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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起,近代化浪潮便向全世界推进。但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其社会性质或社会构成不同,其近代化属性之差别也很大。正如郝秉让教授所说:“北洋军阀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政治经济的阻碍者, 然而由于崇尚武力,他们却推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②奉系军阀,虽然只是北洋军阀的旁支,却在北洋后期成为北洋各派中实力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而当皖系、直系等北洋嫡系先后被消灭或被分化瓦解之后,奉系军阀却成功地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 并成为国民党新军阀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可见,与其他北洋各派军阀相比,奉系军阀的生命力更强。那么, 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近代化进程中, 奉系军阀留下了哪些可以警醒后世的经验教训呢?笔者想就张作霖叱咤风云的四部曲,谈谈奉军盛衰存亡之关脉与要害。
一、 张作霖叱咤风云的四部曲 (一)枪杆子起家 奉军实际上就是张作霖的“家兵家将”。1900年,张作霖在辽西黑山赵家庙成立半兵半匪的“保险队”时,只有20多人。1902年末受抚点编时,部众扩大了10倍,约有250人,但尚不足1营,张作霖任帮带(副营长)。翌年与新民巡捕队合并,队兵又扩大了1倍,增至485人,张升任管带(营长)。日俄战后,张部由1营扩编为3营,张升为统带(团长)。随后,又从3营扩编为5营。1907年诱杀顽匪杜立三后,张升任前路巡防营统领(旅长)。剿平蒙古叛匪之后, 张部由5营扩至7营, 总兵力已达3500余人。从1900年到1910年 ,在剿灭各路土匪的拼杀中,张作霖奋力扩张自己的私人武装,使之成为奉省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聪敏多谋的张作霖在起家阶段,基本上是奉命剿匪,扩充兵马。此后,他便凭借个人的武力,开始干政上位了。 (二)争权干政 成为奉天王 1911年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 ,在驻地洮南观察局势动向的张作霖, 接到调令后便立即率部赶赴奉天省城, 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保皇派“救驾”。因镇压革命党“有功”,除了原有的前路之外,张又兼任了中路巡防营统领,所辖兵力从7营增加到15营,一下子翻了一倍。第二年,在军事强人袁世凯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斗争中, 张支持袁。1912年9月,袁下令将前、中两路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升任中将师长。原来只有步、马两个兵种的巡防营,改编为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兵五个兵种的陆军师,在职能、装备、编制等方面,都向正规化前进了一大步,张部便由地方治安部队提升为国家正规陆军, 而且驻地就在东北中枢奉天省城。是时,奉省虽然尚有另外三支军队,但在战斗力、装备、数量、兵种、驻地等方面,都不及第27师。张可以左右奉省政局了。
随后,在张的排挤之下,名义上“节制”奉吉黑三省军务的张锡銮, 已不能在奉省有效地行使职权。无可奈何,袁世凯只好将其调走,改派心腹段芝贵到奉接替张锡銮。而当袁在全国反对帝制的怒潮中被迫取消帝制时,张作霖便抓住机遇,与第28师师长冯德麟合谋打出“奉人治奉”、“惩办帝制祸首”的响亮旗号,以武力相压迫,赶走了赤手空拳的段芝贵。四面楚歌的袁只好任命张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旋即改称督军和省长)。这样,张作霖就成为奉省的最高统治者了。不久,对张心怀不满的冯德麟,因支持张勋复辟而在北京被捕。张作霖乘机吞并了第28师。至此,奉省军政大权全部落入张的手里。 (三)兼并吉黑 当上东北王 控制奉天省军政大权后, 张作霖便琢磨黑吉两省。1917年夏,黑省政局动荡。外交官出身的毕桂芳,名义上担任黑省督军兼省长,但实权掌握在黑省陆军第1师师长兼军务帮办许兰洲手里。许便策划驱毕以自代。但在赶走毕之后, 因分赃不均,黑省军队分裂了。以占据呼兰、海伦一带的骑兵第4旅旅长英顺和步兵第1旅旅长巴英额为一方, 以占据省城的许兰洲为另一方, 双方剑拔弩张,张作霖便乘虚而入。6月下旬,张以调停为名, 派第27师54旅旅长孙烈臣到达黑省。黑省对峙双方都表示听从张作霖的。得到双方的保证后,张便向国务总理段祺瑞保荐段的部下, 时任北京讲武堂堂长的鲍贵卿。鲍也是海城人,少时与张家是对门,这时已是张的儿女亲家。7月,段任命鲍为黑省督军兼省长。赴任途中, 鲍先到奉天与张密谈。鲍到任后,许兰洲屡表不满,张便设法迫使许部与驻防奉省的奉军张铭九部对调。随后,英顺、巴英额两部向省城集中,逼迫鲍晋升英、巴。张急派吴俊升第29师之一部北上援鲍。趁奉军大兵压境,鲍便解除了英、巴的职务。鲍掌握了黑省军政实权,黑省自然成为奉系军阀的地盘。
