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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义与权谋 长于权谋、精于暗算，但不善辞令的蒋介石将军，西安事变在华清池、在西安的新城大楼、在高桂滋将军的公馆时，因在囹圄之中，因而一切权谋、暗算都无法施展。 然而在12月25日下午，当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端纳陪同他乘坐的波音飞机在西安机场起飞后他才以自由之身，再次考虑如何解决这次事变的善后新问题，因为临时增加了他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张学良竟亲自送他经洛阳回南京。 到达洛阳机场的蒋介石，因在华清池跳墙时受了伤，后来在骊山山坡上又遭到东北军战士们的恐吓、痛打和折腾，此时身体异常疲劳，腰背俱感疼痛，由两人扶下飞机后，对前釆迎接的军政官员始终是面部阴沉未作一语。 陪同蒋介石飞往洛阳的张学良将军，虽然与宋子文形影不离，但他此时已进入了蒋的掌握之中。 在洛阳，首先是军校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全国已结束内战，各党、各派、各军将共同携手抗日，从此中国有救，且蒋委员长已同意了这些伟大的主张而安全地回到洛阳时，他们在欢腾之际，还长时间的鸣放鞭炮以示祝贺。结果洛阳市的鞭炮销售一空，形成了往日的洛阳纸贵，变成了当时洛阳鞭炮贵的场面。 蒋介石，自其治军从政以来，惯用高压、独断以及特务手段和利用矛盾在国民党内外进行统治，甚至都敢软禁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和国民党要人李济深等。 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各党、各派、各军队一致抗日，蒋介石得以生还这件事，国内各界有不少评论。主要之论点为：抗日救国是我国当前的第一要务，任何党派，任何领袖人物，只有进行抗日，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当政的国民党，首先应当主动负起抗日救国的大任，必须彻底改变往日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祸国殃民为一党谋私利的错误政策；长期推行独裁与特务政策的蒋介石将军，竟因此面激起内部向其开枪，几乎伤命，这是他在国民党内部受到一次最严重最危险的打击，教训至深。经过这次事变，蒋今后在对人、对事的观念方面，将有新的改变。 蒋介石至洛阳的当晚即以投石问路的方法，向张学良提出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4人的要求，处于此刻的张学良只有照办。西安收到这份放人的电报后，东北军、西北军部分人员不同意释放，认为这是张学良能回西安的人质，放了即无保证，也有人认为这份电报是否出自张学良之手尚属疑问。但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军长坚持释放，还主张将所有的蒋方人员全部放走，而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也只得同意。 26日中午回到南京明故宫机场的蒋介石，在市民的欢呼声中发表了讲话，大意是：本人在西安并未处于危险之中；张、杨之主张完全纯洁；国事已至如此地步，唯有以国家民族之前途着想，无庸顾及其它。 当得到西安方面已同意全部释放中央要员的消息后，蒋当即要张学良书写一自请处分的报告，当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对从大校场机场到达南京之张学良的处理作了研究。 29日组成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以审判张学良。同日，派阎宝航持张学良之信件至西安，要求释放在西安机场的50架战斗机（日军情报机关掌握的为27架，即原为21架，12日这一天又飞来6架）及飞行员、机务人员等共约500人。此事东北军、西北军内都竭力反对，认为如这样做是蒋介石轻视东北军，也使张学良失去了回西安的最后保证，所以坚持不同意再放回南京的空军部队。但王以哲、何柱国在30日又坚持释放，连杨虎城将军亦难以改变这一做法。为此，东北军内特别是由张学良领导的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对王以哲、何柱国的举动极为义愤。 对蒋介石言而无信竟扣留张学良将军一事，中国共产党于12月29日发表了严正的声明。 东北军、西北军内有一部分人，并不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主张一致，这就给蒋介石集团在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 12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除了成立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以审判张学良外，会议还研究和决定于明年2月15日召开三中全会，研究“西安事变”后之国策，以及对蒋介石所提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导致“西安事变”请求允其辞职一事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予以慰留。12月30日又同意蒋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假，以恢复在华清池所受的外伤。 