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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撰文丨孙卫国 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 要]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关键词] 文天祥 “黄冠故乡”之谜 《宋史·文天祥传》 《宋史筌·文天祥传》 朝鲜“尊周思明”理念 文天祥（1236—1283）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义人物，被视作忠诚节义、杀身成仁的代表。他被俘以后，一心求死，却始终不得，被押往大都，关押三年，他的生死当时就颇受关注。南宋遗民王炎午撰写了《生祭文丞相文》，王幼孙也撰写了《生祭文丞信国公文》，意在劝其为国捐躯，文天祥的死被赋予了崇高意义。尽管文天祥被俘以后，只求一死，别无他心，但据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载，在就义前不久，文天祥曾对前来劝降的王积翁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１]也就是说，如果文天祥被释放，他希望身着道袍，头戴黄冠，归老故乡。若有朝一日，元帝想咨询治国之道，他也愿意以道士身份，为其参谋顾问，指点迷津。文天祥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此话若真，意图何在？这就是所谓的“黄冠故乡”之谜。[２]此事在中国明清时代有过讨论，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成为朝鲜儒士十分关注的话题，生出很多解读。为何朝鲜儒士会如此关注此事，他们的解读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因为其不仅影响到对文天祥的评价，更关涉到对儒家忠诚节义精神的认知，意义重大。当今中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知分歧还很大，[３]但几乎无人关注到朝鲜儒士的讨论。笔者试就此问题，略加探讨，希望有助于推进对此问题的了解，并力求给予文天祥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中国学人之解读与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的史源 明朝以来对于《宋史·文天祥传》“黄冠归故乡”这个说法，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元官方修史的污蔑之词。即如解缙指出：“盖《宋史》作于元盛时，故于丞相事特诬陋，至云丞相'求为黄冠’等语，欺罔尤甚。故岂足为丞相轻重耶？然恐相袭讹谬，不可不辩也。”[４]胡广《文丞相传》曰：“广集庐陵先贤传，恒病《宋史·文丞相传》简略失实。盖后来史臣为当时忌讳，多所删削，又事间有牴牾。”[５]指称《宋史·文天祥传》“简略失实”，问题多多，故而他重编了文天祥传。王世贞说：“凡闽僧之告'星变’，'中山狂人’之欲'起兵’，与诏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备顾问’之言，毋亦馁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梦炎之不请释公，虽以害公，其为知公者矣。即不杀公，而公竟以黄冠终，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终而有所为，必败，败而死于盗贼之手，以歼其宗，而夷赵氏之裸将，亦未可也。”[６]朱国祯曰：“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体，便无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故而特别批评《宋史·文天祥传》“至云丞相求为黄冠，欺妄尤甚”。[７]因此，明人对于“黄冠故乡”的说法，一概斥之为“诬罔之词”，不足为信，但几无人探讨其原因。 今人对《宋史》的说法，否定者不少。如黄长椿说：“这不象是文天祥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接着指出：“关于文天祥愿为道士以方外备顾问的话，在邓光荐和刘岳申的文天祥传中都没有。邓光荐是文天祥的知己，曾和文天祥一同抗击元兵，也曾被元兵俘虏，他最了解文天祥。刘岳申是庐陵人，对文天祥的事迹是比较熟悉的。”[８]刘华民指出：“根据邓、胡两传，则'以黄冠归故乡’、'以方外备顾问’只是王积翁等人的想法，而不是文天祥的意愿。《宋史》所载是豕亥鲁鱼，张冠李戴！”随之加以考辨，最终得出结论：“《宋史·文天祥传》中'黄冠归故乡’数语，纯是讹舛不实之词！”[９]杨正典批评《宋史·文天祥传》：“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词，是元朝以托克托（旧译脱脱）为首的史官们，迎合统治者的意图，所采取的卑劣手法，目的是给文天祥脸上抹黑，歪曲抗元英雄的光辉形象。这也是《宋史》执笔者的阶级立场、民族偏见的反映。”[１０]今人在前人斥之为“诬罔”的基础上，用比较的眼光，指出前人邓光荐、刘岳申所撰文天祥传中并无此言，将讨论推进一步。 与此相反，赞成者亦有之。近人丁传靖论道：“文天祥有'黄冠故乡’之言，王积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云：'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１１]实际上是直接抄袭了《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今人赞同《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诚如前面注释中提到，以李万刚、姚大力、温海清为代表。他们相信《宋史·文天祥传》“黄冠归故乡”的说法，试图为其找寻根据。李万刚说：“文天祥不怕牺牲，抵得住利诱。但是，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跟他谈道，却让他动了归隐佛道之心。