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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水杉属植物，在新生代第三纪时期，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北美洲、西伯利亚、中国东北、日本，及中亚细亚、欧洲的部分地区，至第四纪冰川期，而逐渐被冰川摧毁。过去科学家都认为已无水杉的存在，只能从古老的地层中找到水杉的化石。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林学界干铎、王战、华敬灿（山东峄县籍）等在长江三峡以南的川鄂边境，首次发现生存的天然水杉，经胡先骕、郑万钧二位教授鉴定命名，于1948年公诸于世后，被当代植物学界视为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新发现，赞誉为“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为世界发掘出一个新的重要物种，给生物多样性增添了光彩，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举世所公认；这是我国科学家的伟大贡献之一。但是，水杉究竟是谁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怎样发现的？对它的研究情况如何？下面这有关水杉的几本著作和一部电影，为广大读者（观众）提供了详细可靠、通俗易懂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知识。 一、《水杉》：我国第一本水杉学术著作  斯行健（1901.3.11—1964.7.19），字天石，原籍浙江省诸暨县斯宅村。其父斯耿周曾留学日本，在家乡兴办新学。斯行健受其教育熏陶极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先在理学院，后来转入地质系，在李四光等教授的影响下，对古生物学钻研尤深。1926年毕业后任广东中山大学助教；1928年入柏林大学攻读古植物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去瑞典国家博物院继续深造。1933 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开设古生物学讲座。4年后，他到心向神往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研究员，准备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做些扎实的古植物学研究，却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困难重重，未能顺利展开。后到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研究工作，在战时图书、资料损失殆尽的困难情况下，他仍能完成重要著作多篇。新中国成立后，斯行健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南京大学教授，他时刻牢记人代会期间毛主席与他一起看戏时，对他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厚望，为建设新中国，他加倍的努力投入工作。 1948年春，水杉正式命名发表后，1948年5月至1950年4月，斯行健以其渊博的古植物学知识和科学家的直率，先后就水杉、与水杉近缘植物、活化石、孑遗植物等有关内容发表了 14篇论文，如《水杉在科学上的意义》、《介绍水松并谈到水杉》、《水杉问题的再讨论》等等。文章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和《科学时代》、《科学大众》、《读书通讯》、《科学》、《科学世界》等报纸杂志上。  1950年5月，斯行健将这些文章汇编成《水杉》一书，作为“大众科学小丛书，植物类第一种”，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出版(北京图书馆有此藏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水杉的专著，这本书对水杉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参与了学术界的争论，明确了是非，匡正了错误，也介绍了许多古植物学的知识，做了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美国著名教授钱耐说，斯行健是“中国古植物学的权威”。但斯行健在《水杉》一书的“卷头语”中却这样写道：“(作者)一向研究古生代与中生代的地层及植物化石的。关于第三纪(新生代)及冰期以后的地层及植物，仅于最近略有兴趣。'水杉’的几篇文字，都是关于新生代的，作者自觉对于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们，实在有'班门弄斧’之嫌”。尽管他自谦至此，但他在研讨水杉成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此外在他的建议下，在湖北利川专门设立了水杉种子站，建立了种子园，全国许多地区和几十个国家都引种水杉。七十年后的今天，许多学者仍然十分珍视他的这本著作。 斯行健这本《水杉》，为人们指出了水杉发现在植物学上及在地质学上的意义，指出了水杉能继续生存的缘故和水杉命名的意见，指出了“孑遗植物“的命运、第四纪冰川与现代孑遗植物的关系、植物界中的孑遗和活化石的区别等，对北美红杉、水松、落叶杉以及现代松柏类新属、现世的松柏类孑遗植物等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和解说。 二、《水杉的一生》：校园盛开的一朵科技之花
1968年到1981年，湖南省华容县一中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青少年科技活动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一件大事，常抓不懈，多年来，校园盛开科技花。其中，1971年上学期，胡兆谦老师辅导学生进行“水杉扦插”实验，为华容发展水杉提供了经验，而且供应了水杉扦插苗5万多株。1979年，胡兆谦老师辅导水杉科研小组制作的水杉标本，获省三等奖。同年5月，胡兆谦老师著书《水杉的一生》，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书中既有水杉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理论概述，又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游艇“水杉号”的故事，更有华容县一中学生科研生动有趣事例和图片，文图并茂，在学术界评价较高。1980年8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水杉的一生》书评，认为澄清了发现人、发现岁月，并对水杉的起源和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三、《水杉的发现与研究》：诚水杉上下古今之佳集