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孟恩远, 经营吉林省已十多年了。1917年夏,张作霖曾发动过驱孟运动,但因时机不对而停止了。孟为保住地盘, 便增发纸币,扩军备战。1919年6月,张以此为借口,唆使吉林士绅分向国务院和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告孟“纵兵殃民”八大罪状,并分派代表赴京赴奉,要求罢孟。张以公函暗示孟自动辞职。孟却自恃有一个师五个旅的兵力,拒绝辞职。7月,北京政府发表调令,调黑督鲍贵卿任吉督,调孙烈臣任黑督。吉省督军署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高士傧、旅长高俊峰等人以边防不可动摇为由, 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随后,张任命孙烈臣为南路军总司令,其部前锋开抵怀德;任命吴俊升为北路军总司令,其部由大赉向农安推进。高士傧则把驻防吉林、哈尔滨一带的吉军调到长春、农安一带,准备武力抵抗。 恰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 扶植张作霖的日本在长春挑起了“宽城子事件”。在长春的一名满铁职员不理禁令,非要强行通过吉军的宿营地,引起日本铁路守备队与吉军冲突,互有死伤。日方从公主岭等地向长春调兵。此时,长春是吉军对抗奉军的重要据点,日军破坏了吉军的军事布置。害怕日本的北京政府严责孟恩远抗命陈兵, 并下令查办高士傧。聪明的张作霖一面暗中分化吉军,使其旅长裴其勋等人站到奉军一边, 一面令奉军从南北西三面加紧对吉军的包抄。孟恩远见大势已去,只好罢兵求和。8月初, 鲍贵卿到长春与孟会晤,商定孟去职后保证孟及其亲信生命财产之安全。随后,孟返回故乡天津,高士傧、高俊峰等人也离开了吉省。鲍贵卿就任吉督兼省长。到1919年夏,奉吉黑三省全都成为奉系军阀的地盘, 张作霖遂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王了。 (四)入关争霸 昙花一现帝王梦 1918年春, 皖系首领段祺瑞的亲信徐树峥, 以选举张作霖做副总统为条件, 劝诱张作霖派兵入关,支持皖系“武力统一”。野心早已膨胀的张作霖在杨宇霆等人的鼓动下, 派5万奉军第一次入关,南征“援湘”。初次入关,基本上没有打仗,索取大笔军费后,在年底前大部分撤回了关外。张虽没有当上副总统,却获得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后来,皖系特别是徐树铮军政势力急剧扩大,妨碍了奉张在北方的扩张。1920年7月,在直皖战争中, 奉军第二次入关,助直反皖。这次,虽有7万多奉军入关,但只是在侧翼为直军助战。奉军出力虽不多, 但抢夺的战利品却不少, 察哈尔成为奉系地盘,奉系可以与直系共同操纵中央(北京)政府了。
随后, 张作霖与直系首领曹锟结成了儿女亲家, 但奉直两系的利益冲突却愈演愈烈。1921年末, 在财经界颇有实力的旧交通系, 派叶恭绰赴奉,经杨宇霆牵线,与张作霖密谈。叶向张保证,如让梁士诒组阁,就选张做大总统,张大为动心。梁当上总理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收回胶济铁路等问题上偷偷地向日本出卖国家主权, 被吴佩孚当众揭穿。为了铲除妨碍“国家统一”的直系,以便由奉系独揽中央政权,张作霖派出12万奉军,第三次入关,与10余万直军在京津一带作战,是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头两次入关,张作霖尝到了些甜头,但这一次,却有2万人死亡,1万余或逃或伤,近4万人被缴械,军费损失“超过三千余万元”③,关外的热、察、绥三特区也都失掉了。 三次入关,总体说来,是得不偿失的。怎样吸取战败的教训呢?为张作霖筹措军费的王永江,建议“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待东北富强起来之后再视机运作。④从维护奉张的战略利益上说,王的改革主张是正确的。但握有最后决策权的张作霖、杨宇霆等人,却不图此策。重占“失地”的欲望, 再掌中央政权的野心,不因战败而收敛,反倒因复仇雪耻之雄心而加强了。于是,整军备战便成为下次入关之前的主题。