当蒋介石已经“休假”，且西安已放回南京的要员与50架战斗机之后，国民党军委会的军事法庭12月31日，宣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两天后，即1937年1月2日，国民政府宣布对张学良进行特赦，但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蒋介石利用张学良送其回南京之机会，将其软禁，达到了他搞垮东北军的第一步——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接着行政院在1月5日召开的陕、甘两省善后会议上，采取威压、分化及追究责任等手段，以对付东北军、西北军和在民众中挽回影响，即以何应钦指挥的两路讨逆军，继续从东、西两个方面对西安施加压力；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西安行营，调整陕西、甘肃两省之行政和驻军的领导，并任命一些在西安事变中投靠南京的人员担任要职，计有： 1、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杨虎城撤职留任西安绥靖主任。 3、于学忠撤职留任51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 4、免去邵力子陕西省政府主席。 5、任命孙蔚如为38军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席。 6、免去朱绍良的兰州绥靖主任。 7、任命王树常为兰州绥靖主任。 8、任命冯钦哉为第17路军总指挥。 这个任命，是想稳住西北局势，对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分化，但这一时尚不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因东北军、西北军具有相当的力量。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食言而不放回张学良一事，迭电南京。但因张已被执，而最后亦未能实现。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之理由，首先由蒋介石在给杨虎城的电报中定了基调。关于执行行政院1月5日陕、甘两省善后会议的决定时，杨虎城与东北军领导人认为，只有张学良回陕主持一切，上述各项才可顺利实施而不致发生意外，因此于1月9日以杨虎城的名义去电蒋介石要求放张回陕。杨之电文为： 阳（7日）电奉悉，张副司令复权事，钧座正在休沐，拟稍缓即为续请，并饬从优待遇。一片爱护部属之诚跃然纸上，凡在下风俱深钦感。惟此间一切胥待张副司令主持，副司令一日不回，即军民多一日之惶虑。 近以大军西进逐步迫胁，群情更愤激异常，在虎城自当约束部伍，力避冲突，但两军相距非遥易于接触，万一发生衅端，殊失钧座保全地方元气及袍泽力量之至意，仍恳钧座俯察此间实况，设法令张副司令早日返陕，并饬西进之军队先行撤退以免冲突。职及此间将领，对于钧座万分信仰，尤必仰体张副司令之意，以爱护领袖爱护国家也。 谨电奉复，诸乞垂察。 此时的蒋介石，对杨在电报中所提软中有硬的要求，已无多少顾虑，这是因为此刻他已易地而处，并不是在张、杨势力范围内的西安；张学良已被其所执，且南京在东北军中进行之分化活动已有成效；加入“三位一体”中的中国共产党，其当前任务是反对法西斯统治世界，是抗日救国，不可能因解决西安事变之善后，而以武力直接支持国民党内部斗争中的张、杨一方。因而他随即于1月10日以推托和严厉的口气，复电杨虎城，其中指出： ……关于汉兄行止，当中正离陕之日，汉兄坚欲同行，中正再三力阻，即恐到京之后，一般公意对彼必难谅解，此为兄所亲闻者。 今几经曲折，办到特赦，而国府有管束之令，一涉法纪问题，即难以个人感情立时补救，汉兄深知此意，故彼亦不急欲回陕。稍假时日，中正必为之设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机会，以无负其爱国之苦心。兄及各将领尽可放心，亦不可操之过急，反使汉兄及中正为难也。 至兄等以中央军队向西进迫为虑，则中正更可质言，不独中正必当贯彻始终和平之主张，中央处置陕甘亦必以政治建设为主，绝不致引起战事，目前所以在陇海路上配置军队者，则以一般国人对陕甘情形具非常之惶恐，因人事命令兄等既未接受，而所有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等至今仍未变更，省府也未照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所有宣传其误谬幼稚，与事变当时一般无二。不但在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亦可见份子异常复杂，故一般国民对陕甘事态今后之动向，咸抱绝大之忧疑。 中央为安慰人心，维持全局，自不能不加以防范，然所望于兄等者，只在接受中央之命令，而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 来电谓各将领愤激异常，实则兄等亦须为中央易地以思，尤不可不以全国民意为行动之借镜也。现在最急要者，在兄等应扩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为示此诚意，勿使外间误会，则： （一）唯有迅即表示接受中央命令，使一般人了然于兄等拥护国家完成革命之诚意； （二）将12月12日以后之组织，公布撤消，所有宣传予以改正，勿使再如变动当时之情形，以一新内外之观感。则国人疑虑得以冰释，而在陕军民亦可安心。 兄等此次毅然决定而使中正回京者，固完全以国事为重，如此即应就国家大局，与陕甘情形作一实际之考量。