此前，文天祥认识的一位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就曾被忽必烈赐为黄冠道士……'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这是文天祥在灵阳子来狱中见他后的一首赠诗。此诗与文天祥《正气歌》等正气凛然的作品迥然有别……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赐为道士的汪元量挟琴为狱中的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文天祥写了《胡笳曲》十八拍，在序的最后，签名却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语出《庄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从文天祥自称'浮休道人’可以看出，'得以黄冠归故乡’的言语，并非没有根据。”[１２]姚大力言：“他（文天祥）本人曾对一个前来劝降的从前同事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无论这个主意是否始出于前去劝降的王积翁等人，文天祥本人至少是认可此种安排的。”[１３]温海清是姚大力的弟子，他特别指出：“文天祥身陷牢狱后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心态变化，他与道教之间的深密关系，当日社会舆论所形成的某种压力，以及忠宋之士们面对死生之事时的不同选择立场，凡此种种，均提示我们无法排除文天祥或曾有过'黄冠归故乡’'方外备顾问’想法的可能。”[１４]对其师的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推进。因此，赞同此论者，从文天祥晚年的诗文、交游、社会处境等方面，力求说明文天祥从被俘到就义三年间心态的变化，试图为此论找寻一些推测性的根据，三位学者都做出了很大努力。 由于写作者的出发点不同，认知层面也有差别，故赞同和否定“黄冠故乡”的两种说法一直以来就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却无人考察《宋史·文天祥传》“黄冠归故乡”说的渊源。若采取“文本考古”的方法，探寻该说法史料的来源，或许是评判此论一个有效的方法。因为年代久远，文献缺失，并不是所有的史实，都能找到出处，但《宋史·文天祥传》这个说法，还是有可能找到其来源，对于解读此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事实上，元脱脱主持官修《宋史》《辽史》《金史》，时间很短。至正三年（1343）三月开馆，同时修纂三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书成。宋朝重视修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元官修《宋史》基本上是在宋《国史》基础上，编删而成。生活于宋末的文天祥，宋编《国史》尚来不及纂修，但当时有关文天祥的传记不少，主要有邓光荐《文丞相传》、龚开《宋文丞相传》、郑思肖《文丞相叙》、不著撰人《文天祥丞相信国公》、刘岳申《文丞相传》、张枢《文丞相传补遗》等。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除宋朝国史、实录外，这些传记应是其最重要的史源。 文天祥生前对其传记很关心，曾说：“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１５]所以他手书《纪年录》。在元官修《宋史》之前，文天祥的传记，以邓光荐的《文丞相传》最早，也最为重要，是以后诸家文天祥传最重要的史源。邓光荐（1232—1303），初名剡，字中甫，景定三年（1262）进士及第，随后隐居在家，文天祥起兵勤王，他举家参加。祥兴元年（1278）拜礼部侍郎。次年二月崖山海战被俘，三月十三日至广州，元将张弘范将他与文天祥一同押往大都。北行途上，与文天祥多有诗歌唱和。六月十二日行至建康，邓光荐重病难行，遂留置天庆观，后来被释放归乡。文天祥曾写过《怀中甫》诗言：“死矣烦公传？北方人是非。”[１６]有委托邓光荐为其作传之意。在给其弟文璋信函中亦言：“自广达建康，日与中甫邓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铭当以属之。”[１７]后来从吉安出土的文天祥墓志，就是邓光荐所撰。[１８]诚如温海清所言，邓光荐是宋亡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邓光荐对于文天祥抗元行迹及其所思所想了解最多且深，他撰述的'故史遗文’，亦为当时所重。”他特别肯定“邓光荐《丞相传》和《宋史·文天祥传》，对于文天祥死国事件前因后果的描述最为详细”，至于二者关系，他考证过危素修三史时，曾向邓光荐之孙求过书，“《宋史·文天祥传》肯定参考过邓光荐的《丞相传》”，[１９]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论断。我们试以两传中与“黄冠故乡”相关的记载，列表对照，看看二者的关联。 尽管邓光荐《文丞相传》已找不到原文，但在《文天祥全集》卷17《纪年录》中，收录了其主要内容，应该可信，故上文即以其为根据。仔细分析表中这两段史料，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关系。《宋史》对于邓光荐《文丞相传》的文字，进行了修改重编，颠倒了时间先后次序，将本来王积翁等人说的话，写成文天祥的话。二者试比较如下。[２０][２１]
