样的课程，明知老师们自身的水平相差甚远，是学科的门外汉，但从来就不愿意在师资培训上化功夫。所以，“这些新学科的老师们在学生面前的优势只是早一天熟悉教材而已。恰怡是这样的学科竞然成了当今大学的显学,也成为大学开拓市场树立形象的一张标签一一现代化的大学”。大学的这些专业究竟对社会有多大贡献则不去考虑。其所谓“点”的设置和申报与新开专业同出一辙，不过是为金钱而设。有人说中国劳动力廉价，最省力的选人方式就是文凭,中国的学生大都为了文凭而上大学!还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失去了脊梁，混灭了精神，只余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说，中国20多年来根本没有大学，有的只是一个“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无怪人们发出这样的质疑:“这样的大学能给学生们什么?冷漠、自私、虚伪、对财富的欲望、对知识的轻慢，还有对大学精神本身的侮辱!如果仅仅是为了将大量中学毕业生赶进一个有围墙的地方圈养起来，以暂时缓解社会就业与治安的问题，我们又何必这样去寻找光明的理由，让大学来蒙此差辱?” 这种教学、科研量化管理和大跃进式发展观，使人们对当今的大学教育产生深深地忧虑，与西南联大相比,今天的大学缺少优良的教育体制和有资格的教师、有良心的师德。如今大学教授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科研条件已今非昔比，甚至有的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我们能拿得出多少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创新性成果呢? 我们缺少的是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职业道德、学术操守和不忘使命、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缺少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校舍简陋，衣食堪忧，却培养了无数精英的社会责任。而今天大学校园的学子们，沉迷于网络游戏，热衷于吃穿攀比，迷信于传销暴富，整天叫苦连天，不务正业。他们缺乏西南联大学生身上那种朴素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刻苦学习精神和坚定的信念。缺少那种“刚毅坚卓”、矢志于“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码”的大学精神。 在这个功利的时代，该怎么看西南联大的精神，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冯宗璞在其《东藏记》中说的话:“知识分子必须有尊严地活着，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也代表了国民的人格底线。由此说来，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划出了一个人格标高:当我们面对强权、金钱苦难、耻辱、野蛮的考验时，有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否愧对'民族的脊梁’的称谓?”大学之为大学不仅仅她是某种客观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存在，是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 正因为西南联合大学有不朽的精神存在，其大学理念、使命和传统才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但大学精神则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她必须拥有坚定不拔的信念，具备超然独立自主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世俗社会，即“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完成教育独立地位的回归。 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西南联合大学的传统与精神，重温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大学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教育界以清净。西南联大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照亮未来。 冯友兰曾经从民族复兴的高度，以独特的方式撰写了西南联大八年的纪念碑，今天我们再读此碑文，即深深地钦佩冯先生的高瞻远瞩，又期盼他的预言能早日实现。  参考资料： 武才娃：《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文》的当今思考》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0卷第5期 2009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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