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则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以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中央地方心理契合，一切自无不可妥善解决之理…… 在1月11日，孔祥熙按照蒋介石所定的基调，亦电告杨虎城，要其接受任命，目前不必再提张学良回陕之事，其电文为： 西安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尊电及手书均经奉悉。御侮救国我辈同具决心，介公诚信待人更为我兄深悉。 此次中央处理陕事善后，弟虽未悉其详，既经发布明令，威信所关碍难收回。兄等始终以国家为重，惟有委曲求全先行接受，使此事告一段落，则情势急转直下，军事行动当然停止，纵有未尽周到之处，弟等当另行设法徐图补救。 陕甘袍泽方面如经我兄解释当应了然。设因枝节问题误会猜疑，相持日久再生变化，不仅非介公爱护部属之本意，亦非兄等拥护领袖之初衷，而御侮救国终将陡托空言。且中央对汉卿极尽涵容，既经特赦，如陕事解决其他不成问题，否则即令回陕，彼亦无以善后。 我兄素抱牺牲精神，务希含忍到底晓谕部属、一体服从。则御侮救国之真诚，必将大白于天下也。 特布腹心，敬希谅察。 弟 孔祥熙 真酉 对孔祥熙等这种原先所允之各种承诺，使西安方面释放了蒋介石，而今张学良被南京所执，孔等则采用唱高调的口气一概予以推托，并命令部队向西安进军，不仅杨虎城对此至为不满，于学忠也极为气愤。于学忠除了直接再次向南京作了陈述外，并去电各方，请求从中斡旋。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收到此电后，曾代其转达孔祥熙、何应钦。 1月12日，于学忠致南京之电报为： 孔部长庸之兄勋鉴： 庚沪电敬悉，具见关怀至为纫感。抚绥善后自属陕甘切要之图。惟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部队转而西进，无论当局之苦心如何，难免不引起一般之疑虑。 为今之计，似宜先除疑虑，再谋其他问题之解决。否则扬汤止沸，恐违中央为国家为地方之初心。我兄远虑深谋素所企佩，未识以为如何。特电奉复诸维亮照 弟 于学忠文 韩复榘在1月14日向孔祥熙、何应钦转达于学忠11日之电报内容是： 孔部长庸之兄、何部长敬之兄勋鉴： 顷接兰州于主席孝候真电，文曰： “西安事件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所提主张意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非走入偏锋，外传赤化之说，尤与事实不符，其为故意捏造不言而喻。 自张副司令恭送蒋委员长返京后，已现和平商讨之景象。方期集思广益共定国是，孰料张副司令留京未返，潼关东撤之中央军，转而增兵西进，甚至陕甘驻军亦严令限期调动，袍泽闻之愤慨异常。老子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东北军亡省破家，现所存者只此生命，若并此生命而亡不许其存在，则死有何惧。中央如欲息事宁人，则下列三事，实有提前解决之必要： （一）即日恢复张副司令之自由并促其返陕。 （二）潼关、华县一带之中央军即日东撤。 （三）陕甘驻军照现在位置暂时不动。 至于其他问题，或关国家大计，或难即时解决，不妨邀集各方从长计议，求一全国公正之办法。现在中央军明言和平解决，而暗调大军压迫，以此办法，无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迁延日久，恐更无以善其后。 此间共同主张：对政治途径不拒绝；对武力压迫不屈服。内部团结坚实，所有一切已有相当布置。惟目击国势险危，实不愿再见阋墙之争。 吾兄爱护国家，爱护东北袍泽，倍逾寻常。尚乞定鼎力斡转，指示周行，无任盼感。 再兰垣上月文晚（12日）稍有军事，次日即复原状，现已安谧如恒。等语” 弟未便置复，特电以闻。 弟 韩复榘 寒 就在孔祥熙于1月11日致电杨虎城，推托他不甚了解中央处理陕事之详情，并进行口是心非，不着边际的说教之后，于1月16日致电在陕西华县的第46军军长樊崧甫，询问以政治、军事解决东北军的进展情况，并要樊详细、确实回复，这份简短的电报内容为： 华县樊军长崧甫弟鉴： 删酉电悉，我弟奉命部署前敌军务，责重事繁，务希益加奋勉审慎从事，现在张、杨、于三人之部队，真实心理究竟如何？希望如何？能否始终合作，或将逐渐分化？如何政治解决可否就范？若用武力须费若干时日，有无把握？统盼探察详确见复为荷。 熙 铣酉 沪寓 经南京的威压与各种活动后，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1月15日表示愿意接受南京任职的命令，即派出米春霖、鲍文樾、李志刚（陕西省政府委员）为代表，至南京商讨有关陕甘的善后问题，主要有： （一）以张学良为陕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统率东北军、17路军、红军；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洛阳。 （二）陕西、甘肃两省，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各部队之防地划分，由三方商定施行。 （三）陕甘驻军之用人、行政及训练等，由各该部自行办理。 （四）陕甘一切善后，所需经费及陕甘驻军之粮饷，由中央发给。东北军、17路军、红军之编制饷章，由各该部自行拟定。 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以上条件已牵涉到容纳共产党与陕、甘两省特殊化的问题，而难以同意。