由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新派人物实际负责的陆军整理处, 对匪气浓重的奉军进行了认真的整训。以“三八旅”为标杆,仿照日军模式,对官兵之去留、升降、奖惩等等均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改编,并在军制、兵种、训练、军需等方面颁布法规,对各级官兵依规进行整训。仅就军事(不谈经济、文教等)方面说来,这是封建军阀部队一次较有成效的近代化。⑤海军、空军、兵工厂也都在扩建中走向近代化。曹锟贿选后,直奉两系为争夺富庶的上海, 爆发了江浙战争。1924年秋,张作霖以援助盟友为借口,派25万奉军第四次入关,在山海关一带与直军激战。直系冯玉祥部倒戈,奉军大胜。随后,张作霖毁掉“不入关”的诺言,令奉军乘胜南下,直达沪宁。不久,北至黑龙江南至长江下游,几乎全国1/3的繁华地区,都被奉军占领了。这时的奉军已达35万以上。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张宗昌督鲁,李景林督直……张作霖独自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臻于鼎盛。
奉军在扩张中横征暴敛、军纪败坏,激起了全国的反奉运动,直系孙传芳乘机举兵驱奉,沪宁苏皖地盘得而复失。更严重的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郭松龄倒戈反奉。日本关东军掐脖子要好处,张作霖被迫答应了日方的苛刻条件。⑥由于日本的强力护卫,郭兵败被杀。东北失去了一次真正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机会,奉张也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奉张虽然转危为安,但仍危机四伏。有战略眼光的王永江, 再次强烈请求改革, 且不惜以隐退表达决心。张作霖接受了王的政策主张, 发表了“罪已诏”,但随后又变卦了。1926年春,奉军以讨伐郭之残部为名第5次入关。这次征战一直打到1928年。先后有打败冯玉祥的国奉战争、击败靳云鹗的河南战役、被武汉方面北伐军击败的冀南大战、击退阎锡山的晋奉战争等等。当国民党新军阀蒋介 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要向奉军围攻之 际,1927年夏,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张朝思暮想的个人野心短暂地现实了。这时奉军嫡系部队良莠搀杂,约有50万人。一年后,当蒋李冯阎四路大军向京津地区进攻时, 奉军只好向关外撤退。张在返回奉天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了。 综观奉张叱咤风云的四部曲, 从起家到奉天称王,再到东北称王,前三部曲,对他自身或对奉系说来,都可谓是成功的;唯有最后的第四部曲, 即五次入关争霸,大约打了八年内战,即便对张个人说来,也大有可议之处。这八年内战,奉张究竟获得了什么?损失多还是收获多?每次内战,奉张都有“为国为民”的理由昭告天下,但这八年内战, 究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 国家和人民是受害了还是受益了? 这八年内战, 总共死了多少将士?伤亡了多少百姓?损毁了多少民财?耗费了多少军费?恐怕统统都无法计算。如果把用于八年内战的人力财力用在建设东北家园上, 结果会更坏吗?这八年内战,与张作霖之死有无关系?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这八年内战,与东北沦陷有无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不才且已衰朽,切望诸位高明深入研究。但笔者以为,奉张的军事近代化存在两个要害:军费问题与战略决策之失误。
二、八年内战的代价 一个家庭,要想兴旺起来,用于吃穿用的消费和用于投资的积累,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体上总要适当。如果家里有人外出旅游的费用过大, 不仅把家里的所有积蓄都花掉了, 还挤占了用于吃穿的必要费用,而且,这还不够,还得借钱举债, 靠透支甚至干脆靠变相抢劫来支持外出旅游,这样的家庭,不要说兴旺起来,就是长期地维持下去都有问题。可是,张作霖、杨宇霆等奉系核心决策人物,就做这样违背常识的军政大事,而且,不听劝告,做得越发严重。 下面, 我们不得不用一些能够搜集到的枯燥数字,来说明奉系的军费问题。民国初年,奉省的军费,大约为440万元。张作霖督奉后,军费增加了。1916年, 奉省军费大约611万元。1917年,奉省总收 入1000万元 , 军费花掉800万 , 占80%。1918年,奉军第一次入关,奉省军费增至奉大洋950万元。1919年, 奉省军费912万。1921年,奉张以“征蒙”名义从北京索得500万,奉省另外支出军费859万(两者之和为1359万)。