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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大捷:血战5昼夜,抗战收复第一片国土,何以被蒋介石骂无耻?

 where5 2024-03-03 发布于四川


一九三三年的五月底、六月初,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甫告成立,察东局势更加恶化。

1、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时察哈尔的形势

塘沽协定后,日伪军扩大对察东的侵略范围。伪军由多伦、承德向沽源集中,承德日军二千余开到多伦,其茂木旅团扼防库伦,企图截断察省与苏联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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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伪军司令张海璐,偕同日军指挥官多人到平定堡,与汤玉麟的旧部、降日将领伪军头目崔兴五计议犯,拟兵分两路进犯张家口:

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垣,以钳击张家口。

六月一日,敌机轰炸独石口,四日,敌陷宝昌,五日午后二时又侵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垣震动。

冯玉祥急调李忠义、乜玉岭、张砺生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第二军,由军长鲍刚率领前往独石口,第一军军长张人杰已率部与伪军在独石口交战。

冯玉祥派张凌云为赤城、龙关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振武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局。

冯玉祥加速整顿部队以迎敌抗日。

同盟军的人数虽多,但情况复杂。有许多是转战经年的疲惫之师,不仅弹械缺乏,有的甚至连军装、给养都无着落。

原东北义勇军的相当多士兵还穿破烂冬装,无夏衣更换。

冯玉祥为使这些部队恢复战斗力,一面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以鼓舞士气,一面多方筹集,补充械弹、给养,更换一部分装备,使疲劳之师焕发出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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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的民众是抗日同盟军的强大后盾。

中共张家口特委与前委不断深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六月四日,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二次御侮救亡民众大会,提出了“反对塘沽停战协定”、“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内蒙”,“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全市游行。

2、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织

根据民众大会提出的各项要求,六月十一日召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

由冯玉祥、王化一、张砺生、武纯仁、张慕陶、张允荣、方振武、吉鸿昌、邓文等九人为大会主席团,陶新畲为秘书长,到会代表共六十一人。

经过五天会议,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项,通过了华北民众御侮数亡行动纲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项实施纲要。

御侮救亡行动纲领的基本要点为:

(一)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性质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任务,外抗强暴、内除国贼,对日绝交,反对妥协。以武力收复失地,并联合世界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共同奋斗。(三)施政纲领,肃清汉奸卖国贼,建立民众政权,释放政治犯。

保障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的自由,取消苛捐杂税,改善民众及士兵生活。

代表大会宣布,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可参加同盟军。

第二项,大会决议,抗日同盟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负责处理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

选举了三十五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九人为候补委员。

经委员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张允荣、邓文、佟麟阁、张人杰、邱山宁、宣侠父、张慕陶、孙良诚等十一人为常务委员,由冯玉祥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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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会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全省民众运动的基础上,到六月中旬同盟军已经组织起八万余可用于抗日第一线的战斗之师。

3、蒋介石的污蔑和冯玉祥的应对策略

察哈尔省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使南京政府坐卧不安,遂责令北平军分会,要不遗余力地取缔同盟军。

然而,同盟军的爱国斗争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光明磊落,找不到取缔的借口。

于是,蒋汪中央采取“戴红帽子”的老办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竞诬称冯玉祥“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不一而足。

蒋系特务几乎每天都把造谣的密电发给何应钦,何则照转不误,呈报给蒋介石,甚至还添油加醋,把谣言编造得更离奇。

蒋介石开动宣传机器,广泛传播,并指令何应钦对察哈尔省实行军事封锁,电令冯玉祥放弃同盟军总司令名义,离开张家口。

冯玉样为了坚持抗日救国斗争,于六月上旬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项,适当调整同盟军的工作方针,放弃“胡萝卜”方针,采取“西瓜”方针,实行“灰色”革命。

于是,取消同盟军的治部总政,禁止宣传队上街宣传,取消“打倒南京政府”的标语,只提抗日口号,改组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取消了《抗日前线》报,以这些行动为同盟军披上灰色保护色。

冯玉祥的本意,要使同盟军运动像西瓜那样,红心花皮,而不要象胡岁卜那样,里外一样红,以避免受蒋汪“赤化”、“共产”一类攻击的伤害。

第二项,冯玉祥于六月十一日在张垣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并表示,欢迎宋哲元回省主政,或者由方振武、孙殿英二人中择一人主持察政亦可,以示决无割据之心,而只有抗日御侮之志。

第三项,为了让全国明了察省真相,冯玉样请各报新闻记者到察哈尔自由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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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的谣言与冯玉祥落落大方的邀请,一时吸引了许多报社的记者来到察哈尔采访。他们目睹了察哈尔省的实际状况,向各界人物作了调查。返回后写了大量通讯报导,载于各报。