第一，两传之中，主角变了。邓光荐《文丞相传》中，这段叙述的主角是王积翁，实际上讲了王积翁为文天祥谋划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谢昌元与王积翁等十余人私下议论合奏，请以文天祥为“黄冠师”，他们以为不可而作罢，文天祥不知此事。第二件事王积翁向忽必烈举荐文天祥，忽必烈有意“授以大任”，王积翁遂以书信告知文天祥，文天祥复书“数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加以拒绝。第三件事是王积翁上疏忽必烈，请求释放并礼待文天祥，忽必烈令“好好与茶饭”，文天祥回复曰“义不食官廪数年”。《宋史》则将主角换成了忽必烈，将王积翁所做的三件事糅合到一起，将文天祥两封答书和王积翁等人私下谋划的为“黄冠师”合在一起，将不同时空下发生的事情合在一个时空下，构成一个新的故事。 第二，这个新的故事，就是“黄冠归故乡”的故事。《文丞相传》中，因为王积翁举荐，忽必烈命传旨给文天祥，文天祥方言：“数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说得极明白，“一死自分”，完全没有提“黄冠归故乡”之言。此乃是之前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是谢昌元、王积翁等人私下商量的办法，但他们从文天祥数年来只求一死的决心，觉得完全不可能，故根本未跟文天祥提过，只好作罢。但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却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全部改成文天祥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原本是王积翁等人私下商量的事情，最终被王积翁等人否定了，根本未跟文天祥提及过“黄冠归故乡”，因而“为黄冠师”这件事和文天祥没有任何关系，更非出自他之口。《元史》却将这样一件子虚乌有之事，写成了文天祥不仅了解，且是他自言愿意“黄冠归故乡”，写成了一件板上钉钉之事。在后来元、明、清人所撰文天祥传中，都没有采纳《宋史》的说法，而是沿袭邓光荐的叙事，亦可见其不足信。 第三，从这两段史料文字上的关系，我们弄清楚了“黄冠故乡”的来历，即是元官修《宋史》史官的故意捏造，故意曲解邓光荐《文丞相传》而生造出来的。在邓光荐的说法中，为“黄冠师”，根本不是出自文天祥之口，而是谢昌元、王积翁等人的想法，《宋史》则将其改成文天祥的话，这就是“黄冠故乡”的出处。尽管元官修《宋史》也并不否定文天祥的忠诚品质，但经此一捏造，文天祥似乎也有贪生之心，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无形之中消解了他的耿耿忠心，也为后世带来了一个令人迷惑的话题。尽管不能说《宋史·文天祥传》只参考了邓光荐的《文丞相传》，但邓光荐《文丞相传》是最早也应是最为详细记载文天祥最后数年事迹的史料，也是《宋史·文天祥传》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其他史料都只是二手资料，因而这样的“文本考古”，为认知“黄冠故乡”之说，提供了一种切实的可能性。 由上可知，所谓“黄冠故乡”之谜，实际上是元官修《宋史》借用邓光荐《文丞相传》，将其所叙的不同时空下发生的三件史实，编辑删改为一件事，将文天祥写过的两封信，加上王积翁等人私下商议建议忽必烈让文天祥为“黄冠师”的事情，一概写成出自文天祥之口，就这样生造出来“黄冠归故乡”的故事，难怪明清学人一概斥之为“诬罔之词”！ 二、朝鲜所编史书对“黄冠故乡”的叙述 《宋史·文天祥传》“黄冠归故乡”的说法，既引发明清学人诸多批评，更引起朝鲜王朝后期儒林诸多关注。事实上，朝鲜对于文天祥的认知，由来已久。随着《宋史》《文天祥全集》等书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尤其是朝鲜王朝后期，君臣经筵时常论及文天祥，常常将朝鲜大臣与之比附。英祖二十六年（1750）三月，英祖国王跟朝臣商量之后，将燕行使赵显命在北京购得的文天祥画像，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使之变成朝鲜的三忠祠，岁时祭奠。两年后，英祖重臣洪启禧编成3卷本《文山先生详传》，因而朝鲜君臣对于文天祥相当熟悉。[２２]而对于“黄冠故乡”的批评与解读，也成为朝鲜士人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尽管朝鲜士人也有否认此说者，如金迈淳就认为：“至若愿为黄冠之说，后之君子，有谓文山必不为此言，出于元人曲笔。愚尝以此论为当，而脱脱史之不足征信，于此亦可见矣。”[２３]大多数朝鲜儒士并不这么看，而朝鲜所编之史书，涉及此事者，也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当然另有原因。 诚如前面提到，英祖二十八年（1752），洪启禧曾编成《文山先生详传》，主要是以《文山集》中《纪年录》，加上《文山集》中各篇诗序为据，参稽明清各种史料，编改而成。其对“黄冠故乡”之事，如斯叙曰： 是时，南人仕于元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留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先生为黄冠师，冀其自便。梦炎私语王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虏主自开平还燕，问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某。”虏主将付以大任，积翁、昌元以书谕意，先生复书曰：“诸公义同鲍叔，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积翁知不可屈，犹奏请释，曰：“文天祥，宋壮（状）元宰相，忠于所事。若释不杀，回以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虏主默然久之，曰：“且令千户所好好与茶饭。”先生闻之，使人语积翁曰：“吾义不食官廪数年矣。今一朝饭于官，果然，吾且不食。”积翁乃不敢言。先生死后，有以危言撼积翁者，积翁曰：“得从龙逄、比干游地下，足矣！”言者遂止。[２４] 上面这段史料，以邓光荐《文丞相传》为基础，并参稽刘岳申《文丞相传》和胡广《丞相传》中的资料，[２５] 综合而成，文中没有采纳《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这本来是朝鲜史书中最接近真实的说法，但因为朝鲜党争等问题，随后并没有成为朝鲜史书的统一版本，反而成为另类，关键是正祖国王御撰的《宋史筌·文天祥传》沿袭了《宋史》的说法。 朝鲜正祖国王对元官修《宋史》极为不满，从世孙时期开始，他就组织人员编删《宋史》，最终于正祖四年（1780）编成《宋史筌》一书。该书初刊于正祖十五年（1791），共计148卷。正祖之所以要改编《宋史》为《宋史筌》，其曰：“史筌，有删有作，删之未允，尚属旧疵；作而未当，柢彰新谬……若其揭二帝之年号，尊正统也；传三虏之僭伪，黜夷狄也；配后妃于本纪，壹名位也；次宗室于世家，重敦亲也；补遗民于列传，于贞节也；外三忠于原史，标不臣也。” [２６]实际上，“此书的中心，就是一切以春秋义理为依归，对《宋史》中凡与朝鲜视作坚不可犯的正统义理观相抵触的，都被删节，或重新编排，变成了一部强调尊王攘夷理念的宋史著作。”