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大侠百年

美目扬 2024-03-10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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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10日，一名男婴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查氏老宅赫山房里诞生，取名查良镛。

这次出生像人世间亿万次出生一样平淡无奇，没有天现异象，没有奇士预言，甚至连一点小小的意外都没有发生。

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惊觉，就像他笔下那些伟大的故事，平淡的开头徐徐展开成为《千里江山图》一样的传奇，乖小孩查良镛一步一步、一笔一笔，成长为武功盖世的大侠金庸。

金庸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2024年3月10日，金庸诞辰100周年。我们纪念他，也纪念自己的青春。我们赞美他，因他留给世界的美好精神。

我们并不伤感，因为他在世界走过爱过写过，已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

一

金庸的好友倪匡曾经评价：“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这句话听起来颇像那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其实，金庸对武侠小说的贡献，与柳永对词的贡献也颇类似。

文学史上对柳永的主要评价是：词至柳永体制始备，柳永扩大了词的内容和境界，推动了以俗为美的审美趣味的发展，俗中有雅，雅俗并陈，对后世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把柳永换成金庸，把词换成武侠小说，这样的评价一样中肯。

第一次听到倪匡对金庸的上述评价，我觉得略显夸张。后来听到这句话，觉得讲得还不够。现在听到这句话，我既为生为中国人而感到庆幸，又为无法领略原著韵味的外国人感到遗憾。

不但为外国读者感到遗憾，也为没有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国读者感到遗憾。

1972年是个分水岭，金庸在这一年写完了他的全部15部武侠小说。此后，金庸虽然又两次精心修订小说，但毕竟大局已定。所以，活在1972年之后的中国读者都是幸运儿。

作为一名标准的“70后”，我自然也分享到这份幸运。

我第一次接触到金庸的作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是在初中的一个漫长暑假里，有一本杂志不知道从谁的手里流转到了我的手里。

杂志的名字已经不记得，只记得整期杂志只登了一部小说：《清宫秘史》。本来只为打发无聊的时间，结果却享受到一场精神上的饕餮盛宴，那种惊喜的感觉至今仍依稀记得。

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原来《清宫秘史》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函套共四册）广州出版社发行

时间流逝，我终于找到并读完了所有的金庸小说。后来，又把每一部小说读了少则三四遍、多则五六遍。其间也读了一些“全庸”“金庸巨”“金庸新”等人“著”的作品——那时候我就知道，骗子总能迅速找到常人的软肋，而常人上当通常是因为贪念。

即使骗子都承认了金庸的魅力，但还是有一些人批评金庸。比如另一位我也很喜欢的作家王朔，把金庸列入“四大俗”之一。我喜欢王朔，但不会因为王朔批评金庸就不崇拜金庸。我崇拜金庸，但不会因为王朔批评金庸就不喜欢王朔。

是的，一个是喜欢，一个是崇拜。

每个人的个性、阅历、学识、气质不同，不管多么喜欢甚至崇拜一个人，没必要也不可能亦步亦趋、照单全收。

不要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即使今天和昨天的同一片树叶，细究起来也一定会有分歧。

但是世界不正是因为这些分歧而丰富多彩吗？重要的是，分歧之间要互相包容而不是排斥。

个体之间的分歧总是千奇百怪、众口难调，但汇成总体，又经常会形成一个主流评价。对金庸的主流评价，从“金大侠”的称呼就能掂量出来。

其实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我以为还有两个比较直接客观的指标：“居庙堂之高”看他吸引了多少学者研究，“处江湖之远”看他进入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有多深。

前者，像“红学”一样，对金庸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开宗立派形成了“金学”。

后者，金庸创造的人和物，老百姓早已耳熟能详：郭靖、黄蓉、令狐冲、韦小宝的名气不比贾宝玉林黛玉、武松、阿Q等人差；“华山论剑”为西岳增光添彩，就像108将聚义让水泊梁山广为人知；浙江的桃花岛就像北京的大观园，都是照着虚构造实景。

所以在我看来，二月河的赞美比倪匡的过瘾：“前一百年没有出现金庸，再过一百年上帝也不可能再赐我们一个金庸。这是一种机遇，是天、人、地互相感应，才能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

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从郭靖教导杨过的一段话中提炼出来的这八个字，不但代表了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取向，得到中国读者最广泛的共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是极高的评价，按我的理解，陈先生说的政治抱负不是指逐鹿天下，而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关心的就不只是自己和身边的小世界，而是胸怀天下、心怜苍生。

在男人的精神世界中，政治抱负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关心政治的人会向下兼容各段，同时拥有塔尖之下的各级塔身。

如果把这个金字塔分成五级，那么各级的组成情况从下往上大概是：十几岁的少年讲哥们意气，二十几岁的青年爱红粉佳人，三十几岁的中年争功名利禄，四十几岁的男人溯家国历史，五十岁以上的男士辨政治风云。

金庸论“侠”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并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完成从塔基到塔尖的精神发育，有的人一辈子都停留在第一第二级。

但金庸注定要抵达塔尖，追溯他的成长史就会发现，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着报国的种子。

少年时代的金庸就立志当外交官，青年时期数次努力都中途夭折。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还曾专程奔赴北京想一展这方面的鲲鹏之志，但因为出身等原因未能遂愿。

在香港创办明报期间，查良镛一手以徐慧之的名字指点江山写社论，一手以金庸的名字激扬文字写武侠。

因为笔下观点鲜明又影响很大的社论，金庸曾收到了公开的死亡威胁，一度不得不远赴欧洲暂避风头。

香港回归前，金庸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职，与另一位委员查济民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双查方案”。

后来接受池田大作采访，回忆担任这个委员前的犹豫，金庸承认，当时作为《明报》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既全面负责报纸的行政和编辑工作，又亲自撰写社评，如果参加起草委员会，担心会损害《明报》独立报纸的形象。

不过，转念想到自己“只身南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建立事业与名誉”，都出于香港这一环境所赐，而香港的前途又很大程度上与基本法如何制定有关，他决定不计毁誉回报香港社会。

这是知恩图报的朴素感情，也是心系百姓的报国情怀。

很多人认为金庸像他笔下的郭靖，金庸对此回应：“如果说（郭靖）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不知道这是自我定位还是自谦之词。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剧照

郭靖如此殷殷叮嘱杨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一番话，我觉得完全是金庸在借郭靖之口自况自勉。

这一番话，也连通了中国人几千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爱国情怀，让杨过也让亿万读者听得“耸然动容”。

郭靖和金庸，至少在这方面互相有对方的影子：有政治抱负，都是当之无愧的“侠之大者”。

三

有人问金庸，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金庸没有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而是简单地答了八个字：“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这八个字与《侠客行》书中演绎的李白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遥相呼应。

这八个字也概括了他笔下的很多人物：《越女剑》中范蠡带着西施跑路泛舟太湖；《连城诀》中水笙在藏边雪谷最终等来了狄云；《神雕侠侣》中杨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从此侠侣与神雕一起绝迹于江湖；《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辞去教主之位带着赵敏退隐民间；《碧血剑》中袁承志带着青青和一些部属，去了渤泥国附近海中一座荒岛；《鹿鼎记》中韦小宝带着七个老婆隐居云南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