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地缘政治危机与政治算术学的出现 所谓地缘政治，如我在《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中所阐述的，是指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基本上由经济利益所左右的政治关系。由于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重要因素的变化打破了既有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重大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而可能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就可能会酿成不诉诸武力就无法解决的危机。在重商主义时代，解决地缘政治危机主要依靠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哪个国家或势力集团在危机中胜出，对峙的各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与财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危机从来都是对参与国的公共资源动员能力或税收能力的严格考验。这样，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公共资源的问题就自然将各国政府引向了对本国的税源，即财富创造能力的关心。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危机中胜出也促使各国政府必须关心其对立国的财富创造能力。正是这样的动机刺激了本国生产情况测算、国际收入比较以及历史人口统计学的出现。借用配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界定，麦迪森认为这些通过数字及其所建立的经济逻辑关系去评价和论证政府事务的艺术可以被统称为政治算术学（political arithmetic），它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用以观察整体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测算的前身。 政治算术学揭示的制度问题 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的工作并没有停留在建立描述性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上，而是深入到这些变量可能反映的政治逻辑关系，特别是相同变量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所可能揭示的制度性差异或问题。正如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总结性地引述的： （虽然）法国人口是荷兰的十倍，但是荷兰商船队的规模却是法国的九倍，对外贸易额是法国的四倍，而利率水平只相当于法国的一半。荷兰的海外资产非常庞大，而法国的海外资产却微不足道。荷兰经济高度专业化，其大部分食物依靠进口。它在对外战争中雇用外国人，而将本国劳动力集中于高生产率部门。密集的城镇居民、优良的港口和内部水道降低了运输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降低了政府服务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对存货的需求。此外，荷兰的财产所有权非常明晰，其良好的登记注册制度促进了财产的转让，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银行体系为企业经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虽然税收很高，但是纳税的基础是支出而非收入，从而鼓励了储蓄，促进了节约和勤奋工作。 麦迪森认为，正是配第这样从政治算术角度对法国和荷兰进行的比较研究，才启发了斯密和诺斯等人后来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性思考。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荷兰最终还是败于法荷战争（1672—1678）和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呢？正确的回答是：政治算术学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如何战而取胜的学问，而是如何提高效率以不断创造财富，从而提高公共资源能力的学问。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主流并不是种族、阶级和国家之间不断血腥厮杀的结果，而是通过不断学习以提高创造——而不是掠夺——财富能力的结果，这个学习过程包括如何建立并改善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以消除或降低战争的风险。这样看，不论是荷兰主动退出战争，还是英国主动放弃恪守“丛林法则”的重商主义，都反映了这个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学习过程。 西欧的“政治算术旋风” 或许我们可以把配第之后直到18世纪末的西欧称作“政治算术的旋风时代”。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它的兴起不仅将对那些看似无关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现象的观察和研究活动迅速地卷入其中，而且吸引了各种背景的研究者，除了配第这样的大学教授——甚至还是解剖学教授和哲学家，还有财政大臣、贵族、将军、工程师、数学家、公务员，乃至记者、商人等等，不一而足，这的确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这场“政治算术旋风”说明，17世纪科学革命鼓励了社会精英阶层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逻辑思考，鼓励了对配第式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进行基于经济活动内在逻辑的、系统化的改进。像科学问题一样，人们感到了反映客观事实的数据中所包含的逻辑力量。凭借着宏观经济测算所获得的数据，生产、收入和支出流量之间的关系，它们对存量的依赖，以及较长时间跨度上这些流量和存量的变动（特别是人口及其阶层变动）所可能引起的经济实力的变化等，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在麦迪森看来，除配第外，对政治算术学最重要的贡献分别来自与配第同时代、出身布商的英国人口统计学家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以及稍晚出身公务员的英国学者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在《对死亡率登记的观察》（1662）一书中，格兰特建立了最早的生命表，它奠定了现代社会从生命保险、国民税收到政府公共债务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的基础。麦迪森认为，根据不同年龄组死亡概率重建人口统计的方法确定无疑地使格兰特成为17世纪科学殿堂中的伟人之一。格兰特之后，身兼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埃德蒙德·哈雷（Edmond Halley）进一步改进了格兰特对于生命预期的分析，首次在人寿保险中引入了关于预期寿命的基本数学原则。 从宏观经济测算的角度，麦迪森对格里高利·金的贡献评价更高，认为他的工作“已经预示了现代核算体系中的相互平衡关系”。