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伤寒杂病论》所流传下来的治疗外感病的部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包含伤寒（外感病）和杂病（内伤病）两部分，但这本书后来因为战争而散失。到了西晋，由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伤寒杂病论》的残简，因为当时仅仅收集到了外感病的部分，所以命名为《伤寒论》。大概到了唐代，才出现了《伤寒杂病论》内伤病的部分，后人又把内伤疾病的部分整理命名为《金匮要略》。到了宋代嘉佑年间，校正医书局选高继冲本《伤寒论》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成为今天最为通行的宋本《伤寒论》。 1060年（日本康平3年），日本人丹波雅忠手抄我国《伤寒论》古卷，之后一直保存在日本，后来到1346年由和气朝臣嗣成又抄了一遍丹波雅忠的手稿。1937年，日本大冢敬节在利根川尚方家藏遗书中发现丹波雅忠的抄录本。1946年，大冢敬节将校正本寄赠苏州叶橘泉，叶橘泉重校后出版，名字为《古本康平伤寒论》，简称《康平伤寒论》。这本书的底稿，最接近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时间也早于赵开美本。 流传在日本的《伤寒论》版本还有一个康治本。据说是日本僧人在中国修禅，在康治二年（1143年）抄的我国唐代贞元乙酉年（805年）的抄本，署名为“沙了纯”（沙为沙门，即男性僧侣，了纯为名字或法号），即《康治本伤寒论》。这个抄本，经过长泽元夫研究后，认为是一本更加古朴的《伤寒论》抄本。属于《康治本伤寒论》系统的抄本还有延历寺本、贞元本、锦小路本。 清代光绪二十年（1894），桂林的左胜德传出抄本《伤寒杂病论》，之后流传为两个版本，一个是白云阁版《伤寒杂病论》，一个是今天广为人知的《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当然了，在民间或古代医学著作中仍然有其它版本《伤寒论》流传，比如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太平圣惠方》收录的高继冲版的《伤寒论》、清代郑钦安的《伤寒恒论》、明国时期传出的涪(fú)陵本，以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伤寒论》抄本残卷。
《伤寒论》以及《金匮要略》的特点，个人认为，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1、没有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既没有神、鬼、佛、道，又没有阴阳五行，是干净、纯粹的医书；2、只讲述解决问题，没有空谈。在《伤寒论》中看不到解释原理的内容，但是，条文、方药，这么做就有效。这种现象可能有两原因，一个是真的就是这样的经验记录，另一个则是，其中的道理可能是口传亲授（即中国古代“传书不传诀”的做法）。3、比【方书】多了症候条件，是为辨证论治的鼻祖。不论是古代方书还是现代方书，如《五十二病方》、《孙真人海上方》以及广为流传的偏方、验方，基本上都是以病名或单一症候而对应方药，这种做法，虽然有时候见效，但常常不见效。而《伤寒论》以症候群为条件指向于方药，大幅度提高了用药的有效性。是由【方书】到【医书】的伟大进步。 《伤寒杂病论》被后人誉为方书之祖、辨证论治之典范，其所载的药方结构严谨，药少量重，配伍得当，用法讲究，临床中如果药证相投，常常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通常把《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子叫“经方”（实际上，《黄帝内经》中13个方子也是经方）。能够成为经方，就是说，这些药方对应的辨证法则、药方本身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药方中的药味，这些方面有很高的效率和严谨的配合，具有模板一样的作用，后世可以照搬、可以效仿、可以从中加减变化。所以经方的使用就成为了中医临床的权威。一些自学中医的朋友应该会有感触，比如我们把《伤寒论》玩熟悉了，如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白虎汤、承气汤、四逆汤、五苓散、四逆散等等，只要掌握了辨证要领，往往药到病除、覆杯而愈。学习中医，只要在《伤寒论》上下功夫，医术往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目前主流的伤寒论版本有10个版本： 1、《敦煌本伤寒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伤寒论》抄本残卷。 2、《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治二年（1143年）沙门了纯抄本。 3、《康平本伤寒论》：日本康平三年（1060年）丹波雅忠藏本。 4、《金匮玉函经》：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校正医书局校正本。 5、《高继冲本伤寒论》：荆南国节度使高继冲藏本，于淳化三年（992年）收编入《太平圣惠方》。 6、《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收编于《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 7、《宋本伤寒论》：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校正本，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收录在（《仲景全书》）。 8、《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己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收录于（《仲景全书》）。 9、白云阁版《伤寒论》，桂林左盛德本的一个分支。 10、《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桂林左盛德本的另一个分支。 我们教学所使用的《伤寒论》版本以宋本、康平本、桂林本为主。