根据以上情况，在奉化县溪口家乡休养的蒋介石于1月20日决定：对陕甘问题在本星期内解决。 以后由于南京方面继续进行分化活动，加之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纠纷，南京最后向东北军提出了西调甘肃，或东调豫、皖（北）苏（北）的甲、乙两个方案。结果，1937年3月，东北军在发布了“告西北同胞书”之后，即开始向河南的周口、太康，皖北的蚌埠，苏北的两淮地区移动。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认为，此次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共产党及其代表周恩来关系极大，亦足以证明其抗日救国之决心，因而他于1937年1月31日确定：红军部队番号不变，其驻区暂按张、杨以往对其所指定之区域进驻；每月接济其20至30万元，但经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抗日时共同行动（但须对其警戒）；对在西安之中共代表，可告以周恩来努力为和平之成绩，并示以传令嘉许之意；有关其他须俟各军移防完妥后再行商量。 （十一）军心不可违 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内不少人员坚决主张只有张学良回到西安，才能释放被扣在西安的中央要员及50架战斗机，但当时东北军的实际负责人王以哲、何柱国将军屡违众意，先后释放在西安的中央要员与飞机。 东北军1月29日于渭南前线召开在该地区的高干会议，会上决定：如南京不放回张学良，则东北军不从渭南地区撤兵；如中央军进攻则予以反击。但王以哲、何柱国对此并未认真执行，并且于1月31日将在甘肃的于学忠接至西安。他们三人联系后，决定先撤兵，以免与南京对抗，然后再徐图营救张学良。随之当晚在王以哲住处召开了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及东北军、西北军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会。会上因东北军三个军长坚持先从渭南撤兵，然后再与南京交涉释放张学良的意见，其间东北军不少的机关人员曾提出反对，但都遭到王的插话强行说服。根据当时情况，杨虎城、周恩来等为了保持三者的团结，也只得同意。此时南京要求东北军西调甘肃，杨虎城之部队仍住陕西，但西安及其附近，则由顾祝同所率中央军宋希濂的第36师等进驻。 2月1日，当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传达昨晚会议的决定后，顿时群情激昂，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这样做是示弱，会遭到南京的轻视；有的认为这样做会使东北军趋于解体；有的认为东北军开始有胆量有魄力发动了震撼世界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并迫使其同意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条件而转变了国家的方向，而今却由于内部一些领导人怀有异心，竟落到了这个地步；有的认为西北军、东北军、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力量足可打退中央军的进攻，且其它各省有的已表示态度，如东北军遭到进攻，他们将对南京发难。 总之，当违反众意的撤兵决定一经传达，东北军的军官大为震动，他们深恨王以哲、何柱国连连误事，使张学良失去回西安的保证，使东北军趋于解体! 2月2日东北军干部中的愤怒情绪到达了极点，有的不约而同的聚集到特务团长孙铭九的屋中，相继提出：违背渭南不撤兵的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他们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最后有人喊出：杀掉王以哲、杀掉何柱国。 此时在场的特务团长又是抗日先锋队的总队长、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长孙铭九，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当即赞成大家杀死王、何的意见，实际孙铭九在2月1日的会议后，即作好了计划，准备将王以哲诱骗至张学良的公馆内将其杀死，但王以哲推说有病而未去，因而该计划未能实现。 2月2日决定杀死王、何时，孙铭九原拟由刘启文的115师派人去执行，但后来还是派特务团的连长于文俊、和营长商亚东各带一个排前往，感到这样更有把握。 于文俊所率的一个排，按计划杀死了67军军长王以哲，但何柱国知其所为触怒了东北军的广大军官，所以在那天会议之后，他即未敢回家，而住在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以致商亚东未能得手。随之，孙铭九改派连长王协一率人前往，但何柱国知道出了大楼即有生命危险，因而一直在杨虎城的大厅里坐着，才得免一死。 据检举，东北军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已与南京建立了秘密联系，结果这些人也被东北军激怒的军官射杀。 王以哲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东北军中资历较深，影响较大。现尚在渭南前线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是他在保定的同学，57军军长缪澂流是由他力保而才被任命，他的被杀。东北军内自然将卷起大的风波。 