金的题为《关于英国现状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与结论》（1696）的研究是因英国前税务大臣一篇关于政府财政如何应对战争需要的论文而起。后者提出的一个关于政府实际和潜在收入及支出的清晰而完整的描述，特别是如何将财政信息融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刺激了金去尝试建立三个互相关联且平衡的国民生产、收入和支出账户，附带一个收入财富账户和一个国际比较账户。尽管很不成熟，但金的账户体系要比后来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分别依据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情况所建立的，更接近以现代“国民收入”概念为核心的经济核算体系——现行的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前身，早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政治算术学者的政治命运 在当时，像政治算术学这样基于数据逻辑的研究是崭新的领域，它对既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极具挑战性，因为它颠覆了人们的传统知识，打开了人们认识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新视野。它是开放性的、非垄断性的。它刺激研究者们不断地、竞争性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否定旧的观点和方法。无须讳言，不管是从国内通过税收进行资源动员的角度，还是从税收收入的国际比较角度，它的政治动机都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由宪政制度维护的议会政治是在当时保证数据科学性，防止其沦为政治附庸的重要条件。事实上，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竞争在本质上必然会鼓励这种学术上的竞争。在“光荣革命”（1688—1689）之后的英国，随着1689年《权利法案》的诞生，议会政治成为政治算术学兴起的极其重要的制度条件。 配第的两部著作在1690年和1691年公开出版后也在法国掀起了政治算术的“旋风”。参与者中影响最大的是作为职业军人的布瓦斯吉尔伯（Pierre de Boisguilbert）和军事工程师出身的沃班（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他们都对法国的经济状况作了非常悲观的评价，基于自己的测算结果挑战了当时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财政结构需要更加有效和公平，必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难想象，政治算术学在王权统治下的法国比在议会制度下的英国要冒更大的政治风险。布瓦斯吉尔伯的两部著作都是匿名出版的。曾激进地建议废除所有现存财产税、收入税和国内过境税的沃班，则不断受到官方的封禁，他的书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被全部销毁了。极权制度对数据和测算的干预早已存在，这反而说明了数据逻辑的力量。 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经济统计 “政治算术”在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的“旋风”时代虽然发展很快，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因此还不能通过系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推动自身的发展。其实，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亚当·斯密的《对国民财富本质和原因的探究》也是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问世的。此后，特别是自19世纪中期英国主动放弃重商主义、推行自由贸易以来，促进宏观经济测算进一步发展的，不仅是探究微观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原理逐渐进入对整体经济现象的观察，从而推动了统计指标之间经济行为逻辑关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对宏观经济统计指标的需求开始进入公共产品领域。 专职统计普查和调查的政府统计机构的建立肯定了国家统计和测算工作的公共管理性质，这同时也意味着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公共产品的出现。不难理解，这首先发生在已经建立了议会政治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因为它要求一个更为高效、透明和公平的财政体系。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统计部门主要出现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别集团私利的统计数据，使宏观经济测算开始有了更加可靠的统计计量基础。相比配第的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配第实际上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上挑战重农主义的，认为真正的财富并非仅仅来自土地，还来自劳动。所以，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应该提高对工资收入而不是对地租的课税。但是，对所有国民经济活动结果的测算与公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原则上是利益中性的。 各种普查和调查数据不但刺激了新的测算，也促使研究者们重新梳理历史上的测算结果及其所使用的方法，建立起更加可靠、系统和可比的时间和空间序列。此外，数据的增加也刺激了统计分析技术的进步，比如指数编制技术的开发使分析复杂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变化成为可能。现代“国民收入”概念的初建及其官方估算首先出现在“大萧条”时期（1929—1933）的美国，是由库兹涅茨在国会的邀请下用了两年的时间于1934年做出的。对于开始缓慢走出“大萧条”阴影的美国经济来说，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账户指标被当时的胡佛政府认为是观察经济表现，从而改进公共政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库兹涅茨本人也因其在这个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了 197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服务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政治算术 国家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算术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国家间自由贸易原则的推行产生了一系列基于规则的制度建设的要求，这就需要参与贸易的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据大致估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200多个旨在维持自由贸易及其他政治、科学、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国际组织在运作。