《伤寒论》注家，早期的，如宋代韩祗(zhī)和（《伤寒微旨论》）、朱肱(gōng)（《南阳活人书》）、庞安时（《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伤寒发微论》）、郭雍（《伤寒补亡论》），宋金时期刘完素（《伤寒直格》）、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元代杜清碧《伤寒金镜录》等等。明清时期《伤寒论》注解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共有880种伤寒学著作。如方有执、喻嘉言、张璐、吴仪洛、吴谦、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柯(kē)琴、徐灵胎、钱潢、尤在泾、陈念祖、包诚、王肯堂、刘纯、秦之桢、沈金鳌(áo)、陶华、戈维城、俞根初、唐容川、黄元御、郑钦安等等。民国前后，《伤寒论》的注家就更多了，如恽(yùn)铁樵、曹颖甫、左季云、陆渊雷、张锡纯、冉雪峰、黄竹斋(zhāi)等等。当代如裴(péi)慎、姜春华、刘渡舟、孙曼之、陈亦人、胡希恕等。 上面列出的《伤寒论》注家非常多，大部分书籍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对于《伤寒论》注家的选择，个人认为，需要有3个条件，第一，看注家的医术高低，医术比较低的人的注解自然不用去读；第二，看是否与自己的思维方式相吻合。只要注家医术高，思维方式和自己吻合，那就可以了。中医书籍汗牛充栋，个人生命有限，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第三，思维方式符合中医的主流，特别生僻、偏执的需要谨慎选择。
正因为《伤寒论》在医学方面具有权威性，所以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世加进了太多的个人观点。我对于《伤寒论》中的一些内容是嗤之以鼻的，比如说凡是解释原理的条文、包含“师曰”的条文、日传一经、“欲解时”等部分。我们在后边的课程中会详细讲到这些问题。 有认问，我们在学习《伤寒论》的过程中，怎么才能识别出哪些是错误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看理论能不能形成逻辑闭环，另一个是是否经得住实际验证。实际上，对于中医新人来说，在学习的初期是无法分辨良莠对错的。当我们读的医书足够多，有很多治愈案例的时候，医书中的对与错一眼便知。
在网上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说法，“学中医，一本《伤寒论》就够了”，这个话是绝对错误的。《伤寒论》是中医的一个关卡，而不是一个终点。想想看，自然界在不断演化，人类社会也在变化，那么，疾病的表现形式也在变化，相应的，中医治病的侧重点也需要不断变化。比如明朝末年吴又可的《温疫论》，这就是对《伤寒论》的补充。后世对温病的探索和形成的治疗法则，也是对伤寒论“风温”的细化和补充。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的五大“逐瘀汤”，即是对《伤寒论》淤血疾病的补充。我们当今，儿童牙齿发育异常、近视、多动与注意力障碍，中年人失眠、抑郁，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中风、癌症非常普遍，这都是时代演变的产物。一本《伤寒论》肯定是不够的。
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很多朋友学《伤寒论》以后，形成的不是对《伤寒论》的认识，而是迷信注家对《伤寒论》的认识。比如说当今《伤寒论》注家中，还有人死磕“存津液”、“扶阳”这些观念。殊不知，气血营卫、五脏六腑，以及构成人体的每一个单元和我们看待问题的每一个角度，这些，都同等重要，怎么可能偏执于一个角落。 当今有一种伤寒论流派叫“方证对应”或者“方证”派，这些人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他们以某些症候群去对应某个方子，看似高深莫测，实则颇失中医要义。中医的方、药、理、法是一个整体，彼此关联无法分割，“方证对应”把中医的思辨过程转化成了“症候群→方药”的数据库，依赖的不是对中医精髓的领会，而是记忆力，这类做派，无法适应人体的复杂性，无法产生稳定、可靠的疗效。
经方价值，是教会我们应该怎样思考问题，这是一个示范。但是，很多人学了《伤寒论》之后，就会患上一种“经方病”，自己的思维却如同囚犯一样被《伤寒论》深深禁锢了起来。似乎只有学了《伤寒论》中医水平就会很了不起，只有用“经方”给人治病的中医才是好中医、才是高手。且不说《伤寒论》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偏执，就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我给人治病，需要用经方就用经方，需要用时方就用时方，不论是经方还是时方，他们都是工具，工具自身没有好坏的差异，只要合理选择就都能取得较好的疗效。曾经看到某注解《伤寒论》的作者极力抬高经方而贬低时方，说自己之前用时方治病疗效不佳，后来用经方疗效很好。很遗憾，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时方会比经方逊色多少。 中医是用来治病的，药到病除才是硬道理。经方有经方的优势，时方有时方的优势，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患者在意的不是是否使用经方，而是能不能够把病治好。 再一次强调，《伤寒论》是我们学习中医的一个内容，不是我们学习中医的终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