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中，得到孙中山器重的人并不多，邓演达是其中一位。他追随孙中山在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以至于孙中山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就有希望。” “两达”之一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 少有大志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归善（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鹿颈村。邓家的几位祖辈都以务农为生，到了邓演达父亲这一代，才稍微有了改变。邓演达的父亲邓镜仁是晚清秀才，但他无意仕途，热心教育事业，在家乡创办了鹿颈小学，后被淡水镇崇雅学堂聘为教员，曾写下“培植资时雨，英雄起草茅”的条幅自勉。 淡水镇是当时对外通商交往的重要口岸，外来文化和社会新思想大量传入，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并兼容。邓镜人同情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信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学说，并以此为子命名。长子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名演达，字择生。 难能可贵的是，邓镜仁不是一个只埋头教书的迂腐秀才，在工作之余，还积极与当时的进步人士来往，关注国家大事。在邓镜仁中年时期，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也改变邓演达一生的人，他就是同盟会会员邓铿。 邓铿，出生于广东梅县丙村，幼年随父迁居归善（今惠阳）县淡水镇，他的家族是当地有名的望族。邓铿早年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并加入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和邓铿的接触中，邓镜仁逐渐明白并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由于当时清政府对革命党人追捕甚严，邓镜仁还不时给予邓铿等人以帮助。 邓演达10岁时跟随父亲到淡水镇读书，邓镜仁与邓铿的交往给了邓演达积极的影响，在小邓演达的心目中，早已立下了一个志向：像邓铿那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为民主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十年磨剑清朝末年，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政权，着手编练新军，并在各省成立陆军学堂，培植军事骨干。邓铿当时在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堂任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传播孙中山的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主革命主张。 1909年，在邓铿的鼓励下，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成为该校第四期学生。由于邓演达在该校同级学生当中年龄最小，成绩最好，深得邓铿的喜欢。在邓铿的介绍和引荐下，年纪尚小的邓演达加入了同盟会。 当时在陆军小学，同盟会的会员仅有20多人，每个人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常被派出去执行任务。同盟会干部姚雨平负责广州附近军事学校和巡防营的组织发展工作，经常需要与各地同盟会组织进行联络，他最喜欢派遣的联络员就是邓演达。他曾经对周围人说：“择生（邓演达的字）尽管个子矮，但聪明机警，让他执行任务，不容易引起清兵的怀疑，所有秘密函件，只要是择生一手操办的，十之八九不会出现差错，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楷模。”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白色恐怖随即笼罩广州城，清兵到处抓捕革命党人。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邓演达带领“陆小”的学生携带宣传标语，从黄埔秘密入城，散发反清宣传单，激发人们的反清斗志，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革命党人的撤退。他的行动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注意和称赞。 1911年4月27日，由黄兴、罗仲霍等人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再次激励了邓演达。这次起义因为提前举事而最终失败，原本准备响应的邓演达来不及准备只得无奈作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得知此消息之后，邓演达领导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同盟会成员也成立了革命军，准备响应武昌起义。邓演达与另一名同盟会成员郭冠杰前往汕头，参加姚雨平领导的韩江第四军，在当地义军的配合下，分三路进攻警察局、水巡局和炮台。 三个地方的守卫清兵多半已成惊弓之鸟，见到起义军逼近，往往不及交锋便闻风而逃。战斗没有持续多久，起义军收获颇丰：缴获一百多支崭新的毛瑟枪。因为邓演达在此次战斗中表现出色，邓铿决定派邓演达到黄顺和统领的民军中当教官，把民军训练成正规的革命军。这一年，邓演达年仅16岁。 武昌起义深深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南方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广东各界人士于11月9日在咨议局开会，建立广东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蒋尊簋为军事部长兼代理临时都督，宣布广东共和独立。10日，胡汉民从香港来到广东，召开大会，就任广东都督，由此开始了革命党人统治广东的时代。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广东军政府决定组建广东北伐军，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2月8日，八千多人的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北伐。邓演达领导的“陆小”革命军一直跟随北伐军北伐，并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在整个战斗过程中，邓演达的军事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孙中山和邓铿有意地给邓演达布置各种任务，对他进行磨炼。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邓演达和不少革命党人一样，都以为民主革命的目标就要实现，却不料一个月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采用军事威胁和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手段，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革命形势陷入了低潮。 