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全球举行了近300次国际会议，而在20世纪初短短的十几年间，全球就举办了近1500次国际会议。这些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各种平衡各方利益的国际合约。根据各国承诺遵守的共同原则，这些合约要求各参与国提供可比、可查、公正且透明的统计数据。这不仅使一国的统计数据成为服务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公共产品，而且也促进了参与国提高各自统计数据的质量。 在这一背景下，更多具有国际宏观测算视野的学者出现了。他们努力探索，试图在“政治算术”的原则下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多国经济数据的可比分析框架。根据麦迪森的评价，当时在经济总量水平的国际比较方面做出首要贡献的是具有记者背景的爱尔兰人迈克尔·穆尔哈尔（Michael Mulhall）。他在1896年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可比的框架，使用各国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对1894—1895年间约占世界产出60%的22个国家给出了前后一致的国民产出和财富的比较。他也首次使用了假设的分行业总产出增加值率，以消除各国总产值中不同的重复计算因素，提高国家之间数据的可比性。 在穆尔哈尔之后几乎半个世纪，建立世界性国民账户的工作才由牛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显然，库兹涅茨建立的美国国民收入账户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政府统计，成为克拉克研究工作重要的数据基础。在其1940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一书中，克拉克通过一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单位”，将其对50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估计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根据这个框架，他不仅首次得出了1925—1934年世界收入结构的大致估计值，同时也对其中主要经济体建立了始自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时代、跨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8）、最后经历“大萧条”时期的国际增长比较。至此，人类才第一次有了对变化中的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的量化认识。 战争与和平催生的现代宏观经济测算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是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最大也是最残酷的地缘政治危机。它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同时最有效地动员本国资源，也要求最清楚准确地了解敌友各方的潜在经济能力。战争爆发时，曾经面对“大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从有效总需求不足角度系统地提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管理问题的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说服了财政部长在其战争预算中引入了一套克拉克式的国民收入账户。麦迪森认为这些官方账户成了英国政府制定策略并最终赢得战争的重要统计分析工具。在战后总结经验时，著名的剑桥增长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认为，这种完整统一的国民经济统计视野使得英国在战时资源动员方面远比德国更有效率。 国民收入账户的标准化是国际比较的重要基础。战时对英国国民收入账户标准化的尝试是由剑桥经济学家斯通爵士所设计的。在此基础上，斯通与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合作，于1941年对英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首次官方估算。1944年，尽管战争仍然在进行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们就展开了深入协商，急切希望将他们各自使用的国民收入统计概念和方法标准化，为战后的经济重建做准备。战后，美国旨在迅速重建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经济恢复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成为推动这种标准化努力的新的契机，因为它涉及北约各成员国的分摊机制问题。麦迪森认为这使编制国际可比的、标准的国民收入账户在政治上显得尤为必要。 “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与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恢复与建立同步的，后者是“冷战”威胁下人类为了避免新的地缘政治灾难而进行的制度性努力。以经合组织（OECD）及其前身欧洲经合组织（OEEC）为对象，斯通在数量和价格指数、投入产出和国民收入账户，以及人口模型的构建和标准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支持了这样的制度性建设。今天的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就始于斯通自1947年开始的标准化努力。是他推动了1953年版国民收入账户在OEEC各国的实施，此后又推动了SNA在联合国范围内的普及及其1968年和1993年版本的修订。如今，就是那些曾经否定服务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但是在“冷战”结束后转向市场经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已经接受了SNA方法。被誉为“GDP教父”的斯通于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和之间发生的“大萧条”所引出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以及二战后重建自由贸易国际秩序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以库兹涅茨—斯通的国民账户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测算体系。加上随后的标准化努力，宏观经济学的实证条件成熟了，这不仅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与其密切相关的增长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知道，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库兹涅茨发展阶段的挑战离不开人均国民收入的测算问题，而且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两个剑桥学派的资本争论”亦离不开资本测算问题。