[２７]尽管其意图如此，但做得并不彻底，其对“黄冠故乡”的叙述，几乎照抄《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 时元君臣甚敬重天祥，叛臣留梦炎劝元主曰：“若杀天祥，则使彼为万世忠臣，不如徐以术诱其降。”元主然之。尝访人才于南官王积翁。王积翁亦言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而已。万一宽假，当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悉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２８] 如同《宋史·文天祥传》的版本一样，将“黄冠故乡”用文天祥的口说出来，从这点来看，《宋史筌》的删改不彻底、不完善，也是跟《宋史筌》修撰的初衷相违背的，这是编修官的粗疏还是另有原因？笔者以为必定有原因。《宋史筌》之所以沿袭《宋史》的说法，恰恰跟洪启禧的《文山先生详传》有关。 《文山先生详传》英祖二十八年（1752）刊行，当时得以流传。正祖登基后，他大力清算政敌，其父思悼世子之死，几乎成为他一块心病。[２９]他认为洪启禧对思悼世子之死，负有责任，尽管当时洪启禧已去世多年，还是被削官爵，著作亦被禁毁，《文山先生详传》当即被禁毁，不得留存。[３０]当时《宋史筌》正在编定之中，也就无法参考《文山先生详传》。抑或是他们虽然了解《文山先生详传》的说法，因为洪启禧是被惩罚之人，他的观点也不能被采纳，而最终沿袭《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亦系其现实原因。 《宋史筌》刊行之后，朝鲜随后刊行的史书，就得与之保持一致。金宇颙（1540—1603）因不满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花费数年，亲作同名书《续资治通鉴纲目》，于宣祖二十三年（1590）成书。但书稿长期存于家中，未得刊行。直到正祖年间，刊行之事才得以提上日程。正祖曾下令进览校正《续资治通鉴纲目》曰：“其所编册子，将欲刊印广布，予所旷感，尤出寻常。”[３１]正祖二十四年（1800）允许刊行，最终于纯祖八年（1808）才得以问世。其对“黄冠故乡”的叙述，也是和《宋史筌》的叙述相同，与《宋史·文天祥传》无异。[３２] 因此，尽管朝鲜儒士们对于所谓“黄冠之对”大多不认同《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但正祖御定《宋史筌》为了对抗洪启禧的《文山先生详传》，摒弃正确的说法，沿袭《宋史》的版本，史书修撰因而定于一尊，成为随后朝鲜诸家史书的定论，成为朝鲜有关中国宋元史的一个基本说法。 三、朝鲜儒士对“黄冠故乡”的解读 朝鲜史书的叙述相对保守，与此不同的是，朝鲜儒林对于“黄冠故乡”的解读，要丰富得多，他们多试图解读这种说法所表达的用意。综合而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对于《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并不质疑其真伪，而认定其存在，但以为系文天祥“拒伪官”的假托之词，且系其未来伺机为宋复仇而作的铺垫。 宋时烈（1607—1689）是明末清初朝鲜倡导尊周思明理念的思想家与哲学家，也是与朝鲜孝宗国王谋划“北伐复仇”的指导者与设计者，他对于朝鲜王朝后期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清代中朝关系的发展。在《石室先生语录》中，收录了宋时烈与人的一段对话，乃是关于“黄冠故乡”的解读： 问：“文山于胡元，将以黄冠野服备顾问，其义如何？”先生曰：“此假托以拒伪官之意，岂真欲如是耶？”曰：“箕子自靖之言，则曰我罔为臣仆。而卒乃为武王陈《洪范》，岂以论说道理，与为臣仆，有异故耶？”曰：“箕子所陈者，乃天理人伦之大体。而自天锡禹，以传于箕子，非己之所得而私者，安得不为武王陈之哉！且武王问道于箕子，则是武王以宾师待箕子，岂曰臣仆云乎！文山则有不然者，胡元以悖逆猾夏，殄灭正统，则已非武王顺天应人之举，而于文山为不共戴天之仇也。虽身无官位，而若备顾问于其左右，则是忘其不共天之仇也。文山之心，岂肯安于此哉！故愚以为文山之言，非实情也，特假托以为辞官之计耳。[３３] 从这段话中，可见他对于所谓“黄冠故乡”的认知，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当有人问他“文山于胡元，将以黄冠野服备顾问，其义如何”的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就以为“此假托以拒伪官之意”，是文天祥拒绝为元官的“假托之词”，并非实情。第二，随之又被问道：箕子东渡，就是“罔为臣仆”，但后来又为武王陈治国之策《洪范》，这和“为臣仆”有何不同？宋时烈以为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箕子《洪范》乃“人伦大体”，上天赐给大禹，再传箕子，非“己之所得”，不可为私，且武王以“宾师”待之，并非臣仆。而文天祥跟“胡元”则不同，“胡元以悖逆猾夏，殄灭正统”，跟文天祥有“不共戴天之仇”，即便不做官，但“备顾问”，也是忘其不共戴天之仇。根本就不可能是文天祥做的事情，故而说文天祥只是“假托以辞官之计”。第三，宋时烈的这段解释，是相信文天祥有此说法，只是希望解读出字面背后的“真实”意图。 尹拯（1629—1714）本系宋时烈弟子，后来两人因为对于儒学理念理解不同而分道扬镳，他也对“黄冠故乡”作出解读。其诗曰：“狱里虹光射斗牛，男儿盖棺事方休；黄冠岂是偷生计，当世知心麦与留。”[３４] 随之解释道：元参政麦术丁曾在江西亲见文天祥领兵打仗之事，“公出师震动，力请杀之，盖有养虎遗患之虑也”；留梦炎也担心文天祥“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也”，所以尹拯以为“愚尝疑黄冠备顾问之语，似非文山本心。今观此始觉其乞归之意，而术丁与梦炎者已潜觑之矣”。表明作者将“黄冠备顾问”视作假托之词，意在一旦将他释放，就如同放虎归山，他一定会卷土重来，麦术丁和留梦炎了解文天祥心思，故而力主将他杀掉。所谓“黄冠归故乡”，乃是文天祥为他日复仇，故而假托为“黄冠”，保全性命，将来一定会卷土重来，为宋复仇。 