这时，邓演达又作出一个决定：重新学习军事。不久之后，在邓铿的帮助下，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第六区队当插班生，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悉心研究每次起义的资料以及国外一些战争的案例。 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邓演达思考了很多问题，学到了很多军事知识。而就在这时，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邓演达随即报名参加了北伐军，被邓铿任命为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三连连长。遗憾的是，北伐军还没有行动就因为炮兵叛变而遭遇失败。民主革命再次陷入低潮，邓演达痛苦不已。 1914年，邓演达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冬，他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1917年，孙中山拥有了一支归革命党人掌握的武装——援闽粤军，邓铿任司令部参谋长。1919年2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整整10年，经4所军事学校的系统学习、3次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以及中国同盟会的陶冶历练，年轻的邓演达在革命、军事理论、品格、道德情操、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实践经验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粤军新秀保定军校毕业后，邓演达被派赴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任排长。1920年初，应粤军参谋长邓铿急召，邓演达赶赴福建漳州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加入孙中山直接领导的军队，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25岁的邓演达被任命为宪兵连连长。 援闽粤军组织庞杂，纪律松懈。邓演达上任后，充分发挥宪兵职能，大力整顿，一时军纪严明，社会秩序良好，博得群众好评。由于邓演达英勇善战，8月被提拔为少校营副。10月，粤军经过3个月苦战，终于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的势力，打回广州，使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为使粤军成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孙中山特派参谋长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为其他部队作示范。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邓铿任师长，此时粤军已有八九万人，但成分复杂，名为革命部队，实际对于革命、政治、军人职责及现代军事技术等都不甚了解。而且不少官兵沾染了吸鸦片、赌博的恶习，花天酒地，鱼肉百姓，营私逐利。为建立一支革命新军，邓铿决心对他所率的第一师认真整顿。为此，他起用了一些具有朝气并经过军校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骨干。邓演达遂被委任为一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不久，又受命组织工兵营，任工兵营营长。 根据邓演达的建议，一师制定了整训计划，对官兵进行现代军事技术、政治常识、社会知识和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具有政治觉悟、军事才能和作战勇敢的新式军人。 邓铿还注意对下级军官的教育，专门开设军官教育班，挑选一批军官前往受训，特指定邓演达兼任该班班主任。邓铿对邓演达十分信赖，倚为左右手。邓师长不仅平时常找邓演达商量大计，而且在检阅部队、召集军官训话时，也多以邓演达作示范，请他当场解答一些军事技术问题；加之邓演达严于律己，团结官兵，所以很快得到全师官兵的爱戴和尊敬。邓演达在第一师的职位并不算高，可是他为官兵所拥戴，也深得师长邓铿的信任，无形中成为第一师的核心人物。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第一师官兵面貌显著改变，战斗能力大大增强。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陈炯明野心勃勃，借“阻挠北伐”想称霸广东。1922年，他派人暗杀邓铿，窃取了第一师师长职位；又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第一师面临被分化瓦解的危险。 当时第一师上层拥护陈炯明的占多数。为使第一师掌握在革命派手中，邓演达联合李济深、张发奎、李章达等人密谋反陈计划，大家公推邓演达前往上海请示。邓演达秘密经香港到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广东和第一师的情况，请示今后行动计划，受命回广东秘密联络滇、桂、粤军中的革命将士，组成西路讨贼军。由于第一师师长及参谋长均消极抵制，孙中山任命邓演达为前敌总指挥，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西路滇、桂军配合粤军第一、三师起义，于1923年1月重新占领了广州。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进驻大元帅府，亲自掌握军政大权。孙中山下令整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因邓演达讨陈有功，拟提拔为第一旅旅长，邓演达认为自己还年轻，坚辞，并推荐陈铭枢任旅长，自己则担任第三团团长。邓演达平素廉洁奉公，纪律严明，绝不宽容贪赃妄法，同时唯才是用，平易近人，爱护下级，关心士兵生活，因而深为官兵所拥戴，第三团也被誉为粵军的模范。 四月间，驻粵北、西江一带的桂军沈鸿英与北洋军阀勾结，宣告叛变。一师奉孙中山命令，讨伐沈鸿英。一师与其他粵军一道，先将粵北部分沈军击溃，复进击盘踞肇庆的另一部沈军。五月中旬，邓演达担任围攻肇庆城的指挥官。他带领官兵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从地雷炸开的缺口冲进城内。 攻占肇庆城不久，滇军杨如轩、杨池生率部叛乱。孙中山急召邓演达率第三团火速赶回广州负责保卫大元帅府及广州地方治安，并授邓演达以少将参军的职务。不久，沈军卷土重来，再扰西江，邓演达又奉命率部到西江平叛，攻占了梧州。七月间，陈炯明部又从惠州进扰石龙以及博罗、增城一带。孙中山亲自督师东征，决定以地雷炸陈军盘踞的惠州，为此写信给邓演达，要他率第三团回粤讨陈。邓演达见事情紧急，于是率部队赶到，并奋不顾身地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逆军的战斗。十二月间，陈军终于被击溃，退回东江老巢。 战斗结束后，邓演达率第三团随一师师部回西江休整。经过两年征战，一师属下各级军官伤亡不少。为了充实基层，加强部队战斗力，师长李济深在肇庆以西江善后督办名义设立西江讲武堂，培训下级军官。邓演达任特约教官。在邓演达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讲武堂为一师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力量。 