⑦1922年,奉军第三次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奉省这年的军费超过3000万。自王永江1917年5月掌管奉省财政以来, 四年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1100多万都花光了, 还没够。1923年没有打仗, 但奉省军费却为2024万, 占奉省总收入的81%;如果把吉黑两省的军费加上,这年三省军费总计3628万。1924年,奉军第四次入关,据外人调查,第二次直奉战争军费15 000万,是奉省总收入的4倍,大大地透支了。1925年,兵工厂花了2300万, 常年军费1800万, 张作霖个人的特支费1000万, 总计5100万, 而当年奉省总收入才2300万 , 还是大大地透支。是年 , 吉省总收入的97.3%用于军费支出,黑省则是113.3%(透支)。“以后几年,军费支出少则5000万,多则9000万,支出最少的年份,将财政收入全部填充军费,尚不及半数。”⑧1926年 ,奉军第五次入关 ,是年奉省军费7023万,1927年为9000万,1928年上半年军费“并无稍减”。
无法获得周全的统计数据, 但上面引用的数据, 已经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奉张穷兵黩武的严重性。在奉系的前期⑨,即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前(1921年底之前),奉系的军费支出与其后期相比,尚比较少, 但其在财政总收入里的占比, 仍占80%或80%以上, 这在古今中外的财政史上, 也是惊人的。在奉系后期,即1921年底之后,军费在财政收入里的占比,约在90%或90%以上,而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 军费则透支了全部财政收入, 越往后透支得越严重。在没有特别紧急事件 (如外敌入侵等) 发生的情况下, 如此连年严重透支,只能说其决策者,已毫无理性可言了。笔者孤陋寡闻,不敢说绝无仅有,但还是觉得,这样连年地疯狂透支,古今中外,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把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军事, 自然大大挤占了用于发展经济(实业等)、教育、医疗、文化、行政的支出,这对东北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改善,当然是极其不利的。连续多年的透支,咋还能聚敛到巨额军费呢?张作霖杨宇霆等人采取了多种办法: 第一,加税。这其中的招法很多,把原有税种加大税负,例如,黑省讷河县征收的“统税”,1921年到1930年, 十年时间增加了23倍⑩。1924年, 奉省仅加税这一招就增收了2200万元。1928年春,奉省大幅增加地亩税,上等地每亩由1.4元现洋增至3.6元,中等地由1元增至2.4元,下等地由0.6元增至1.4元,平均提高了2.5倍。輯訛輥此外, 便“开创”各种新税种,农民养马养牛养猪等等都要交税,学生入学要交税,人们结婚要交税,还有什么“过桥税”、“斗秤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张学良主政后,1928年底,官方(奉天整理财政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奉省杂捐,即有350多种,绝大多数加税最后都加在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民身上。
第二,摊派。对决策者们说来,不管下层官吏怎么征收, 高层定下来下层就得如数征收。1926年初,奉省要各县摊交“讨郭”战费,一等县11万, 二等县9万,三等县8万。 第三,从北京政府和新占省区征索。如1918年南征的军费,1921年“征蒙”的军费,1922年奉军战败后截留的关税、盐税,后来京奉铁路的收入以及在新占区就地补给等等。 第四,举借外债。自张作霖督奉到1927年,从日本先后贷款18次,共计1.0248亿日元輰訛輥。取自日本的贷款,不仅利息高,还付有种种苛刻条件。 第五,发行公债。1926年,王永江辞职后,奉省便发行了5000万现洋公债,不过,这种公债是强行摊派而不是自愿认购的。 第六,开禁鸦片。为弥补军费不足,张作霖与杨宇霆、翟文选等人决定解除禁止种植与贩卖鸦片的政策。輱訛輥只要向官府交纳重税,即随便种植、贩卖和吸食鸦片。这种公开残害民众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政策,增加了奉张的税收。例如,热河每年种植鸦片不下5000顷,征收捐税达1300万元。明明是开放了毒品, 但奉张却把烟毒征税机构叫做“禁烟局”(后改称“筹济局”,百姓称“抽筋局”)。 第七,滥发纸币。上述加税、摊派等等6种聚敛军费的招法,虽然都“行之有效”,但从实施到把军费聚敛到手,都有一个过程,难解军事急需,况且,这6种招法,在实施的过程里都无法保密,常常遭到诟病。唯有增发(印行)纸币奉票,在当时可以偷偷地进行,而且对官方说来,把纸张变成可以购买一切的金钱,几乎不花什么成本。于是,张杨等人便把增印奉票做为“对外扩张的充电器和血库”輲訛輥。