金春泽（1670—1717）特地写了《文天祥“黄冠之对”》一文，以解读“黄冠故乡”之意。他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就是担心“世之庸士，骤闻黄冠故乡，而遂谓天祥无端而求生，则是不惟重诬天祥，亦将不知亡国大夫之守节，所以异于疎贱之臣者”，故而他要特地进行解读，为文天祥辩护。文天祥之所以提出“黄冠归故乡”的说法，“吾知天祥必以为吾既不能死于国亡之日，万一得脱而归者，当求赵氏儿于民间，纠乌合之众，励尺寸之兵，以图兴复而已。虽知势之不成，或冀天之助顺，不成则死，是又吾事也云耳。不然，而徒欲以全区区之性命，则曾是以谓天祥乎？是故留梦炎辈恐其号召江南，劝元主而必杀之。天祥之志，此又可见。然则其黄冠顾问之言，岂非所以绐彼虏而将图吾事者哉！”[３５] 他充分说明文天祥志在兴复宋室，他的“黄冠故乡”之意，就是为将来“求赵氏儿于民间，纠乌合之众，励尺寸之兵，以图兴复”作准备，留梦炎等人对此十分了解，故而劝忽必烈杀掉他，也佐证了文天祥志在兴复宋室的使命与决心。 金春泽的解读和宋时烈、尹拯的解读几乎一致，都认为文天祥乃是假托“黄冠归故乡”，为了实现他“兴复”宋室的意图。他们都没有否认“黄冠归故乡”的说法，甚至都没有考察其真实与否，只是借着这个说法来进行阐释，以提出他们的看法。 第二，文天祥“黄冠故乡”“备顾问”之说，意在效仿微子、箕子，以施教化，在元朝实现“以夏变夷”的目的。 燕行使朴趾源出使北京之际，在北京柴市拜谒文丞相祠，写了《文丞相祠堂记》一文，表达崇敬之情。他从文明与教化的角度，对于文天祥“黄冠故里”给予极高的评价，其言： 呜呼！天下之废兴有常数，而遗民之如文丞相者，未尝不辈出也。当时受命之君，当如何处斯人也？曰：民焉而不臣，尊之而无位，置之不封不朝之列已矣。为元世祖计，亲造馆，而手破其械，东向而拜之。问用夏变夷之道，率天下而师之，则是亦先王之道也。伯夷之隘，伊尹之任，惟先生所择也。区庐陵百亩之田而不税，则不禄而有其食矣。噫！黄冠故里之愿，即白马东出之志欤！彝伦之所以叙，礼乐之所由兴，而安知先生之志不出于此也！[３６] 所谓“白马东出”，乃是传说佛教东传时，东汉汉明帝曾梦见丈六金人自西东来，故遣使西去，寻访佛法，遂迎来两位天竺高僧，由白马驮运佛经来到洛阳，建白马寺，中国佛教由此兴起。将文天祥“黄冠故里”之愿，比作“白马东出之志”，可见赋予多么崇高的意义。说明文天祥希望“黄冠故乡”，以“用夏变夷”之道，改造元朝，从而使人伦重建，礼乐复兴。在朴趾源看来，文天祥有明确的意图和长远的计划。朴趾源之所以会如此来解读“黄冠故里”，实际上正是其所处的现实情境的一种诉求，他希望“腥膻之地”的清朝能够早日兴复中华文明。 徐宗华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苟使元主释其囚而放之，优其节而全之。若武王之于微子，则文公当以黄冠野服，归来故乡。歌西山之薇，采东篱之菊；寝范粲之车，用陈咸之腊，确其罔仆之节。”“黄冠故乡”之说，乃是文天祥效仿微子做法，“黄冠野服”，以“确其罔仆之节”，保全忠臣节操。但是，“苟使元主，果欲变夷为华，屈万乘而访道，若武王之于箕子，则文公著杨彪之冠，扪景兴之膝，以宾主之礼，相揖而坐，发其乃言之对。”如果“元主”希望“变夷为华”，文天祥则可以像箕子跟武王讲《洪范》一般，为其传授中华文明之道，这就是“备顾问”之意。但是，这样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微子不必死于前，文公亦不必死于后。箕子不以对顾问为嫌于古，文公亦不以对顾问为嫌于今。夫岂不义！微子、箕子为之，文公欲为之哉！文公之欲为而不得为，亦世降之可悲也。”[３７]文天祥本来有微子之心、箕子之愿，却难以实现，最终被处死，也是后世时代之悲。 第三，尽管文天祥的敌人必欲其死，但文天祥早就置生死于度外，曾一味求死，故既不能以“黄冠故乡”而指责他有“恶死之心”；也不能说他有意图恢复宋室，因为文天祥深知宋室早亡，根本没有任何希望；文天祥的所作所为，乃安于时、顺于义，时代呼应，舍生取义，才是理解“黄冠故乡”的根本。 徐宗华特作《文山愿以黄冠备顾问论》，开篇就提出问题：“文文山公之在燕狱，元主谕之仕。文公曰：'国破君亡，吾分一死。傥蒙宽假，黄冠归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则可。若受官位，是举平生而弃，将焉用哉！’后之议者曰：'天祥也，而犹有恶死之心，死亦难矣。’或曰：'此欲诡辞得释，号召遗民而图恢，若诸葛之于汉。不然，必为豫让之挟匕桥下，文山也而岂肯备顾问！’余曰：'二言皆非知文公者也。’”[３８]因为：“是文公当德祐勤王之时，已以死自期矣。五坡岭吞脑子之时，求死而不得；见弘正不跪之时，求死而不得；至虏营踊跃请 对于文天祥之生死观以及朝鲜当时之议论，金迈淳在给友人信函中，有相当深入的看法。其曰： 文山事，盛谕与论者之说，并行不悖。盖节义固大，而死生亦非细故，故悼君子之捐躯，则曰不容何以劝人善，此恻怛好仁者之言也；幸忠臣之全节，则曰不杀何以成其名，此慷慨好义者之言也。只须两存，必欲执一而废一，则论或拘，而意或偏矣。然是二者，惟在元主自择而用之耳。若以文山分上言之，吾事已毕，吾守自在，死亦文山，生亦文山，岂以自外至者，为加损哉！然文山当日，有不得不死者二焉：才德名望，震动夷夏，为元人所忌，一也。偷生负国，如留梦炎辈盗憎主人，必欲甘心，二也。有此二者，安得不死！而其势推机激，卒致之死，以成穷宙之大名者，未必非天意也。[４０] 这段史料相当重要，可见几点：第一，在金迈淳所生活的时代，对于文天祥的史实普遍关注，对其评价也众说纷纭，“文山事盛，谕与论者之说，并行不悖”，因节义而讨论其“死生”之事，作者将其归为两类即“恻怛好仁者之言”和“慷慨好义者之言”，二者其实不可偏废，只需两存即可，否则就可能偏颇。第二，但这二者的分法，其实跟文天祥本人无关，只是“元主自择而用之”而已，文天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与他无关，外界的评价对他几无影响。第三，实际上文天祥不得不死，一方面名望为元人所忌，另一方面亦为留梦炎这般“偷生负国”之人所忌，故而不得不死。文天祥“死得其所”，“以成穷宙之大名”。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儒林对于文天祥“黄冠故乡”的解读，精彩纷呈，既有宋时烈、尹拯、金春泽等人意在保全性命、恢复宋室之“复仇说”，也有朴趾源、徐宗华之效仿微子、箕子以待时机，实现“以夏变夷”之“教化说”，还有徐宗华、金迈淳之置生死于度外之“时义说”，远比明人只是斥之为“诬罔之词”，丰富得多，也体现出朝鲜儒林之关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天祥的“黄冠故乡”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异域之眼”，值得重视。 