黄埔岁月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议、支持下，积极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军事骨干，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以后又任命王柏龄、李济深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于二月六日正式成立筹备处。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等五部，李济深为教练部临时主任，由邓演达代理，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 三月一日，军校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邓演达任委员，参加考核学生和录取工作。在军校筹备过程中，蒋介石曾借故辞去筹备委员长的职务，擅自跑去上海，企图解散筹备处，使筹备工作一度受影响。邓演达与廖仲恺、叶剑英等人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行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继续坚持筹备工作。由于廖仲恺、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批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紧密合作，使筹备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筹备期间，又发生了粵军总司令许崇智因受孙中山批评而负气跑到上海的事情。邓演达奉命前往上海劝许回粵工作，并结合办理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将所招学生分批送往广州入学。 1924年5月，军校第一期开学之后，邓演达先后被任命为教练部副主任、代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他遵循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举的方针，严格要求学生，对违纪行为不迁就不姑息，但也从不以权压人，对持不同见解的学生耐心说服，谆谆教诲。他时常与学生一起跑步出操，一起吃饭。每次参加全校大会，他都是正襟危坐，始终保持军人仪表，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在军校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 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阵营中坚定的左派，每当遇到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倒行逆施，邓演达总是给予激烈的批评。渐渐地，他的举动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蒋指使其党羽王柏龄对他监视，并造谣有人排斥校长，诬称邓演达和恽代英、张治中、高语罕为“黄埔四凶”，千方百计排挤邓演达。对此，邓演达并不计较，而是以革命大局为重，没有和蒋介石等人撕破脸。不过为了避免矛盾激化，1925年春，他忍痛辞去教育长职务，远赴欧洲，去德国留学。 在德国，邓演达遇到了共产党员朱德、孙炳文等人，志趣相投的他们很快熟识了，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探讨国际、国内形势，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就在这个时候，不幸发生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政府失去了主心骨，革命形势开始变得不太乐观。就在孙中山去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身亡，国民党再失栋梁。 连续发生这么多的不幸事件，具有高度责任心的邓演达知道自己在德国是待不下去了，必须回国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彻底的斗争。1925年冬天，邓演达告别了在德国的朋友，取道莫斯科，踏上归国的旅途。 对于邓演达的归来，蒋介石表面上是欢迎的，内心却深感不安，毕竟邓演达和他一样，都是国民党内部极具威信的人物，更何况，邓演达深得人心，和他斗，蒋介石不见得就能赢。 为了“讨好”邓演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议选邓演达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又主动以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委任邓演达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后又任命邓演达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 蒋介石一连串的举动，让周围人都觉得他对邓演达器重无比，也使得不少不明就里的人认为邓演达是蒋介石圈子的一员。不过很快，邓演达就证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与右翼势力进行周旋。当然，邓演达也并不想和蒋介石闹翻，遇到事情时要么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要么委婉提醒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邓演达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蒋介石等人幡然醒悟，继续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路，为全国人民谋利益。 遗憾的是，蒋介石不仅让邓演达失望，更让他感到愤怒。1926年3月，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公然诬蔑奉命到黄埔港待命的中山舰阴谋暴动，并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拘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开始破坏国共合作。 蒋介石在此时挑起事端，试图将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完全不符合孙中山的遗愿。为此，邓演达挺身而出，指责蒋介石滥用职权，破坏国共合作，是对孙中山的一种背叛。对于邓演达的指责，蒋介石不仅不反思，反而将他软禁。 几天之后，又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邓演达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湖州军分校教育长，将他调离黄埔军校。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的心腹、号称“黄埔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应钦，他根本就不让邓演达到任。此时，黄埔军校已然成为蒋介石的天下。无处可去的邓演达只好留在了广州，意欲推动北伐。 