他们的政治立场,反映问题的角度尽管有很大差别,但都不否认察省的举动是为了抗日。

南京、上海地区各级国民党党部,奉南京中央党部之命,对冯玉祥的攻击尤其激烈。

几乎每个党部都发表了攻击冯玉祥的电文。

南京市党部于六月八日召开第五十五次执委会,作出了攻击冯玉祥的决议,称:

“冯玉祥冒名抗日,勾结汉奸,割据地盘,捕杀党员,撤政府任命官吏,并宣传共产,实行赤化,显系背叛党国,反对中央。呈请中央开除党籍,明令讨伐,并通电全国,一致主张”。

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特到张家口访问冯玉祥,了解事实真相。

六月十四日从张家口向上海发出《张家口新村访冯记》的报导,如实地记载了冯玉祥的谈话称:

“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千钧一发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日人来犯,我无三十万人,也可以用一二万人来打他。即使一、二万人也没有,我还可以用我左右两手,拿两只枪杀敌,拼一个算一个,一个抵一个够本,一个抵两个有赚了。我的本意,总以本人受国家多年厚遇,而又身任中央委员,际兹国难日急,国土日蹙之秋,如到急难关头,一走了事,定受千载骂名,且自已亦对不住自己良心,更遑论对国家与人民耶?所以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

冯玉祥的谈话,驳斥了南京政府的污蔑,真实地反映了张家口抗日救亡运动的状况,展现了一幅生气勃勃的民众抗日爱国运动的画面。

4、同盟军血战沙场

面对察东四县失陷的严峻形势,同盟军在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之后,立即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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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调集邓文、李忠义、吉鸿岛、方振武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总指挥,吉鸿昌为前敌总司令,统一指挥作找。北路军义分左、右两路:左路任邓文为副总指挥,(总指挥吉鸿昌兼),右路任李忠义为副总指挥(总指挥方振武兼),共数万大军开赴张北。

原在张北的察省自卫军及其他地方武装配合行动。

六月二十二日,张砺生部的第一支队王德重部首战康保,伪军崔兴五部向东败退。

二十三日,北路军分兵两路进击:

左路军,邓文、吉鸿昌、张凌云、张砺生的自卫军之一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此时伪军首领刘桂堂派副军长尚武到张家口,向冯玉祥输诚,接洽反正。冯感其诚意,允予收编。

六月二十六日,刘桂堂在沽源发出通电,表示要“与我抗日友军立于同一战线,秣马励兵,旌钺东指,宁作战场雄鬼,勿为瓦全虎伥”,沽源遂不战而得收复。

七月一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的解家营、柳条沟一带,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五二部,毙敌、俘敌甚多。伪军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向多伦溃退。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遂组织光复多伦的战役。

5、多伦战役

但是,南京政府却采取步步紧逼的多项措施,企图强迫同盟军解散。冯玉祥等顶着南京的压力,坚持进行收复多伦的战役。

多伦是察北重镇。

它既是察、绥、热、冀、内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察北的商业中心,日寇视之为侵掠察绥的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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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寇侵占该城后即开始苦心经营。在多伦外围,丰宁北部的上黄旗一带,驻有伪军索毕岑部,多伦城内驻有日军茂木骑兵第四旅团二千多人,配以炮兵,构筑了坚固工事,利于固守。

多伦南的丰宁,有日军西义第八师团部驻扎,与多伦日军互相策应。

多伦至丰宁之线,都是开阔地带,日军沿途构筑了工事,对装备很差的同盟军来说,要攻取多伦是十分艰难的。

抗日同盟军坚持向北进军、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惊恐。日本向北平当局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制止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南京政府令北平军分会继续进逼同盟军的后方,同时默许日寇出兵夹击同盟军。

日伪军在北平军分会的暗助下迅速调动,大批日军开到丰宁、围场。面对这种形势,抗日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部,于七月五日在大榆树沟召开军事会议,在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的主持下,讨论了攻取多伦的作战计划,决定趁敌尚未形成夹击之势,先发制人,立即进攻多伦。

其战斗序列为:

以李忠义部为中路,张凌云部为左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

会后,四路人马立即行动:

中路李忠义部进迫黄土堆子一带,左路张凌云部推进至黄土岭一带,右路刘桂堂军之一部则进抵破窑洼一带,吉鸿昌与邓文则各率总预备队进驻前后孤山。

侵入多伦的敌军李守信部摆出了固守的姿态,日寇出动飞机前往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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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夜十一时,同盟军向多伦发动总攻,战斗异常激烈。

守敌凭借坚固工事与优势火力拼命顽抗,同盟军战士则奋勇冲击,全力猛攻、战斗终日,伤亡很大,但斗志激昂。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亲临城下指挥。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至十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自率领敢死队,匐匍前进,连续指挥三次爬城战斗,由于敌人的机枪扫射,手榴弹抛掷,如雨而落,均未成功,同盟军牺牲了包括团长在内的二百四十余人。