1917-1920年,奉军没打大仗,王永江的财政政策也没受大的干扰,奉票币值比较坚挺,奉票1元大体上可以兑换1元现洋。1921年, 奉张准备入关打仗,奉票增印至3千万元,平均1.436元奉票兑换1元现洋,显然贬值了。1924年,奉军第四次入关作战,是年11月,奉票印行猛增至22 000多万元,兑换现洋之比价,年均跌至1.715:1。郭倒戈之后,奉军第5次入关,仗打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奉票之滥发便越发严重。张作霖死后一个月,即1928年7月末,奉票已印行了146 000多万元,兑现洋之平均比价为23.853:1。第二年,跌至60:1。八年内战,使奉票跌了60倍。滥发纸币, 物价当然飞涨。当时普通百姓日常食用的玉米面,1927年2月,每斤0.26元,1928年2月末,涨到每斤2.20元,仅一年时间,涨了八倍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北京政府到各地军阀都滥发纸币,但发行数目之多,对纸币发行依赖程度之深, 非奉系军阀莫属。”客观地说,滥发纸币,就是变相抢劫民财,其“严重后果,导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严重地动摇了奉系军阀统治的经济基础”。輳訛輥 那么,奉张政权为何没有跨台呢?简略地说, 第一,绝大多数东北老百姓,宁愿忍受苦难,也不愿铤而走险。第二,日本侵略者尚未做好武力侵占东北的各种准备。第三,张学良主政后,放弃了争夺中央政权的内战政策,转到整理内政、发展经济的正确轨道上来。第四,庞大的奉军将士和奉系中上层官吏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维护奉张政权。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奉军士卒月饷,步兵现洋8元,骑兵7元,炮兵9元;打胜进关后,张下令每人月饷增加现洋8元,而且还加发了一个月的军饷。张学良缩编奉军后,已经尽量压低了军官的薪饷,但仍然规定上将月饷1200元,中将800元,少将500元,上校300元,中校200元,少校100元,上尉70元 ,中尉40元 ,少尉25元。与普通百姓相比 , 奉军官兵的军饷非常优厚。立功的还可受奖或晋升。总之,穷兵黩武的好处,都让奉系和奉军的高层以及中层拿去了,穷兵黩武的恶果,都转嫁给了普通百姓。不言而喻,穷兵黩武所带来的畸形军事“近代化”,是以牺牲东北经济与民生为代价的。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是否应当?很值得研究。
三、王杨之争与东北之命运 19世纪20年代前后, 东北地区的主要社会需求是什么?最大的危险来自哪里?笔者曾经有过论述輴訛輥,这里只简略地说,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 入关打内战不是东北大多数民众的主要需求,东北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北京而是来自东京, 民众和社会的基本需求是发展经济, 并相应地做抵抗日军侵略的军事准备;也可以说,当年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经济近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军事近代化。这种基本要求,在奉系的高层,是否曲折地有所反映呢?众所周知,在参与奉系重大决策的核心圈里, 对于入关争霸,是有争议的。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等人不止一次地主张“保境安民”,郭变之后,张学良在内心里也不赞同入关争霸。但独掌最后决定权的是张作霖,能够影响张决策的,只有智囊杨宇霆和理财能手王永江輵訛輥,而杨王两人,在战略取向上,却是对立的。张作霖在世时,杨一贯主战,这几乎没有争议。但王永江何时开始反战, 却有争议。有人说1921年准备入关作战(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王就反战,但金毓黻说,商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王受杨“怂恿”,因而“合词主战”,但战败后王就醒悟了。这就等于说,王上了杨的一次当。那么,王的基本主张,是一贯反对入关打内战吗? 受张作霖重用后,王革新警政,整肃吏治,严理财政,样样绩效卓著。