邓演达劝谏蒋介石：“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各种势力之间斗争激烈，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如趁此机会，开始北伐，以此来稳住局势，更何况，这也是孙中山的遗愿。” 对此，蒋介石不置可否。 投身北伐1926年7月，在邓演达多次催促和帮助下，蒋介石决定挥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借此机会，邓演达召集了郭沫若、章伯钧、孙炳文等一批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以此来平衡蒋介石的右派势力，保证北伐的顺利进行。 在各方的努力下，北伐军于9月初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最后攻到武昌城下。为了能够帮助北伐军尽快攻下武昌城，稳定民心，邓演达每天汉口、武昌两头跑：接见汉口各界代表，阐述北伐军的宗旨和政策，使民众积极支援北伐；会见各国驻汉领事，宣传北伐军的对外政策，希望各国侨民各安各业；接见武昌敌军商谈起义或投诚的代表；设法解决城内居民的断炊问题；用学过的工兵知识指导开挖地道，与叶挺等指挥员商讨攻城方案，等等。 9月6日拂晓，邓演达在武昌城下督战时，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肋旁穿过，打中坐骑的头部，马匹立时倒地。见此，在场人都惊出一身冷汗，而邓演达却拍拍身上灰尘，继续督战。事后，人们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邓演达笑了笑说：“人总有一死，如何死去，也是碰机会，不过我愿意战死沙场，不愿意像岳飞那样死。” 10月10日，北伐军终于攻克武昌。此时邓演达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休息和打理自己了，以至于洗澡时，才发现“肋肉腐烂”。邓演达为北伐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正因为如此，他被人们称为“北伐功臣”。 主政湖北武汉光复后，邓演达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和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他把政治部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后方政治部由共产党员孙炳文负责，前方政治部由他负责。对于这种政治工作制度，日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邓演达并未感到满足，他在主政湖北时期，始终没有忘记北伐军的宗旨：稳定和发展革命形势，完成孙中山的遗愿。 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攻打南昌时遭遇兵败，差点被军阀孙传芳逮住，不少国民党内部人员都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着看蒋介石的笑话，邓演达却始终以大局为重，命令属下张发奎带领4个团协助李宗仁的第7军去援助蒋介石，并调遣黄埔工兵科和第8军山炮营援助江西。为了防备万一，邓演达还派遣了中山2号、5号飞机赶赴江西参战，为蒋介石的部队运去了大批的军械、弹药，极大地缓解了江西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改善了战局，最终给孙传芳极大的打击。可以说，江西战场上的胜利，除了北伐军英勇奋战之外，邓演达也功不可没。如果没有邓演达，如果蒋介石被军阀孙传芳所俘虏，或许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在主政湖北时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邓演达开始着手恢复与发展当地的经济，澄清吏治，致力于建立“廉洁政府”。他一个人挑起军政财三方面的担子，成为政府权力的中心和主要领导人。 为了推行“三民主义”，邓演达把目光投向半殖民地社会的“毒瘤”——盘踞在中国大地的外国势力。这些外国势力以“租界”为名，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民愤极大。对此，邓演达决定采取革命行动。 就在国民革命军进入汉口的第二天，邓演达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坐上自己的轿车，从江汉关穿过悬挂着严禁中国武装军人入内的牌子，闯入了租界禁地。当英国巡捕正在惊慌失措时，他的座车已如流星般飞奔疾驰，穿过了法、日等租界区，绕了一个大圈子，胜利地回到总政治部。邓演达的行为打破了外国势力关于租界不让中国人随意行动、更将中国军队完全挡在界外的成规。从此之后，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军人都可以随意进入租界区，若无其事地在外国巡捕身边走来走去了。 1927年1月3日，黄埔军校学生在汉口英国租界边进行革命宣传时，大批的英国水兵冲出来，驱赶人群，导致数十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1人生命垂危。听到此消息的邓演达立刻从南昌赶回武汉处理此事。了解事情经过之后，邓演达致电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建议乘势收回英租界。在各界群众高涨的反帝情绪和邓演达等人的强烈要求下，联席会议于5日组织“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了66年的这块中国国土。 几乎就在同时，九江的英国租界也发生了英国士兵打伤中国工人，并炮击两岸的事件。得知此事之后，邓演达又于1月7日赶赴九江，派第6军一个营进入英国租界，维持秩序，并另组织治安临时委员会，给英国租界施加巨大压力。 为了抵抗这种压力，英国租界当局叫嚣各国准备进行干涉，并向武汉调兵遣将。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改变现状，胁迫革命政府妥协。对此，邓演达没有上当，他向英国租界当局严正表示：“英国人欲用武力恢复，我等亦当以武力应付，盖中国人对于外国枪弹之恐怖，已成过去。”在邓演达的领导和组织下，各地民众也自发地举行各种集会抗议英国租界当局的行为，要求政府收回租界。 2月19日至20日，英国代表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签订协议，终于同意中国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既成事实。两个租界的收回，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是国民政府迁汉后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在这场涉外斗争中，邓演达有勇有谋，表现可圈可点。 反对独裁在邓演达为国民革命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微妙，进而发展到对立。其中的导火索便是“迁都”一事 1926年11月，北伐军已经攻克了武汉三镇，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这样既可以继续北伐，也可以对南方的湖南、云南，西边的贵州、四川等施加影响。最重要的是，武汉有长江，方便各种物资的进入，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决定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蒋介石却另有打算。