十一日上午,日机三架由东飞来,向同盟军阵地投弹四十余枚,但未能阻止再次发起攻城之战。

当日夜,吉鸿昌再次组织猛攻,严令所部奋力冲杀,宁死不回,鏖战终夜,守敌不支,第二日晨九时四十分,同盟军由多伦的南、西、北三个城门攻入城内,又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巷战,日伪军被打得抱头鼠窜,纷纷由东门仓皇逃跑。

同盟军又乘胜追击,截杀众多。至此多伦克复,察东四县全部收复,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

6、来自南京的中伤和污蔑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多伦,与日伪军血战五昼夜,阵亡官兵一千六百余名,英勇壮烈,肝胆共见。

全国舆论为同盟军的胜利次呼,各地群众爱国团体纷纷通电祝捷。

然而南京政府却因此而加紧了取缔同盟军的步骤。

在多伦激战开始之际,北平军分会派兵进逼察省,威逼同盟军,向冯玉祥发出了通牒式的“劝告”,令其停止军事行动。

当多伦克复,冯玉祥发出通电,向南京政府报告战况时,立即遭到了蒋介石的辱骂。

他在冯的电文“血战五昼夜句旁批“无耻”二字,胡说多伦不是打下来的,而是伪军刘桂棠投降献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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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推断,他诬称冯玉祥说同盟军“伤亡奇重”是“谎言”,一时在南京政府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刊登污蔑同盟军的文稿,歪曲同盟军血战多伦的事实。

而对各地发往察省的祝捷电,则奉命不予刊登。

冯玉祥为了反驳南京政府的攻击,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请新闻记者到战地参观。第二、在张家口召开慰问多伦将士大会,宴请伤员,给每位伤员拍照,写明所在部队、受伤原因、地点,交给报社刊登。修筑抗战烈士纪念碑,镌刻烈士英名。其纪念碑的塔尖,偏向东北,冯玉祥向同盟军战士解释其含义谓:不忘收复东北领土。第三、冯玉祥将多伦战役的伤员分批送到北平各医院治疗,一时北平各医院住满了来自多伦前线的伤兵。

这些措施有力地驳斥了南京政府的造谣污蔑。

南京政府造谣中伤同盟军,引起许多国民党中爱国之士的严重不满。

李济深、陈铭枢直接致电南京政府,称赞同盟军抗日复土英勇奋战的精神,要求予以嘉奖。

而汪精卫则于七月十八日复李、陈电称:

“目前多伦之失,并非战败,乃因热河溃兵猬集多伦,食尽烧光,不得不退,伪军刘桂堂部乃得从容进入”。“今者多伦已告收复矣,椎非取之日本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

何应钦给蒋介石电报,称:

“多伦方面本无日军,仅有伪国收编原为热军崔兴武之残部李守忠部千余人驻守。冯氏曾派人接洽投诚,归冯改编。其惟一条件为先让出多伦。伪军因运输不便,给养困难,正感环境之不佳,乃即表示接受,自动退往热边,冯遂派吉鸿昌率领义勇军邓文、李忠义等部进驻多伦,美其名收复失地。其实事先早已接洽妥当,并未用兵,并未发生激战。”

这些自相矛盾的攻击言论,更加暴露了南京政府记恨抗日而奖励降日的丑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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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的反应,是对南京政府攻击同盟军的反证。

七月十四日,长春新闻电以显著地位登载多伦战况。同时,沈阳、东京各报也多有报道。

东京新联社七月十四日电称:

“日陆军当局对于察哈尔方面之冯玉祥军之行动,曾予严重监视。多伦附近,八日以来受冯军攻击之刘守忠(李守信之误)已于十一日放弃该地”,“冯军之举动,显然违反停战协定之精神。日本驻北平武官柴山中佐,已于十三日早与冯代表会见,提出严重抗议”。

果然,日本关东军于七月十六日转电冯玉祥,令其退出多伦。

冯玉祥立即给日本关东军回电,令其立即从东北撤兵。第二天,日本关东军更提出限冯玉祥在三天之内退出多伦,否则,日军将以全力攻取察哈尔省。

冯玉祥以眼还眼,勒令日军,必须迅速觉悟,否则将以全力收复热河。日军头目又通过一些关系表示,愿到张家口与冯玉祥面谈。

对于日军这种软硬兼施的讹诈手段,冯玉祥立即予以严词拒绝,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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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多伦使察哈尔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工农民众及大部分同盟军官兵,要求扩大战果,开展更广泛的抗日救国斗争;南京政府则与日寇勾结,力图尽快扼杀这场斗争。

于是,抗日同盟军运动如何发展便成了十分尖锐的问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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