四、朝鲜士人关注文天祥与解读“黄冠故乡”的原因 诚如前面提到，朝鲜儒林对于文天祥的“黄冠故乡”之谜，相当关注，有多种不同解释，他们为何如此关心此问题？为何会出现这般解释？值得探讨。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对文天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朝鲜王朝后期，[４１]尤其是在孝宗国王（1649—1659在位）以后，英祖（1724—1776在位）与正祖国王（1776—1800在位）期间达到高峰，作为忠臣义士代表的文天祥，恰好契合了当时朝鲜王廷的政治文化。 1637年正月，朝鲜仁祖国王在南汉山城向清太宗皇太极无条件投降，签订城下之盟，被迫成为清朝藩国。以儒立国的朝鲜王朝，性理学极为发达，在宋时烈的倡导下，朝鲜君臣沉溺于“尊周思明”的理念之中。明朝灭亡之后，他们以承继明朝中华正统自居。尽管在现实外交上，朝鲜不得不向清朝臣服，但在内在文化心态上，却始终将“满清”视作“夷狄”。朝鲜君臣以为明朝有三大恩：明太祖赐国号之“大造之恩”、明神宗出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之“再造之恩”、明崇祯帝在仁祖被困南汉山城时试图施救的“拯救之恩”。从仁祖到正祖莫不时刻提醒不可忘记明朝恩德，因而朝鲜建大报坛以崇祀明朝三皇，修《明史》，私下采用崇祯年号，坚持“尊周思明”理念，既报明朝之恩，更坚守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这种观念成为当时朝鲜政治文化的基本底色。[４２] 而以“孤忠大节”闻名的文天祥，至死不降“胡元”，以报宋朝“养士之恩”，非常符合朝鲜王廷的政治文化。诚如杨荣所言：“庐陵文丞相天祥，以孤忠大节，报宋家三百年养士之恩，英风义气至于今，赫赫在人耳目。”[４３]文天祥身上这种英雄特质，有助于朝鲜君臣宣扬对明之“报恩”，也有助于强化朝鲜的“小中华思想”。宋时烈以后，朝鲜儒士不断关注文天祥；而朝鲜君臣经筵之中，也时常讨论文天祥，同时不断将朝鲜王朝的人比附于他，如将郑梦周、赵宪、姜沆、宋时烈、金尚宪等比作文天祥，[４４]因为这些人物都被视作朝鲜忠义的化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因为文天祥的忠诚节义，契合了朝鲜当时的“尊周思明”之风，因而成为朝鲜君臣时常关注的历史人物。 其次，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关注，英祖年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将其推向了高潮。英祖二十六年（1750）三月，英祖国王命令将赵显命从北京带回的文天祥画像，安置于永柔县卧龙祠中，共同崇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的三忠祠，加以岁时祭奠。这种祠祀供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记忆”，朝鲜官方给予文天祥正式的官方崇祀与供养，就是将文天祥正式纳入了朝鲜官方崇祀体系之中，从而成为朝鲜尊崇文天祥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对于朝鲜儒士们的认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可能永久纪念的碑铭文，作为刻印记忆的一种传承方式，相比一般的纸质文字记录方式，所流传的印记较为久远和不易破坏。”以激发朝鲜士大夫的忠诚节义，“为现实人臣和民众树立一座道德教化丰碑和人格典范，以便为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服务。”[４５]祠祀文天祥，虽然不是宗教仪式，却具有一些宗教仪式的特点。在朝鲜三忠祠立碑纪念，使得朝鲜对于文天祥的认知不只局限于史志上，而在现实中，也能从碑铭中感知其忠义精神。 再次，从洪启禧的《文山先生详传》到正祖御撰《宋史筌·文天祥传》，朝鲜君臣由阅读《宋史·文天祥传》等中国有关文天祥的传记资料，到终于刊行了其自撰的文天祥传记，这是对文天祥忠节义气的强化。“一般文人的文天祥史传，作为一种记忆传承形式，自然有助于加深文天祥风范的建构，而带有某种盖棺论定色彩的志书和碑铭的记载，则更富有认定强化的意味。”[４６]正祖亲自主持《宋史筌》的编撰，钦定《文天祥传》，尽管“黄冠故乡”的说法，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改写，但对全文进行了改定，不仅将元朝君臣斥之为“贼”，还特别重点记叙文天祥忠义之事，以邓光荐、刘岳申，尤其是文天祥之《纪年录》为据，加入了很多体现文天祥忠义精神之事。即如补充了文天祥与元丞相孛罗的对话和交锋： 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欲使拜，天祥长揖不屈。孛罗曰：“自古有以宗庙土地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去之者，非卖国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臣献国，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耳。”孛罗曰：“弃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孛罗语塞，怒曰：“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乃度宗长子，德祐亲兄，不可谓不正。登极于德祐去位之后，不可谓篡。陈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孛罗等皆无辞，但以无受命为解。