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在此期间，蒋介石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迁都南昌。蒋介石这么做，目的非常明确：武汉有邓演达，政府在那里办公，他不便进行控制，对他个人的发展前途也不利。相比较之下，南昌是他自己带领北伐军攻克的，在当地有较高的人望。尽管邓演达一再劝说，蒋介石还是执意要这么做，甚至还扣留了经过南昌的中央委员，以此来与国民政府对抗，逼迫国民政府妥协。 这还了得？邓演达和吴玉章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蒋介石来武汉进行所谓“迁都”宣传的时候，邓演达发动了30万人的群众游行，希望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 没有达成迁都目的的蒋介石决定用“拒绝北伐”来要挟武汉国民政府，他命令攻下南昌的第二路军停止前进，按兵不动。北伐还未结束，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奈之下，邓演达向汪精卫建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他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命令李宗仁率领7个军从湖北阳新向江西逼近，蒋介石随之也进行军事部署来应对。眼看国民党内部要发生一场兵变，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出面调解，提议邓演达和蒋介石上庐山进行协商，并且约定双方都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少量警卫，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深知蒋介石秉性的邓演达心里非常明白，蒋介石既不会向汪精卫妥协，更不会听从鲍罗廷的调解，要促使他继续北伐，唯一的途径就是给他来点“硬的”。那么到底怎么办？邓演达自有安排。 12月中旬，邓演达上了庐山之后，立即电请北伐军第一路总指挥唐生智前来密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刚开始唐生智还有些犹豫，在邓演达的反复劝说下，他决定助邓演达一臂之力。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邓演达和唐生智率领一队士兵事先埋伏在蒋介石下榻旅馆大门的周边，然后前去敲门。蒋介石的卫兵看到是邓演达和唐生智两个人前来，立刻就开了大门。就在此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一拥而上，蒋介石的卫兵很快被缴了械。 蒋介石被吵闹声惊醒，等他看到邓演达和唐生智时，便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反而招呼大家坐下。邓演达和唐生智开始和蒋介石理论，要求他继续北伐。正在此时，听闻消息的汪精卫和鲍罗廷赶了过来，看到事情已经到这一步，再不处理，很有可能演变成更大的冲突。于是，汪精卫建议邓演达和蒋介石将所带的卫兵全部撤离，以蒋介石所在旅馆为界，谁都不得擅自越界。此外，汪精卫和邓演达、蒋介石商量后作出决定：一、立即恢复蒋介石自由；二、蒋介石此后不得追究此次行动所有人员的责任；三、天亮后蒋、汪及随同人员分别由庐山山南、山北下山，然后在武汉集结，召开国民党大会，共商北伐大事。邓演达、唐生智见事已至此，也表示同意。 但是，经过此事的蒋介石还是不愿意立即北伐。为使事情能最终得到解决，邓演达不辞劳累，又到南昌进行劝说，岂料蒋介石在1927年2月1日也搞了“兵变”，扣留了邓演达。2月3日，邓演达趁卫兵不注意，偷偷溜走，秘密回到武汉。至此，邓蒋之间的矛盾已经摆上了桌面，两个人之间渐行渐远。 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行为很快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兵变”发生之后，武汉发起了“恢复党权运动”，并组织中央临时行动委员会，以此来制约蒋介石。邓演达、徐谦、吴玉章、孙科、顾孟余5人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委员。 3 月10 日至17 日，邓演达又在汉口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集体领导、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如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撤销了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事委员会等。蒋介石虽仍名列中常委，但其余8 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的权力有很大的制约。邓演达则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他在武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使得蒋介石更加嫉恨邓演达，彼此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加深。 1927年4月，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蒋介石纠集右派势力开展“清党”运动。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的会议，申明“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这里的“之”既是指共产党员，又是指邓演达等一批国民党左派。此时，邓演达已经被蒋介石列为“丙类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 4月12日，蒋介石撕下伪装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此前，4月6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李大钊等20人英勇就义。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上海“四一二”清党事件发生之后，邓演达立即发表演讲，斥责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并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 4月17日，根据邓演达和董必武的建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销其本兼各职。 4 月22 日，邓演达与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等40 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次日，邓演达主持武汉30 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 5月7 日，黄埔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召开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已经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究其原因有两点：蒋介石的自私心理与邓演达革命为公理想的对立，蒋介石以国民党右翼为正宗的立场与邓演达始终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立场的对立。