八十多年以前，水杉还仅仅是一种存在于化石标本中的远古植物，然而如今它已人人皆知，世界驰名。水杉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植物学上的重大发现，也是我国科学家的伟大贡献之一。但是，水杉究竟是谁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怎样发现的？这是一个植物学界由来已久、众说纷纭的问题。 几十年来，在水杉发现问题上的争论，断断续续，从未间断过。这场争论，不仅国内有，而且也波及国外。为了澄清是非，还历史以真面目，同时向广大群众普及水杉知识。江西庐山植物园汪国权先生的著作《水杉的发现与研究》(1999年9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详细可靠、通俗易懂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知识。 汪国权先生学识渊博、书史确切，立论公允，是文德兼备的学者。多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水杉的学术文献资料并涉及其学科，还曾去湖北利川水杉故乡调查过，又写过长文《水杉今日犹葱茏》。1995年夏，在发现水杉第一人已故干铎教授的学生、林业专家王伯心先生的提议下，出于对历史的负责，他毅然挑起了撰写水杉发现研究史的重任，写作中他参阅了几十种有关水杉的文献及资料，其中不少第一手资料是王伯心先生提供的，如《水杉的发现与定名》、《水杉植物区系及其地理分布意义》等，经过综合分析、系统整理然后加工而成。书中对水杉的发现、研究成果及推广应用，作了科学的历史陈述。 史实充分，立论公允是《水杉的发现与研究》的一大特点。郑万钧教授的《水杉发现发表经过》，丁骕教授的《水杉发现的重要意义》，还有《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录》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真实地揭示出了当时发现水杉的详情。对发现水杉有关人员的评价，作者所持态度是客观、公允的。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叙述生动、通俗易懂，并富有情趣。从被尊为“天下第一树"的水杉与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中尤多佳话写起，到水杉的发现、命名与研究及在科学上的意义等作了全面阐述。其中水杉的发现着墨最多，从当时《救国日报》的一篇题为“四川万县发现东亚世界爷"的通讯下笔，引出了干铎、王战、郑万钧、华敬灿等水杉发现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作者特别注重资料的引用，翔实的资料、科学的见解、生动地叙述，为本书增加了真实可信的程度，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本书曾赢得先阅的植物学者们的赞誉，称其乃水杉上下古今之佳集也！ 《水杉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使广大读者正确地知道水杉发现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初步了解了水杉的科学知识，皆知珍爱我国宝贵的活化石，起到了科学教育与爱国教育相结合的作用。发现水杉的老一辈科学家们高尚的人品及为我国科学事业和森林事业的贡献，将永远载入自然科学的史册！ 四、《水杉》：我国第一部珍稀植物科学普及片  《水杉》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珍稀植物彩色科学普及片，由湖北电影制片厂于1979年至1981年历时两年完成。著名林学家郑万钧教授为影片科学顾问，与水杉发现有关的科技工作者均为影片“演员”，对该片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郑教授不仅是水杉的命名者，而且是水杉保护和发展的直接领导者，还是水杉文化的传播者。这其中的历史鲜为人知。 1948年5月，胡先骕与郑万钧联名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一文，宣告了水杉的科学发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郑万钧所在的南京林学院等院所，开始了水杉引种驯化及推广工作，1964年9月，中国植物学会在庐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引种驯化学术会议，交流了各地水杉的引种情况。其中湖北的潜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量栽植水杉彻底改变了平原湖区缺材少林的面貌，形成的“水乡园林”产生了广泛影响，广华寺(地名，江汉油田所在地）还成了水杉的"第二故乡"。为此，几年后湖北省召开了水杉科技协作会议，专门研究水杉这一优良树种的科技问题，湖北省委潘振武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郑万钧教授亲临会议指导。1978年3月"水杉繁育技术"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水杉的价值凸显。这是自水杉发现之后又一次水杉热。   由于当时通讯和交通都很不便利，整个拍摄工作十分困难，足迹遍及江西庐山、湖北武汉、崇阳、潜江和利川。由于当地党政领导与林业部门重视，以及有七十年代拍摄《水乡园林》的经验，影片拍摄的整个过程较为顺利，历时两年完成。1981年在全国放映后，不仅激发了我国种植和保护水杉的热潮，而且湖北成了全国平原绿化学习的榜样，水杉成为我国平原地区种植量最大的树种之一。 科教片《水杉》的解说词虽然字数不多，只有1940字，但可以反映出影片的全貌。解说词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富有文采。先是介绍了水杉的生长史，又通过关键人物介绍了发现和定名水杉的过程，概要介绍了水杉的科学价值和生态价值，还重点介绍了其扦插育苗的方法。可贵的是，解说词既准确的介绍了科学知识，而且语言口语化，生动而形象，便于社会观众的接受和理解。 当时，电影是流行的大众化传播媒介。借助这一形式进行林业科技知识的推广，有力推进了水杉的大面积种植。这是那个时代有效进行绿色传播的成功案例，值得今天学习借鉴。而著名林学家重视科普和传播，郑万钧先生堪称典范。尽管现在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我国拍摄的第一部珍稀植物彩色科学普及片《水杉》，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传播学研究意义。（参考文献：《科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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