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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叛变，打死三名战士，带着600人投敌，有人提议除掉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汤景延，出生于江苏如皋的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期就展现了其反抗外侮的决心，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组织地方武装积极抗日，并因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无能，最终在1942年加入共产党，成为粟裕将军部下的一员。 日军派出的特务张北生和姜颂平，其中姜颂平是一名被成功策反的共产党员。他们选派了与汤景延有过从军往来并私交良好的陆某，试图利用个人关系进行策反。 陆某的到来，表面上是一次普通的重逢和寒暄，但很快他就直接提出了策反的主题，诱惑汤景延投奔汪伪政权，承诺其不仅个人可以获得富贵，还可以为其部下提供保障。 当被日军特务陆某试图诱使投奔汪伪政权时，他不仅机智地保留了这个“棋子”而且立即向军分区报告了这一情况。这一信息对新四军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处于寻找打破敌人围剿的关键时刻，粟裕将军灵光一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将汤景延部伪装成伪军，潜伏于敌人中间。 经过军区领导的审批，这个计划得到了批准。粟裕与汤景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指导汤景延耐心等待，引诱敌人自投罗网。果不其然，陆某不久后再次上门，汤景延则提出需要与其上司姜颂平面谈，以延续这场谍对谍的游戏。 在南通与姜颂平的会谈中，汤景延提出的两个条件表面上看似为了保障自己及部队的利益，实则是为了确保能在敌人内部获得更多的自由度以收集情报。姜颂平虽然暂时未答应，但在日军顾问的同意下，最终接受了汤景延的条件，让汤团在名义上改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实则为新四军收集敌情。 粟裕对汤景延的信任表现在将崇明警卫团与通海自卫团合并，并派遣顾复生和沈仲彝加强团队的政治工作，确保全团的忠诚与信念。 最终，在与姜颂平商定的起义时间到来之际，汤景延精心安排了一场假战斗，以此向外界展示其部队的“叛变”，实则是深入敌后的开始。粟裕为了使这场计划更加真实，甚至安排了三名被判死刑的叛徒充当战斗中的“伤亡”，以此来麻痹敌人。 某个夜晚，他们悄然抵达南通城外，地点是事先与日军特务姜颂平约定的。姜颂平已在那里等候，一见面便迫切询问汤景延的部队是否完整到达。汤景延简洁地回答，600人大部队已经到齐，只是有少数人临时变卦，造成了一些混乱和伤亡。 天刚亮，姜颂平接到特工的报告，证实了汤景延部队中的“冲突”。这个消息令姜颂平满意，他将这看似有利的情报迅速上报。汪精卫政权获悉后，对汤团的表现予以奖励，下令犒赏1000块大洋。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份“信任”，汤景延携全家搬入了日军提供的“汤公馆”，同时，他的部队被安置在茅家镇，紧邻日本宪兵队和海门县的特工站，显然是敌人监视的一环。 1943年5月，汤景延在姜颂平的陪同下，带着礼物前往苏州，晋见伪政权的要员李士群。李士群，曾是共产党员，后叛变成汉奸。他对汤景延格外客气，承认了汤团在假投降行动中的“功劳”，并将汤景延晋升为少将旅长。有不知道内情的人提议除掉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利用新获得的地位和资源，汤景延开办了“协记工行”，表面上是为了经营，实则为新四军根据地输送物资和军火，成功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敌人的清乡行动中，汤景延虽然被迫“打前阵”，却巧妙地利用这些机会向新四军传递敌人的行动计划，确保抗日力量能够及时作出应对。 然而，汤团内部并非没有问题。一个排长因无法抵挡诱惑而堕落，汤景延为了保持行动的安全和秘密，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秘密处决这名排长，以避免整个队伍的暴露和危机。 汤团的排长神秘失踪引发了日军特工站的怀疑，迅速将这一异常情况上报给了姜颂平和张北生。二人决定加强对汤团的监视力度，结果很快显现，特工们发现汤团防地附近有一批便衣人员活动频繁，这一异常行为立即被姜颂平得知。 面对姜颂平的质询，汤景延迅速采取措施，指示电台转移，并安排三营长向特工站作出解释，称是为了家中取物而派出的勤务兵，穿便衣是出于对治安不稳定的考虑。这一次，汤景延巧妙地糊弄过去了敌人的怀疑，但这件事仍旧引起了日伪方面的警觉。 为了进一步控制和分化汤团，姜颂平和张北生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措施，借口将汤景延召至苏州，同时命令汤团前往南通参加集训，企图通过分离团长和部队来削弱汤团的力量。副团长沈仲彝和政委顾复生意识到这是敌人分化部队的企图，决定带领部队前往南通，同时保持与汤景延的联系。 在敌人制定的集训规定中，明显试图通过分开训练和禁止携带武器来削弱汤团的战斗力。汤景延得知后，通过贿赂和关系网，成功让沈仲彝成为教官，从而保持了对部队的控制。 但他在后续的任务中遭到背叛，被敌人逮捕。即便在极端的困境中，汤景延仍坚持信念，未向敌人屈服。1948年5月14日，汤景延被处决，他的牺牲成为了新四军抗日斗争中的英雄佳话，激励着后来的战士们继续为国家的解放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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