尽管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才华十分欣赏，邓演达也一度极力争取蒋介石与他合作，但两个人终究还是走向了对立，难以挽回。 邓演达东征讨伐蒋介石的建议没有被国民政府采纳。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向河南进军，打败奉系军阀。短短15天的时间，邓演达率领北伐军占领了郑州，把奉系军阀赶到黄河以北，实现了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计划。 北伐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矛盾依旧在激化。在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汪精卫主张“分共”，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冯玉祥主张武汉国民政府和南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对于汪精卫和冯玉祥提出的建议，邓演达都极力反对，并带领北伐军撤回武汉。见此情景，蒋介石随即派人与汪精卫联系，主张彼此之间进行合作。很快，汪精卫和蒋介石狼狈为奸，开始新一轮的“清党”运动，剑指武汉三镇，武汉革命形势危在旦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演达为挽救革命做了最后的努力：将总政治部200多支枪械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劝说汪精卫；给张发奎做工作，争取把第4军和第11军的武装保存下来；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对策……。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成效均不大。在万般无奈之下，6月30日，邓演达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信，宣布辞职。在信中，他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屠杀工农群众，屠杀忠实党员”的罪行，说明自己的辞职是“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并表示“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立刻回来工作”。 7月15日，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第二轮“清党”运动开始，邓演达不得不化装成检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徒步沿平汉路到郑州，西出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归国的汽车队，于10月15日到达莫斯科。 探索新路到达莫斯科后，邓演达受到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此时的邓演达对中国革命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思考革命的出路，寻找更好的对策。11月，宋庆龄和陈友仁来到莫斯科考察访问，邓演达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交换了彼此的意见。最终，他们决定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有三：一、宣告国民党中央的罪恶，终止其职权；二、筹备召集各地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三、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 根据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宗旨，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三个人在上面签了字，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该宣言的发表，对于提高人们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的认识，促进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年12月，邓演达从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继续寻找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在柏林的这段时间里，邓演达不仅学习革命理论，还研究经济学、各国的政治制度等，力图全方位地提升自己。 1930年5月，在国民政府裁军问题上，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因为与蒋介石意见不同，爆发了中原大战，国民革命前途再次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左派人士一再呼吁邓演达回国主持大局，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先前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对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认同，回国之后的邓演达主动找到共产党，表示愿意合作，一同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个时候的共产党推行“左”倾错误路线，拒绝了邓演达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决定独树一帜，组建新党派。 经过将近3个月的努力，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十几个省市的30多个代表出席了会议，选出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邓演达希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形成第三种势力，以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的组织被人们称之为“第三党”。 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邓演达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因为《革命行动》半月刊旗帜鲜明、内容新颖、文字犀利、切中时弊、扣人心弦，发行量大增，从最初的500份上升到1万份，不少人甚至还买不到，就几个人轮流着看，可见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 除了发行《革命行动》，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在14个省市建立了自己的地方组织。