原来在渭南会议后，王以哲、何柱国即已暗中告诉刘多荃、缪澂流将部队从渭南撤退，不再与中央军对峙。王以哲被杀后，何柱国即密令渭南地区的部队回西安，刘多荃、缪澂流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快速回师临潼，并逮捕了团长康鸿泰，扣留下共产党的代表邹鲁风。57军则逮捕了其109师的团长万毅，2月5日刘多荃令其第二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旅长高福元，接着特务团的连长于文俊亦被枪杀，此时东北军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 中央军占领渭商后，随着东北军的撤退而西进。此时西安城内亦开始混乱且谣言四起，甚至认为东北军内部分裂是由共产党挑起，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一贯的团结抗日救国方针，周恩来所率的代表团不顾危险，从中对各方进行疏通，并至王以哲将军的灵堂进行吊唁。 为防止东北军中的矛盾继续扩大，避免冲突，周恩来劝说认为是东北军中激进人物的孙铭九、应德田、商亚东、康鸿泰等火速离开西安，于2月4日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工农红军驻地。2月4日，东北军、西北军撤消了西北军事委员会。 在分裂和混乱中，2月6日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以及西北军的警备第3旅旅长孙友仁等直接致电南京以表示输诚。而东北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则希望部队早日离西安东开。 以后情况急转直下，于1月2日返回奉化家乡养病的蒋介石，时刻注意着上述的西安混乱动态，并不失时机的令中央军快速西进。结果东北军、西北军撤至渭河以北。2月8日，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迎接宋希濂、陈安宝等中央军进入西安。根据这一情况，杨虎城被迫与顾祝同商定，17路军接受中央军的改编。以后东北军也被迫东开豫、皖、苏地区。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对几件重大事项的处置相继失策，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形势竟逆转到出于意料之外。 （十二）国际、国内反映及在华日本海军之部署 “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极为强烈。 在国际方面，主要是希望这次事变能得到和平的解决，并由此使国家统一，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和稳定远东的均势。代表这种主张的主要有英国、美国、法国。12月24日这三国的驻华大使专门会见孔祥熙，转达各自国家的愿望，并表示如张学良去职外游，欢迎去他们的国家。因张学良与墨索里尼的个人关系较好，所以意大利的驻华大使曾在12月23日、24日两次提出欢迎张学良出国至意大利。 这些国家的想法，是希望张学良早日离开西安，以利于事变的解决。设于苏联的第三国际，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与世界各进步力量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以改变远东和世界的格局。 但日本在上海的长谷川清中将之第3舰队，在发生“西安事变”后，根据指示随之即增强了汉口、广州、上海的警戒兵力。令所属谷本马太郎少将为司令官的第11战队，溯长江于22日到达汉口，向该地增加了陆战队约300人。以后又于12月19日将驻沪海军特别陆战队约100人，乘军舰“榆”、“柿”号，溯长江至安徽铜陵以南的大通港附近，再换乘“比良”、“鸟羽”号军舰于23日到达汉口。 第3舰队还令以大熊政吉少将为司令官的第5水雷战队急速南下，于18日到达福州，并派出两艘军舰至汕头，以备应付广东可能发生的抗日情况。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则增强了巡逻、警戒的兵力，以防突然发生新的抗日事件。 在国内，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开始感到突然、震惊，对张、杨所提出的抗日救国之正义主张，认为这正是我国当前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但南京的中央社则着重指出：扣押蒋介石为“国法、军纪”所不容，而应予讨伐等，以致喊出：拥护蒋委员长，打倒张学良的口号。右翼新闻界还为此发表了救蒋讨张的宣言。结果有些地方因赞成与反对而造成对立，如北京大学在12月18日、21日两派学生因展开激烈的辩论而陷于混乱。 各省的当权者除中央系之外，对“西安事变”均表示支持。绥远的傅作义、河北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都赞成张、杨之抗日救国，反对继续内战的主张，并要求对这一问题加以政治解决，反对动武。但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及驻青岛的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绥远的蒙政会沙王、巴王等则表示反对“西安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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