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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与经方相对的有“时方”这个名称。所谓时方，就是宋元以后的方剂，也指近代医生师承授受的常规方、流行方、通套方。时方就像时装一样，是指当时流行的一些比较通俗的新创制的配方。与经方相比，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异。 第一，方剂形成上的远近之别。在方剂的来源上，经方多从单味药发展而来，由药物发展为方剂，经过千锤百炼，包含了古人的实践经验，形成的过程相当缓慢，绝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可以说凝聚着无数智者的心血。比如：桂枝汤，究竟是谁发明的，已经无法考证；仲景方，并不是指仲景个人的经验方，而是他收集整理的古代经验方。时方虽也或多或少的有经方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宋元以来的某位医家，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再结合地区的用药习惯和自己的用药经验，依理一法一方一药的程序和君臣佐使的原则创制而成的，形成的过程较短，有些尚需实践的检验。 第二，药物组成上的多寡之别。经方的药味数甚少，以《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而言，1味药的有15首方，2味药的有40首方，3味药的有45首方，4味药的有30首方，5味药的有28首方，合起来有160余首方，而两书去除重复，共有方281首，可见5味药以下的小方已经占总数的半数以上。时方也有小方，但大多数是大方，目前中医处方用药动辄12味以上，体现了这种特点。 第三，药物选择上的峻缓之别。经方多用药性较猛，带有偏性的药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轻如麻黄桂枝，重如大黄附子，毒如乌头、巴豆，剧如芜花、大戟；而时方则不然，多用补药和食物，如熟地、人参、石斛，如菊花、梅花、厚朴花、代代花，如丝瓜络、荷叶梗、扁豆、黄豆，及牛肉、鹿筋、羊肾、猪肚，皆入药。 第四，适应症的隐显之别。经方的主治比较明确、具体，每味药均有其主治；时方所主治的则是“阴虚”“阳虚”“水亏”“火旺”“上实下虚”“一切风”“五劳七伤”等病理概念，时方的适应范围比较宽泛，如九味羌活汤，张元素说：“此方冬可以治寒，夏可以治热，春可以治温，秋可以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也。” 第五，方剂结构的松紧之别。经方相当严谨，动一药即换一名，甚至改一量即换一名，主治与功效也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了严格的构效关系，表现出古典朴素的结构美。而时方则比较松散，加减繁多，许多时方仅是罗列了一些治疗这类疾病的基本药物，如九味羌活汤条下规定：“视其经络前后左右之不同，从其多少大小轻重之不一，增损用之。” 第六，研究方法上的证机之别。经方可以通过以方测证、以药测证的方法研究其主治；其疗效经得起重复。时方的研究则必须研究病机，然后才能识其大意，所谓方义，研究到最后往往千篇一律，云里雾里；其疗效的可重复性也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相对而言，后世的许多方剂均属于时方，尤其是金元以后医家创制的新方，清代的温病方，当代一些医家的经验方，都可以归于时方的范畴。这些新的配方，虽然有的尚缺乏较长时间的考验，在适应症和用量服法等方面尚待积累经验，但从本质上来说，也属于经验方的范畴，只是不够成熟罢了。但是，历史上却有一些医家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或者知识结构的不同，临床经验的差异，对经方或时方产生了各自的偏爱。有的推崇《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经方，凡是后世的处方一律排斥；有的则不研究古代经方，不吸收历代相传的配方经验，或仅仅承袭家传或师授的一家之说，或师心自用，随意创制新方。这两种思想倾向，都不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在掌握好经方的基础上，注意吸收和利用后世经验方，以取得更好的临床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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