天祥曰：“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受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孛罗怒曰：“尔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孛罗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４７] 根本改变了《宋史》站在元朝立场的写法，文天祥大义凛然的忠义精神若然纸上，读罢令人肃然起敬。这种论定意义重大，因为《宋史筌》乃是对于元官修《宋史》的删节编改，完全摒弃元官方的修史观，而代之以朝鲜王朝认定的史观，其目的就是为宋史正名，因而对于文天祥的评价就完全不同。垂范世人，教化人心。 综上所述，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乃是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对于邓光荐《文丞相传》之改编生造出来的。尽管《宋史》也称颂文天祥之忠诚节义，但有此“黄冠归故乡”之说，言下之意，文天祥犹有恋生之意，从而消解了文天祥的忠心。明人一概斥之为“诬罔之词”，但未作过多分析。朝鲜儒林在“尊周思明”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天祥之忠诚大义，契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因而受到多方关注。既有文天祥的传记，英祖重臣洪启禧编《文山先生详传》，正祖御定《宋史筌·文天祥传》，又借燕行使赵显命从北京带回之文天祥画像，将其供奉于永柔县卧龙祠，使之成为朝鲜供奉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的三忠祠。建庙崇祀，树碑立传，从而强化了文天祥在朝鲜政治文化中的认同，引发朝鲜儒林对于文天祥的多方关注，对于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有多种解说。不管是复仇说，还是教化说、时义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朝鲜现实政治文化的折射，也是理解当时朝鲜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号。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宋史》卷418《文天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532页。 [２]所谓“黄冠故乡”之谜，《宋史·文天祥传》用“黄冠归故乡”的说法，朝鲜士人金春泽曾以“黄冠之对”为题作文，为之辩护；但明清与朝鲜士人多用“黄冠故乡”的说法，三者意思相同。“黄冠故乡”一词，意思简明，用得最多，故本文采用此说法。 [３]中国学术界对于该问题的认知大体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否认“黄冠归故乡”的说法，将其视作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的曲笔与污蔑，以黄长椿、刘华民、杨正典等为代表。第二种观点赞同这种看法，以李万刚、姚大力、温海清为代表。下文再详释各家观点，并说明其出处。 [４] [明]解缙：《文毅集》卷12《萧君师文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77页。 [５] [明]胡广：《丞相传后记》，[南宋]文天祥撰，熊飞、漆身起、董顺强校点：《文天祥全集》卷19《附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3页。 [６]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10《史论二十首·文天祥》，许建平、郑利华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７]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0《文文山五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6页。 [８] 黄长椿：《〈宋史·文天祥传〉考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９] 刘华民：《宋史·文天祥传质疑》，《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１０] 杨正典：《〈宋史·文天祥传〉辨正》，《文献》1986年第3期。 [１１]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9《陈宜中、留梦炎、叶李、家铉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037页。 [１２]李万刚：《文天祥临刑前的犹豫》，改题为《〈指南录〉后序拓展阅读：追寻文天祥以身殉国的思想轨迹》，收入《中华活页文选（高一年级）》2011年第3期；以题为《文天祥临行前的犹豫：〈指南录后序〉拓展阅读》为题，收入《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9年第2期。 [１３] 姚大力：《面朝故国的忠诚——被误读的“遗民”文天祥》，《文汇报》2015年10月9日，原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和国家观念》。 [１４] 温海清：《文天祥之死与元对故宋问题处置之相关史事释证》，《文史》2015年第1辑。 [１５] [南宋]文天祥撰，熊飞、漆身起、董顺强校点：《文天祥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2《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其五》，第573页。 [１６] [南宋]文天祥撰，熊飞、漆身起、董顺强校点：《文天祥全集》卷14《指南后录》卷1上《怀中甫，时中甫以病留金陵天庆观》，第548页。 [１７] [南宋]文天祥撰，熊飞、漆身起、董顺强校点：《文天祥全集》卷17《纪年录》，第710页。 [１８]参见陈伯泉：《元至元二十一年文天祥墓志》，《文史》第17辑，1983年。