这样，宏观经济测算就从主要服务于本国政治和政府经济管理所需要的统计指标构建工作，逐渐发展为严谨的、由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所指导的，通过系统地构建GDP生产、收入和使用账户、投入产出表、金融账户、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账户，既可以观察短期经济波动，又可以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学科。 “政治算术”与“生命算术” “政治算术”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刻意义应该始于“生命算术”。不难推理，原始的算术来自与人类生存需要进而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对食物的“计数”需要。它的产生是生命驱动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因为对有限且供给极不确定的食物的分配和管理从来都是生命攸关的。逐渐地，一些简单的，或许可以被称为“生命算术”的计算规则产生了。完全可以理解，对一个原始的利益共同体来说，这种“生命算术”必须是利益中性的，否则就会导致整个共同体的崩溃。这种利益中性条件和我们前面讨论的对作为公共产品的政府统计数据以及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算术”的要求，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源于生命内在动力的对剩余的不懈追求，不断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也与由原始的“生命算术”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密不可分。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剩余，其结果是既刺激了市场交易的扩大，也鼓励了通过权力对剩余的争夺和各种方式的不平等占有。最终，还是“生命算术”式的理性，迫使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各方势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妥协了。 在重读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基础上，我曾试图提炼出这样的命题，即地缘政治危机促进了制度改进，进而推动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基础的收入与财富的增长（见《世界经济千年史》精校本导言）。在这篇随笔中，通过梳理先生关于宏观经济测算史发展脉络的讨论，我进一步延伸了上述假说，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命题，那就是，基于数量逻辑的“政治算术”，在解析生产、收入和支出的经济逻辑以服务于本国政治需要的同时，也支持了人类旨在克服地缘政治危机的、有利于收入与财富增长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建设。这样就可以把“政治算术”嵌入一个“地缘政治—制度建设—长期增长”的逻辑框架中，既作为其不可或缺的计量基础，又符合其源自生命的自然演化逻辑。 地缘政治与“政治算术”的未来 今天的人类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不断加速，同时地理障碍日趋消失，但地缘政治关系却日趋复杂的世界。科学和技术创新几乎每天都在各个领域推进着技术前沿，挑战着昨日的不可能性。这迫使投资者不断地改变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不论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还是从方向上，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会强化国际市场的竞争，也必然会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君不见，政治可能“诱惑”或利用技术，技术亦可能“绑架”政治？从这个角度看，以麦迪森量化观察的人类千年经济增长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来得益于“自由贸易”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为鉴，一个旨在改善地缘政治关系，维护和促进自由与公平交易及交流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就显得愈发重要了。 “政治算术”的重要性不会消失。然而，作为公共产品的各国政府统计数据是否可以保证利益中性，取决于以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改革是否可以推进，这也是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政府GDP数据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数据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可以反映真相，也可以编造谎言。民间所谓“官出数据，数据出官”的说法恰恰道出了权力可能对数据的扭曲。历史上的独裁者们崇拜强权政治，蔑视法律规则。所以身边的官员们就会夸大实力、掩盖缺点，甚至编造数据，以投其所好。历史上任何专制社会的经济数据从来都是吹嘘“形势大好”的，因为提供数据的官员们知道，那个权倾天下、喜欢日日新装的皇帝，相信自己的衣服永远是越来越漂亮的。 “政治算术”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经济理性力量所驱动的自然演化过程使然。这种理性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让不同族群、集团和国家不得不权衡成本与利益，放弃消耗生命与财富的厮杀，回到以规则和合约为基础的、竞争性的经济和政治交流上来，维护一个共同遵守、共同治理、共享和共赢的国际秩序。尽管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和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在造成新的利益冲突，甚至可能极端至核武大国之间的直接对峙，也很难想象这种理性的力量会消失。诚然，变化总是会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为了避免冲突，国家之间必须采取妥协的态度。妥协促进学习和交流，战争导致防备和封闭。而后者会进一步扩大那些引起利益变化的差距。 恰恰是退让、妥协、合约，以及尊重原则基础上的履约，而不是战争——不是利益问题上的动辄穷兵黩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样说，显然是与长期以来颇有影响力的所谓“战争创造历史”的主流观点相反的。应该进一步强调的是，妥协的精神就是市场的精神，或者说是满足各方利益的交换精神。妥协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最终，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才使知识和财富得以积累，才使创新有了可预期的商业基础。也正是因为妥协于各方利益的重要性，我们才需要严格的约束规则，才需要准确的计算。所以，“政治算术”，不管以什么形式，仍然还会存在。可以预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会改善国民账户的算法，杜绝数据造假，但其政治性不会被削弱。 【内容简介】【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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