同时还利用自己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建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入会黄埔生近6000人，占全部黄埔毕业生的一半还要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无论对于邓演达的第三党、《革命行动》刊物，还是第三党的地方组织，蒋介石都没有太放在心上，他知道仅靠这些是翻不起多大浪的，倒是“黄埔革命同学会”，让蒋介石感到了威胁。蒋介石一向以黄埔军校学生为其武装基干，他不怕邓演达闹革命、投共产党，他怕的就是邓演达挖他的墙脚，将他的黄埔系军人、学生拉过去，这样他就会失去立身之本了。更让他觉得毛骨悚然的是，自己手下的忠诚大将陈诚也成为“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一员，同时也是“第三党”的党员。 1931年上半年，第三党的组织活动和起兵准备已有相当规模，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2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举国哗然，宁粤分裂，国内政治局面更加动荡。立法院长孙科彷徨自危，躲到上海，蒋介石命吴稚晖追到上海，劝其回南京，并且买好当晚二人回南京的车票。晚上，孙科对如约而来的邓演达说要回南京调解宁粤分裂。邓演达劝他说，回南京只能起替蒋介石说话的作用，要起调解作用，只有在蒋介石控制范围之外。今日情势，反蒋始能救中国，救国民党。何调解之有！孙科觉得有道理，于是托词拒绝回南京，转赴广州参与反蒋。 南京统治内部丁超五、陈铭枢，华北方面冯玉祥、西北方面杨虎城，还有黄埔学生、保定军校同学胡宗南、李延年、严重、陈诚、胡伯翰等，均秘密与邓演达联系，希望他率先发难，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徐铭鸿经麦朝枢引见，与邓演达商谈了如何恢复中国革命和举兵反蒋问题。随后，邓演达在上海与陈铭枢、杨杏佛等会晤。商定陈铭枢赴赣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剿共”，将部队开回广东，与广东部队联合，树起“反对内战”“反蒋”的大旗，在南方建立基地，牵制蒋军的行动。第三党的活动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根基，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面对邓演达如此大的动作，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了，蒋介石派王柏龄到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侦察第三党的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邓演达的命运就在蒋介石和戴笠简短的对话中发生了改变，蒋介石，这个昔日的合作者已经准备向他动手了。 以身殉志8月上旬，起兵反蒋的一切准备逐步就绪。第三党最后商定：由邓演达率得力干部，亲赴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四川、河南、福建等地所有联络好的部队，一齐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 为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第三党应各地要求，在上海举办为期两周的训练班，由在上海的临委会负责人讲授政治主张、组织工作、宣传方法、调查研究等专题，然后将受训干部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 8月17日下午1时，第二期干部训练班结业，邓演达主持结业仪式。没想到，仪式刚开始不久，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们就包围了会场，他们用扩音器大声说道：“共产党在这儿开会，搞暴动，要进行搜捕，搜捕共产党人邓演达。” 邓演达挺身而出，对着前来搜捕他的人说：“我就是邓演达，我可以跟你们走，把其他人都放了！” 话音未落，邓演达就被两名探员扣住了双手，摁倒在地。在场的其他11名培训班成员也被一一带走。就在同一天晚上，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又逮捕了两名第三党负责人；深夜，黄埔革命同学会20余名负责人亦遭逮捕，第三党中央和地方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一遭到逮捕，邓演达就意识到肯定是自己内部出了叛徒，不然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不可能知道自己行踪，更不可能知道其他两名负责人和20余名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的住址。 “到底是谁出卖了自己？”经过一番缜密的思索以及对被捕人员的梳理，邓演达很快将目标锁定在陈敬斋身上。陈敬斋原是第三党上海市地方组织的成员之一，但生性懦弱，有点贪生怕死。据邓演达回忆，当天陈敬斋行为举止非常可疑，一到结业仪式现场，他就一个劲儿地要求邓演达停止举行仪式，问他为什么，他又不肯说。而且在仪式刚刚开始后不久，他就谎称腹痛出去买药。也就是在他走后不到5分钟时间，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就闯了进来。 事实上，邓演达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与解放后对叛徒陈敬斋的审查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积极进行营救活动，第三党和黄埔系的许多军人，都愿意冒险营救邓演达出狱。 在负责看守白云观监狱的侦缉队中，有一个广东人任该队的班长，他非常敬重邓演达的为人，想利用职务之便将邓演达救出去。但是邓演达拒绝了，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邓演达关押南京期间，南京教导总队的黄埔生邓克敏，曾自发地组织了武装营救队准备劫狱，不幸被军统特务发觉。事情败露后，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通缉。 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士兵中，有一个排是黄埔学生许沅圃的部队，他提出了营救邓演达出狱的具体计划，但要先筹集5万元，并将全体参与营救人员家属迁到上海安顿之后才能行动。在临时行动委员会将钱筹集得差不多的时候，蒋介石却下令将邓演达押往富贵山炮台废址的一所空房子关押，营救计划宣告失败。 被捕的邓演达越来越接近南京了，对于这个结果，蒋介石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他终于抓住了这个一直和他作对的人，紧张的是他希望能够劝降邓演达，不知道结果怎样。毕竟邓演达在国民党、国民政府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如果蒋介石贸然将他杀害，很有可能引发政局上的震动，让自己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因此，蒋介石没有公开审讯邓演达，而是不断地派人劝说邓演达，千方百计以诱骗方法使他就范。 蒋介石声称，只要邓演达公开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肯与他合作，即委任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拒绝了蒋介石开出的条件，他说：“我的政治主张绝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并留下“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从来未舜留”的诗句，以明心志。