温海清：《文天祥殉节与宋亡历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１９] 温海清：《文天祥殉节与宋亡历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２０] [南宋]文天祥撰，熊飞、漆身起、董顺强校点：《文天祥全集》卷17《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第711页。 [２１]《宋史》卷418《文天祥传》，第12532页。 [２２]有关朝鲜王朝对于文天祥的认知情况，参见孙卫国：《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朝鲜王朝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考释》，《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孙卫国：《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清史研究》2023年第5期；赵士第、徐添：《朝鲜君臣的文天祥记忆（1401-1887）》，《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 [２３] [朝鲜王朝]金迈淳：《台山集》卷5《答郑景守》，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94册，2002年，第379页。 [２４] [朝鲜王朝]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卷3，英祖三十五年（1759）朝鲜芸阁活字本，第65b-66b页。 [２５] [元]刘岳申：《文丞相传》，参见《文天祥全集》附录，第769页；胡广：《丞相传》，《文天祥全集》附录，第781-782页。 [２６]《宋史筌》卷首上谕，朝鲜正祖四年（1780）写本。 [２７]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27—1910）》（修订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2页。 [２８]《宋史筌》卷116《文天祥传》，朝鲜正祖四年（1780）写本。 [２９]参见[韩]郑炳说：《权力与人：思悼世子之死与朝鲜王室》，丁晨楠、叶梦怡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 [３０]参见孙卫国：《历史书写与现实诉求：朝鲜王朝洪启禧〈文山先生详传〉考释》，《世界历史》2022年第2期。 [３１] [朝鲜王朝]金翰东：《续资治通鉴纲目事略》，[朝鲜王朝]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纯祖八年（1808）木坂本，第3页。 [３２] [朝鲜王朝]金宇颙：《续资治通鉴纲目》卷12上，第5-7页。 [３３] [朝鲜王朝]宋时烈：《宋子大全》卷212《石室先生语录》，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15册，1993年，第139页。 [３４] [朝鲜王朝]尹拯：《明斋遗稿》卷2《读〈文山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35册，1994年，第60页。 [３５] [朝鲜王朝]金春泽：《北轩居士集》卷9《文天祥“黄冠之对”》，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85册，第128页。 [３６] [朝鲜王朝]朴趾源：《燕岩集》卷15《热河日记》之《谒圣退述》，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2000年，第315页。 [３７] [朝鲜王朝]徐宗华：《药轩遗集》卷8《文山愿以黄冠备顾问论》，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76册，2009年，第338页。 [３８] [朝鲜王朝]徐宗华：《药轩遗集》卷8《文山愿以黄冠备顾问论》，第338页。 [３９] [朝鲜王朝]徐宗华：《药轩遗集》卷8《文山愿以黄冠备顾问论》，第338页。 [４０] [朝鲜王朝]金迈淳：《台山集》卷5《答郑景守》，第379页。 [４１]朝鲜王朝以壬辰战争（1592—1598）为界，分为朝鲜前期与朝鲜后期。更重要的是1637年，朝鲜王朝由明朝藩国变成了清朝藩国，因为现实中的政治正统危机与儒家思想的“华夷观”思想，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们倡导“尊周思明”理念，朝鲜王廷中也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 [４２]参见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修订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孙卫国：《从“尊明”道“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 [４３] [明]杨荣：《书宋丞相文山遗墨后》，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第362页。 [４４]韩国学者涉猎过此问题，参见[韩]安章利：《鄭夢周와文天祥의 忠臣像비교》，《圃隱學硏究》2013年第12辑， 第199-228页；[韩]金成奎：《岳飛와 文天祥小傳》，《건지인문학》2014年第11辑，第27-85页。 [４５]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４６]顾宝林、欧阳明亮：《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1期。 [４７] [朝鲜王朝]正祖：《御定宋史筌》卷116《文天祥传》，朝鲜王朝尊贤阁编刊，第9a-b页。此段综合各家文天祥传而成，参见郑思肖《文丞相叙》、刘岳申《文丞相传》、胡广《丞相传》，《文天祥全集》卷20附录二，第753-754、768-769、780-78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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