1919年,王倡议筹办奉天纺纱厂;同年,为自筑奉海铁路与日方反复交涉輶訛輥; 1922年倡议创办东北大学輷訛輥;同年,反对杨宇霆扩建兵工厂輮訛輦;1923年亲自募款,创办了奉天公立医院;同年,支持收回旅大与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斗争輯訛輦;1924年1月, 在东三省政要会议上,提议三省集资办厂开矿,振兴实业;同年5月,为发展交通,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出任委员长。王自己说,他开始受重用时,“初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都能走上发展之路,以此为东三省的“根本之图”。综合起来看,王所言非虚。金毓黻说王第一次直奉战争偶尔附和主战是受杨的“怂恿”,比较可信。但战败后,王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反对内战的主张。1922年7月, 王致信杨说:“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之一嗤, 不足于称豪于一时, 反足以遗害国家而已……(杨)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輰訛輦不要忘了,王写此信时,陆军整理处就要成立,奉系政要大多主张整军经武,以便寻机打败直吴。可王却说,与直吴打仗,无论胜败,都是内战,只会让国家受害而已。
当初,王与杨的关系较好,王便“极力”劝杨缩减军备。郭反奉前曾对张学良说,东北就是让老杨 (杨宇霆)这帮人搞坏了輱訛輦。郭没进核心决策圈,自然没有王了解张、杨,张有时耳朵软,从张发表“罪已诏”等情形看,张在战略决策上也动摇过。如果杨能改变主意,与王一道劝张,那就好办了。可是,杨个人的优长和前程都在军事上。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军中步步高升,当过队官(排长)、教官、军械局长、27师参谋处长等等。在张作霖称王奉天与东北这两部曲中,杨运筹帷幄,深得张之依重。入关争霸,杨才能前程万里。劝杨,杨不听;王再劝张:“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 如专心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之时,我们不用去打, 他们自然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輲訛輦可是,张为何不听王而听杨的呢?以张之聪敏,不会不了解王的良苦用心。但王为张所选择的战略路径,是靠东北的内生动力,深耕细作, 打好根基, 并在其上逐层地筑起坚固不摇的高楼大厦,然后才可在全国运作,或不战而胜,或战即全胜。王说:“管仲治国三十年,始用一兵。燕昭礼士十九年,仅乃报齐。”可张是个急性子人,他哪里等得了啊!再说,张的野心太大太急,抢夺外部资源当然比开发内部要快得多, 因此, 张要打短平快。王提醒打短平快的危险:“即使军备增至数十倍, 兵工厂增至数百倍……而财富耗竭, 奉票废纸,人民破产,不待人来攻,而奉省已不能自为生活矣!” 从总体上看,王为“将军后世计”时,总要为“桑梓祸福计”,在“不忍将军投入荆棘”时,总是不忍“人民之陷入水火”。这与张杨两人是不同的。张杨两人在决策未来时,大多侧重于个人的利害。王之“彻底改革方针”輳訛輦,无论是为国家或为张个人, 都堪称深谋远虑之战略, 但王没料到张会完全拒绝。王是个有操守的人,他便毅然决然辞职。张所依重的大能人, 张几乎都能笼络住, 但王是个例外。王辞职后,张6次派人去请,第7次则是派儿子张学良去请。1926年夏,张作霖从旅大返奉时, 特意在金州停车两个多小时,伫候王之来见,但王至死没再与张见面。王与张分手并不是因个人利害而是因政策分歧。
从根本上说, 王是因反内战政策而与张分道扬镳的。入关争霸还是实修内政? 哪条路径是邪路,哪条路径是正路?王与张杨的这场争论,大约从1921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926年春,长达5年。这场战略选择之争论, 不仅关系到奉系首领的个人前途,关系到东北能否实现真正的近代化,也关系到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命运与存亡。王永江认为, 如果东北能休养生息二十年, 不但国内各派军阀无法与东北为敌,“且亦力足抗拒强邻对东北觊觎”輴訛輦。王的这个论断,恐怕一些权威学者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王与张、杨的这场争论,究竟孰是孰非?恐怕历史已经做了结论。张作霖在兵败回奉时被日人炸死;杨宇霆在与张学良争权时被杀;最严重的是,东北在九一八事变时沦陷了。所幸,张学良走上了与其父不同的道路。（《东北史地》2014.1，作者：毕万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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