为了劝降邓演达，蒋介石还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从“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中，获得意见上的统一，从而利用这种感情拉拢他。对此，邓演达心如明镜，他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我肯定是有感想的，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的遗教，连年内战，排斥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 对于邓演达说出来的实话，蒋介石无法接受，他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对邓演达更是怀恨在心。恰在此时，一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保释邓演达。蒋介石没有想到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有如此之高的威望。蒋介石在惊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时，下定决心除掉邓演达，以免他东山再起。任务下达给蒋介石的卫士长王世和。王世和曾经是邓演达的学生，但受到蒋介石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铁杆的右翼分子，他心狠手辣，不讲情面。 1931年11月29日深夜，王世和谎称要将邓演达转移至汤山囚禁，带一排卫士将邓演达押上汽车，向着汤山方向疾驶。半路上，车子停了下来，邓演达感觉不对劲儿，便问道：“到了?”此时已经下车的王世和阴沉着脸说：“老师，车抛锚了，请您下来一下吧！”不明就里的邓演达随即抬腿走下汽车。正在这时，罪恶的枪声响起，一排子弹射向邓演达。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的邓演达就这样倒在了麒麟门外沙子岗一处事先挖好的土坑里。这一年，邓演达年仅36岁。 由于蒋介石一直宣称邓演达是被转移到汤山囚禁，而且王世和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一直到12月初才有风声走漏出来。很快，宋庆龄得知了这个消息，连忙从上海奔赴南京，质问蒋介石：“邓演达到底在哪里？”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知道躲不过了，便支支吾吾地说道：“他危害政府，有许多的证据，我已经下令将他枪决了。” 听闻此言，宋庆龄差点晕倒在地。缓过神来之后，宋庆龄当着很多人的面，怒斥了蒋介石，随后回到上海，将邓演达遇害的消息公之于众，并于12月19日在上海公开发表《宋庆龄之宣言》，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行径。 几乎一夜之间，民主革命精英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的消息就传开来。一时间，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贴满了“打倒蒋介石”、“为邓演达报仇”的标语。 尾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演达被追认为烈士，他的灵柩移葬风景秀丽的紫金山麓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陵墓左右并峙，象征廖、邓是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 邓演达虽然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出卖他的叛徒陈敬斋却逍遥法外。1950年3月31日，章伯钧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等人联名给中央政府写信，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要求对“此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公安部通过内查外调，在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搞清了一些疑点，最后提审陈敬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陈敬斋不得不承认出卖邓演达的全部事实，他供称：“由于反动势力压抑，对前途悲观，乃思卖党求荣之念，于1931年7月中旬，向蒋匪密告该党领袖邓演达先生之行踪，并与匪特暗中计谋，待机行动。” 1950年10月，公安部结案，并将结案简报送农工民主党中央，征询对案犯处理意见。 1950年11月，公安部将此案转交最高人民检察署审理。1951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会同北京市人民检察署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起诉。6月19日，军法处判处陈敬斋死刑，执行枪决。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终于受到应有的处罚。 邓演达已经牺牲了，但人们没有忘记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对他进行纪念。 1961年11月，为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 1981年11月，为邓演达殉难50周年，彭冲代表中共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称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缮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仁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 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立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 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2010年9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邓演达故居旁边建立邓演达纪念园。该园成为全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教育基地。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他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拘泥于现成结论，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坚持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主革命奔波劬劳。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为他殉难50周年题写的挽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